“反右”时詩人流沙河交给组织的八封私人书信摘要

　　一点说明


　　“反右”时期，四川文坛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公案”。这就是著名的“《星星》诗祸案”。其时，因《草木篇》获罪的诗人流沙河，在当局相关人员的引诱威逼下，“天真”地以为“交出来就没事了”，说不定还可以“立功赎罪”。于是在写下万余言的《我的交代》之后，又将“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几个诗人朋友间的私人信件，交给了代表“组织”的《文汇报》某记者。

　　没料，不多天，这批信件的部份内容，就被冠以《流沙河交出的八封反动书信的内容摘要》这种耸人听闻的大标题，由《文汇报》整版发表，公之于世。

　　结果可想而知。包括几位通信者在内的《星星》诗刊编辑、诗人石天河、白航、白峡等全部被打成“右派”，无一幸免。并由此株连省市文学文化界的一大批作家、诗人及业余作者。石天河等最先是打成“反党集团”，后来更是升级为“反革命右派集团”。多人被以“反革命罪”被判重刑，入狱二十多年，九死一生。涉及此案的有人死于非命。所有人均遭家破人亡之祸。

　　“文革”后，石天河先生在《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一文中，述及这次“诗祸案”的事端经过和其结局之惨烈：

　　《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了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流沙河，当时是星星编辑之一），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

　　“《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先判无期，后改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先判劳教，后来被两次加刑到20年。万家骏先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黙生教授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派。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其中结局最悲惨的是剧作家丘原，以及信件中将提及的青年诗人徐航。徐航打成右派后送雷马屏劳教，大饥荒时，有天饿急，饥俄难忍时偷吃彝人包谷，当即被打成重伤后致死。

　　丘原在“反右”正式展开前夕，不知从什么渠道得了将“反右”的消息，自知难逃一刧。深思之下，以退为进，主动向当局提出，愿接受“开除公职”的处分，离开单位。就此躲过了划“右派”之灾。流落社会后，丘原在成都开了个美术商店艰难度日，倒也平静。“文革”中，丘原为朋友义气，帮助落难文友茜子（陈谦）脫离苦海（陈刑满后仍安俳在劳改工厂“就业”，与服刑人员无异），丘原为之提供了一个新疆朋友地址，让其出逃赴新。亊发后因牵连被捕。入狱后，预审员追问“同伙”的时候，丘原为保护朋友不受牵连，将吃饭用的筷子在地上磨尖，趁一个风雨之夜，蓋着被子躺在床上，用手摸到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用力扎下去。怕效果不佳不能致死，这个近一米八的大个汉子，插进血管后还忍痛不停搅动，让血流出，流得多一点。直到鲜血汩汩外流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丘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中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以上见石天河：《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第237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一版）丘原的结局，是整个诗案中最惨烈的。

　　审视这个文坛冤案，差不多就是两年前“胡风冤案”在四川的翻版。流沙河先生在该诗祸案中的角色，有点类似“胡风事件”中的舒芜。略有不同的是，舒芜交出私信被当局认定是“立功之举”，在“胡风事件”中未受任何处理，得以自保。而流沙河这次连“自保”也未保成。他也在运动后期被划成右派。不过没送劳教或劳改，而是留在原单位“机关管制”（他是其中处理最轻者，属于当局“宽大”）。“文革”前的1966年5月，流沙河发配老家金堂县一个小镇，当木匠拉锯为生，直到“文革”后平反。

　　石天河先生及“《星星》诗祸”的平反，其间还颇多周折。当初整他们的四川文联及作家协会的某些领导人，以种种借口拖着不办。直到惊动了时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胡耀邦，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胡、赵两人的亲自批示过问下，此案才终得平冤昭雪。

　　此案也导致流沙河与几位诗人朋友的反目。直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全部“平反”后，对流沙河先生当年将朋友间私信交给“组织”这种举动，始终不肯原谅。甚至斥为“卖友求荣”。至今还健在的石天河先生，不管是写回忆文章，还是与人交谈，每及此，仍不免耿耿于怀。并表示永远不会原谅流沙河。

　　这些“信件摘要”，原载1957年7月24日《文汇报》。几天后，被收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7月编印的《右派言论选摘》资料中。原标题为《石天河、徐航进行反动活动的证据——流沙河交出的八封反动书信的内容摘要》。

　　现在这个标题是笔者所拟。其中，有些信还加有当局所加的“编者按”、“编者注”之类，予以批判，多有上纲上线的攻击污蔑之辞。这里一併删去。


　　笔者前些年，在收藏界人士那里意外获得这份《右派言论选摘》资料原件，现原文照录(攻击性的“编者按”及批语之类删去)，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以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也大致可领略当年政治运动中，当局及执行人员，一心以整人为目的，没有底线，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心和手段。

　　上个月，笔者与当地及成都几位朋友，专赴座落重庆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拜望石天河老人。并将该文本的复印件赠天河先生一阅并留存。老人已年近九十高龄，但身体及精神尚好。思维淸楚且能讲，言及往亊犹历历在目。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石天河与流沙河两位，都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不知趁两位老先生在世之际，一笑泯恩怨？


　　（  四川 王锐）


　　（一）5月25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信收，“巴黎依旧微寒”，可悲可叹。我写了一篇万言书，希望你一字不易在扩大的会议上帮我朗诵一遍……。发言必需保持健康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很重要。盼为我转致丘原同志，只要是目前对提意见不起阻碍作用的人，都应该从团结出发，团结起来，共同向三大主义进行洒和风细雨的工作。切忌只追求泄愤，失去群众的同情，同时我认为应该注意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把揭露揭发事实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的里面，这样就可以使得阻力少些。

　　除了报纸上的消息以外，还有什么“本报内部消息”没有？暇时盼能见告。


　　（二）5月25日石天河给白峡的信

　　信收到，你没有把我的那几枝灵签念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但不要紧，我已经写了书面意见，比灵签上的暗示更具体得多了，你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

　　早几天我寄了三首诗来，如果能在六月初的“星星”上发表最好……

　　三国志演义上有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我看了以后觉得诸葛亮本可以毋需太费精神，何必呢？反正那“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活不几年自自然然的会死去的。


　　（三）5月27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怒火中烧，使我又写了一个补充发言。如果来得及，可在上一次的书面发言后一并宣读，同样的争取全文发表，但你如估计以后还有开大会机会，也可稍缓。对发言提出你的意见，来信研究研究，但若是大会不会再开了（我估计是如此），就请务必在会上宣读，别的顾不得了。

　　有三种方式委托你全权考虑。

　　一、两个发言一起读（在许多人企图“转移视线”、“力挽狂澜”时必须如此）。

　　二、只读一个，不读补充发言（以免触犯人太多）。

　　三、两个都不读，留下最后发言（请声明一下）。

　　第三种方式只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取。

　　个别地方字句可作小修改，如“李累的爪牙……”，“爪牙”可改为随从，对李伍丁的一段话还可加入“请不要误以为这是李伍丁在给省委提意见”等。


　　（四）6月8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6月4日信收到，你的处境我当然可以想见，你对鸣放形势的估计也是相当精确的。但你对我的心情似乎还欠缺理解，对斗争的能动性似乎也估计不足。

　　……此时此际为鸣放而挨打是正常的，不挨打是侥幸和幻想。所以我们不能怕挨打，不能因“气候不佳”而放弃斗争，相反的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要“假戏真做”，要“甘当傻子”，要“冒险犯难”。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从来就不愿意作躲在碉堡里打安全仗的人，过去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在四川三大主义势力的强横，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斗争，或者想等到三大主义自己削弱了，气候好了，再来说话，那恐怕我们不会有那样长的寿命……。历史上的暴君，他对人民的每一让步，那都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决不是心血来潮的皇恩。三大主义和这类暴君是非常相似的，没有斗争是不会有任何民主的。沙汀说（四川党员作家）这次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哄小孩的话，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地相信了它么？这次运动由党中央提出，这是党中央高明的地方，乃是先“由下而上”的了解人民的要求，然后才有“由上而下”的运动。如果我们听信了沙汀的谎话，专一地等候“由上而下”的气候转变，那我们就上了当……。

　　……我并不完全反对考虑“气候”问题，我觉得你的考虑是必要的，也能体会得到你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但是“气候”必须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不能求雨求晴式的去祈祷它的改变，斗争是有能动性作用的。例如：假若没有张默生老头子的抗辩，沙汀的那一段谎话便俨然以那“总结性发言”的姿态把鸣放扼死了，现在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这就是斗争力量可以改变气候之一个明证……。目前最不正常的，是对山莓、王吾、李伍丁等一群隐蔽得最深的虎伥还欠缺必要的有分寸的揭发，所以外人看座谈会阵线、营垒、旗帜都有些混杂不清，外间舆论之所以摇摆不定，中庸之道之所以纷纷出笼，我看是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的。

　　丘原的发言虽然挨了打，但并不算失败，对老贼陈欣、警犬傅仇等的揭露，都是深入人心的。仅仅对萧的那几句话，没有从群众观点方面多作考虑，所以有了破绽（其实如果实事求是地揭露萧，只要把他那假民主人士的面罩揭开，说明他并没有代表文艺界说话，而只是一心一意在为他老婆的翻译小说寻求出版机会这就够了）。

　　听说丘原走了，李累回了，文联内部在力量对比上当然显得怀疑，这一点可能也要在你的精神上发生影响，但我觉得眼光必须扩大一些，不要局限于一隅，要知道在文联内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象“三岔口”似的在黑店里面打黑仗。你自然有权避免。

　　关于我的“冤枉打”是不是挨够了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一下是必要的，没有远远的没有挨够，只要三大主义还存在着，我是随时都准备挨打的。你劝我的话，我知道都是出于忠诚的友谊，但实在说，你对我是了解得太少的。人生几何，写小东西固然重要，但我怀疑那样下去是不是会变成写作匠。人生的意义，我时常在探索，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苦于自己的盲昧。但有一点是我从经验中感觉到的，那就是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寄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通讯”，我觉得不必过分重视它，那些“意见”也无非是三大主义的变种，不要由它来支配我们的头脑，只能把它当作斗争的对象。

　　好了，我说了这么多话，而且很多都是和你的意见不同的，希望你不要生气。那个书面发言，仍希望你代为在大会上宣读。


　　（五）6月12日石天河给流沙河的信

　　寄出前一封信，我又觉得有些话没有说清楚，是否会引起你心里的不安和感到为难……。今天把这几天的报翻了翻，觉得你所说的“气候不佳”是有道理的，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很象毛主席的笔调，值得多加注意……。把发言稿退给我，我全部改写一遍，着重谈事实提建设性意见……。

　　我想斗争是必须继续的，不然三大主义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我前一封信绝没有任何不信任你的意思，希望你不要误会，我只觉得放弃斗争等气候转变是消极的，报上如果继续有对你反扑的文字，也希望你保持乐观，继续鸣放，实事求是地多谈事实，词句可以婉和一些，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你看如何？


　　（六）5月14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草木篇”提出的立身之道，无疑是当代人的缺憾，方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昧着良心的“唯物”论者，他们宣扬的是奴才哲学、奴才的立身之道……。我现在力量不足，且受种种牵制，未能进行正面的反教条主义的论战，只是用各种化名。在未识石先生（即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要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星星”既然一出世就挨打，说明它是值得坚守的阵地……。

　　在未来的战斗的道路上，我们的友谊会更加发展和深入。

　　“草木篇”那样的东西太露骨，今后还是不发表为妙。

　　同志，请您简略地告诉我下列的几个人情况。曦波所干何事？任何职？文艺修养怎样？

　　山莓在文联有无工作担任？向来在文学上做些什么？

　　储一天是“草地”编辑吗？为人怎样？

　　杨大予是否文联中人？通讯地址可知？

　　今年“红岩”上的几期围剿，我们准备在暑假里组织文章反攻，对晓枫的小说的批评，也要反驳，现在了解这几个人，以便知己知彼。


　　（七）5月25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你的反击已经知悉，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在报上读过了。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勇敢而且机智。此后的情况没有透露消息，我就不得而知。但是17日以后一直到24日，我心里仍然捏着一把汗，我想，如果您得寸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您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甚至重新陷阱。现在看来，您是明知的，我的顾虑倒是多余的了，一笑！

　　今天他们被迫作了一些让步，不过是为了舆论所迫之故……可以提醒您，周起应（按指周杨同志）及其徒子徒孙狗运享通把持着许多部门，由此可见，为持久斗战打算，更要保贵自己的韧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复杂得很，我们应该学会求生和保护自己的本领，所以单单有韧性还不保障，同时需要随地观察大气变化而决定行止。

　　24日报上一个教育工作者就抓住了丘原的“曾国藩和洪承畴”的比喻，借此反扑了一顿，这很好，容易转移读者视线。今后向外发表意见，尚需谨慎--先生们是惯于挑剔漏洞的。

　　你这次的发言已经震动了他们的铜墙铁壁，虽还不算大的摇撼，但也足以使其三天三夜辗转反侧了，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您更要小心，尤其是作品巧些巧些再巧些，他才会无计可施。

　　看21日以后的发言，企图装做“公正”而调和其间的越来越多了，这些中庸主义者故然令人可恨、可笑，但也无济于事，不必与他们过不去，否则增加敌手，反为不妙。

　　作为您的朋友，我诚恳的忠告：大反攻的时机尚未成熟。过早过多的损伤它们的牙眼，不会有好结果。为了真理的最终胜利，现在需要努力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对您来说，多写多发表诗是有好处的。祈望在最近两年看到您出版三四个诗集，我也曾经劝告石天河，要他辑集一些东西成册，市侩和文学商人们希图多出书，我们也希图多出书，然而这二种希图有本质上的区分。

　　……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指日可待，当然困难重重，至少亦需十年功夫才能奠定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来，如果它们不耍卑劣的政治手段，达到胡子（指胡风）们的“理论”则比“理论体系”已经接近完成，胡子的理论包含着许多谬误，无容（庸）否认。可是他们给新的“理论体系”之建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却是一大功绩。石先生说走在我们前面的人跌倒了，我们不讪笑他，但更重要的是吸取经验教训，另辟新天地，走另外的新的路。这话不错。

　　暴风雨横扫中国文坛的时代并没有到来，问题在于新的理论体系尚未完成，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缄默是必需保持的，在缄默中各人做自己的事，少发牢骚，要知道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我的文艺朋友很多，大半是学生和教师，散住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大，由于我从前秉性孤僻，不尚交往，我和他们很少联系，自进二师后，日夜感到联系的必要，已经逐渐和他们通信了。您在前信中也说您不尚交往，要不得，应当改变。


　　（八）6月10日徐航给流沙河的信

　　去年文联的“内部学习资料”自9月号的起，也请帮我要一要，至今年2月的止，我想从中了解这段时间文联工作的某些情况。

　　中国文艺前途大可乐观，据朋友们告诉我，现在许多大专学校以及文艺界人士，其中许多人在闹：

　　要求中央重审胡风事件；

　　要求周杨下台；

　　即以传达而论，校内各处墙壁出现有关的标语不少，外间之所以不知道，只是因为校方封锁了消息罢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顺利大踏步前进，胡风事件的重审是迫不及待了，等着瞧吧！最近二年要大爆发。

　　编者注：信中周杨应为周扬。

　　王锐，共识网  2013年0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