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人变成鬼、鬼变回人的跌荡人生

　　我的父亲熊小凡，乘鹤仙去已有五年了，但他的书屋还在，藏书还在，编辑手记还在，文学评论还在，与作者的通信底稿还在，……每一次，当我去触摸它们，翻读它们时，我都会感知“悄声而来祈愿去也悄声”的父亲，生前总是在为他人留下不凡的时代音符而埋头耕耘。

　　50年代末，反右运动刚结束，他就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了青年作家高缨写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那时文坛上的一朵艺术奇葩；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父亲又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土著”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他遗存下来的手记资料中，竟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揭发交待材料，其中，最令我惊愕的是，父亲交待了自己曾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材料。

　　从他交待的时间看，是从1969年4月15日至1972年1月19日，那时，我已上山下乡，在武陵大山中落户，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全然不知。今天，当我整理父亲的生平事迹时，我才发现，父亲的编辑人生，起伏跌宕，竟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它让我情不自禁的要去追寻父亲蹒跚的足迹。


　　父亲编出《达吉和她的父亲》

　　父亲曾是新中国建立时的第一批“文学青年”，40年代末，他“背叛”了父辈们在西南地区打拼出来的最大的集生产、商贸于一体的家族工商企业--宝元通（建国后转为国营重庆百货公司），只身独往，与几个文友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摹仿》，开始步入文坛。但很快，因该刊旗帜鲜明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仅出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建国后，父亲进入重庆剧协创办的戏剧电影周刊《观众报》任编辑，1953年，又调入重庆市文联创作部。此后，担任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编辑出版的文学月刊《红岩》杂志的文学编辑。

　　1958年，父亲的编辑人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此时，由毛泽东发起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己接近尾声。一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就已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诗人，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地处大西南腹地的重庆，一位充满创作激情的文学青年高缨，在走村寨进深山访民间后，含着热泪写出了一篇日记体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简称《达吉》）。他先读给老友杨乐、野谷听，结果他们都被小说中，两个不同民族的父亲为一个汉族女儿“夹血带泪”的爱与恨的故事感动。于是，高缨信心满满的将小说初稿交给了《红岩》编辑部任编辑的父亲熊小凡。此时的父亲，其编辑人生已近十年，对文学作品颇具鉴赏力，当他一口气读完《达吉》时，竟像在沙漠中久渴后突然喝到一口甘甜的泉水，父亲好久沒有读到如此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父女之爱，骨肉之情的小说了。因为自建国后，文学艺术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一个阶级的武器”“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青年的最好信条就是“当一个留声机”，而“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追求真理。”（郭沬若语）可想而知，歌颂、图解、说教、附会等创作手法，己成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常态。但眼前高缨的小说则不然，他突破了“革命文学”的禁锢，从现实主义出发，描写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实人性。

　　父亲凭借一个文学编辑的敏锐嗅觉，认定小说《达吉》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且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打磨，得到《红岩》主编王觉的首肯后，于1958年3月号的《红岩》月刊上，向读者推出了这部佳作。

　　很快，《新观察》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由《新观察》主编樵渔举荐该小说的《一篇引人入胜之作》的评论文章。樵渔赞赏道：这是一篇“清新流畅、引人入胜之作，”“你要懂得什么是艺术魔力吗？这就是”。

　　正是发行量很大的《新观察》，将《达吉》从小众读者推向了大众读者，紧随其后，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达吉》的单行本。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艺术这块土壤，经数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已显得贫瘠、干渴，读来感人肺腹、真挚生动的反映人性的艺术作品，己是难觅踪迹。正是这种人的文学的断裂，《达吉》一经推出，便很快在全国读者中流传开来。据文学评论家陈朝红回忆：当时“大学生们把它改编成话剧，画家们把它改编为连环画（连环画后来还到美国展出过），”“冰心老人还建议把它选入中学的语文教科书”。《达吉》一时轰动全国，影响经久不衰。陈朝红还说：“《达吉》被公认为是高缨早期重要的代表作，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堪称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之一”。

　　1960年春，峨眉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将《达吉》搬上银幕。不过，从小说《达吉》到电影《达吉》这一期间，另一种声音出来了。据《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赵晓铃回忆：当“争议从电影界到整个文学界，由四川到全国，有的文章似乎将小说《达吉》当成靶子，来批判中间人物论，思想落后感情狭隘，沒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红岩》的主编王觉挺身而出，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近万字的长文，从别林斯基到日丹诺夫一阵引用，只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马赫也是可以有情感的，可以伤心落泪的。争议的双方各不相让，尤其是否定小说的一方，语言是越来越尖锐，发表小说的《红岩》编辑部感受到的压力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的”。显然，作为小说《达吉》的责任编辑的父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更难以想象 。

　　就在电影界到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高批判《达吉》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沒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感情的声浪时，据陈朝红回忆：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从著名演员赵丹等电影界人士口中获知，电影《达吉》与小说《达吉》引起了激烈的论争。随后，周恩来看了电影又读了小说，再多次召开座谈会，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后：“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并批评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总理的讲话，尤如一声春雷，使数度经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适、批胡风、反右运动后，早已冰封万里、无声静寂的文艺界复苏过来。会后敢为人先的赵丹，在受邀与总理一起登香山时，斗胆直言与总理不同的看法：“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经过一番论辩，总理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令人惊喜啊，两会上关于《达吉》的论辩，竟无总理与文艺工作者之分，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其自由讨论之风，很快又传到电影界、文学界、新闻界……，一场关于《达吉》的争鸣在全国展开，此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大地苏醒过来，文艺界出现了勃勃生机。

　　令父亲欣喜的是，由自己编发的《达吉》引起的这场讨论，从1961年6月周总理讲话始，一直延续到1962年11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真是奇迹啊！这场论辩从以势压人到自由讨论，从批判到争鸣，从政治回归文艺，反映

　　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实人性的文艺作品《达吉和她的父亲》，竟给中国文学艺术界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文革爆发，父亲交待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

　　编辑《达吉》小说，是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对“人的文学”的一种审美追求，他知道读者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

　　不过，令父亲有些沮丧的是，文学的春天太短暂，随后而来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使《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一道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们家因父亲出身民族资本家，被视为“黑五类”家庭，在红卫兵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横扫”，遭到红卫兵两次抄家。9月，我奶奶在临江门的家被抄，抄走的家什、衣物全是几十年添制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另有个人存款100元。10月，我们在文联的家被抄。当时，我看见文联闯进一队红卫兵，他们个个身着军装、扎着皮带，左手臂上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套。在人的指点下，直奔我们家而来。一进门，他们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个领队模样的女生说，我们是来“破四旧”的！ 然后对父亲大声呵斥：

　　“你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快，给我站起来，把全家人集中到毛主席像前，站好！我们今天要抄你们的家！要破你们家的四旧！横扫你们家的封资修！！”

　　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姐姐、弟弟和我，全都被叫到父亲的书屋，排成一排，像罪人一样对着毛主席像低下头，任凭20多个红卫兵在几间房子里翻箱倒柜，撕书砸物。不过小半天功夫，我们家就翻了个底朝天。被抄去的东西中，有父亲多年集成的书籍、照片、日记，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图文保存下来以外，其余全被撕毁、烧毁；我们全家人的所谓属于“四旧”的衣物、日用品也被抄去。另还有外婆的现金50元、活期存款50元、定期存款100元，共200元；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积存下来的全国粮票50斤、省、市粮票30斤也被抄了。令我气愤得是，我看见一些红卫兵把小件东西往自己军包里装，钱和粮票也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事实上，当时我们家被抄的东西，都是建国后父母用工作的合法收入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一件是违法所得，更不是靠“剥削”而来。

　　但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他被“请”进了重庆市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大队十二中队”中学习、写交待材料。交待什么？资本家家庭的罪恶、狐朋狗友的罪行、同事邻里的罪孽……

　　我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发现在学习班中，父亲写了各种交待材料，它们之多装满了半个抽屉，其中不仅有交待自己“罪恶”的资本家家庭、还有交待他所参加过的重庆市文联“东方红战斗兵团红文艺”、参加编辑造反军战报，但让我更震惊的是，我还看到了六份父亲交待他如何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并为之“翻案”的材料。

　　父亲在学习班时，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批林整风几个运动中的运动。而在每个运动中，父亲都被迫交待了他为“罗广斌叛徒集团”翻案的罪行。

　　当我翻看这些交待时，我发现，一开始，父亲就被迫“低头认罪”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自己不但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地是紧跟了从罗广斌叛徒集团到刘、张一伙阶级敌人，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反军、翻案、篡权、复辟的阴谋卖力效劳，抬轿子，吹喇叭，制造舆论，上了贼船。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我所犯的错误，是根本立场的错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

　　尽管一开始父亲认罪很虔诚，并自己给自己无限上纲，但仍没有通过。此后，父亲又被迫继续交待和认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中，又进一步交待了自己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他写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五．一六”、“三老会”有组织的罪恶阴谋。

　　整个翻案活动，是在被中央文革清除的戚本禹一伙的支持和指示下进行的；是在刘结挺、张西挺操纵、支持下进行的；是在同“三老会”头目紧密勾结下，盗用群众组织“专案调查组”名义进行的。我参与这一活动，就是站在了这条黑线上；

　　二、“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阴谋篡权复辟。

　　在“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中，“五．一六”、“三老会”的主要罪恶阴谋之一，是在思想上散播和鼓吹“受压就是左派”的极“左”思潮；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路线上，企图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搅乱阶级阵线，把一伙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打扮成“左派”、“革命干部”，总之，是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权复辟；

　　从这一段交待中，我读到出身“黑五类”的父亲为罗广斌翻案的无奈，他是在“受压就是左派”的思想支配下，“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三、“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2、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我们企图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翻案，在政治路线上，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在解放前后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一六”、“三老会”和罗广斌叛徒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分裂，将自己伪装成所谓“正确的”路线，对抗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则是为了把罗广斌一类叛徒、特务继续包庇下来；把肖、李、廖一类三反分子“解放”出来；为刘、张、“三老会”、“五．一六”在四川、重庆营造独立王国作好干部准备。总之，他们的右倾翻案是直接为打开两个所谓“突破口”，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我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所犯错误的要害也正在于此。

　　读到这里，我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将为罗广斌“罪恶历史”翻案，无限拔高到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要知道，罗广斌与我们家比邻而居多年，我们共用一个阳台，我们两家有左右邻居的友情，再加上，罗广斌写出歌颂川东地下党的《红岩》小说，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是知道罗广斌其人的，翻案果真是要……


　　四、我在整个翻案活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

　　自从罗广斌自杀身亡后，我就积极参与了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的调查。1967年5月，我与文联几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同事去北京上访，走访了公安部、中央接待站，想了解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态度，后又到成都调查罗广斌的历史。我们的所谓调查，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不仅在于要翻罗广斌叛徒历史的案，还企图同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串供，伪造历史，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捂住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招降纳叛的盖子。是对革命群众揭露罗广斌叛徒面目和刘少奇这条黑线进行的猖狂反扑。但我当时未能认识到“翻案”的严重性，我之所以顽固地站在他们一边，是认为在文联机关，自己与罗广斌都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罗广斌案如果翻不过来，自己仍不免“受压”，“命运相共”，就决定了自己必然要为罗广斌亡命奔走。


　　2、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

　　“罗广斌叛徒集团”利用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包庇，又利用了“工作组”

　　推行资反路线，以及用“左”的面貌玩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文联工人和革命群众，拉拢象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阴谋上台的。……篡权后，他们在文联机关疯狂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叛徒、特务的面目，巩固后方，插手社会，妄图在全市篡权。在这个过程中，我积极支持和追随了他们。当时，我被他们的“党员”招牌和极“左”面貌所迷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由此认为，只要紧跟他们，他们就能把自己从资反路线的迫害中“解放”出来。正是由于这种“私心”，我接受了他们的拉拢，把自己绑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战车”。


　　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

　　毒草小说《红岩》本身就是一部翻案黑书，是直接为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树碑立传的。《红岩》小说又直接同肖、李、廖问题相联糸。在革命群众揭露了这本黑书的反动本质及其在刘少奇黑线下炮制出笼的阴谋以后，我们“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千方百计进行反扑，竭力为《红岩》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时利用同一个班子大肆肖、李、廖翻案。我们为肖、李、廖翻案的罪恶目的，还在于企图打开所谓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突破口”，把肖、李、廖一伙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解放”出来，实现其反革命篡权。而我对此，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积极予以支持的。

　　父亲在这几段交待中，让我终于体会到，受到禁锢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渴望“解放”出来的心态。那时，你要“解放”出来吗？就必须自损、自毁、自残，要把罗广斌的罪行和自己参与翻案的罪行无限上纲上限，甚至不惜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挂起钩了。


　　4、我积极为“罗广斌叛徒集团”整个翻案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我不仅直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活动，还十分卖力地为他们扩大社会影响，四处兜售他们的翻案黑货。我在当时有影响的小报上，发表他们炮制的翻案文章，为他们寻求社会支持。我参加《造反军战报》的编辑工作，就抱有这样的企图，希望利用这个报纸抛出为罗翻案的材料。这表现了我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顽固性。尤其严重的是，江青同志给罗广斌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我的手带往成都的，致使“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拍成照片公然登在翻案小报上，用来大肆招摇撞骗。

　　我很惊讶，父亲见过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江青还经父亲之手送给罗广斌四卷《毛泽东选集》？父亲是不是想暗示什么？但事实上，又正是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因此，“罗广斌叛徒集团”就成了铁案？我有些糊涂，不可理喻。

　　我之所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右倾翻案活动，将自己陷入翻案复辟罪恶的泥坑，完全是由于自己没有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家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使然。通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年的学习，我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今后，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深挖其所犯这些错误的根源，以同错误决裂。我决心今后在党的教育下，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脱胎换骨，向党和毛主席赎罪！

　　读完这篇交待，我眼前竟出现了一个“罪孽深重”的父亲。文革中，他曾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贼船，竭力为大毒草《红岩》小说、并同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更可怕的是，还参与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祸害人间的“鬼”！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文学编辑，他在恶浪滔天的运动中，竟不敢正视罗广斌和杨益言共同创作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尽管书中写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斗争的故事，可以说，它曾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不过，如果穿越时空回到那时--1967年2月，作为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不低头认罪就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那时罗广斌被重庆某学院红卫兵从家中绑架走后的第五天，就传来在关押地“畏罪跳搂自杀”的消息。到了1968年3月15日，在中央首长“3．15指示”中，因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于是，罗广斌被定性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就成了铁案。在“铁案”面前，父亲不得不承认自己参与了“翻案”的罪行。


　　噩梦后，又推出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好不容易，熬过10年噩梦，中国才开始回归理性。1979年夏初，《红岩》杂志主编王觉又毅然带领老编辑部的同人们，恢复出版了已被停刊的《红岩》杂志。但此时的父亲心有余悸，他将当编辑办刊物视为畏途。然而，在王觉主编的精神感召下，父亲“又跟隨他从头迈步”，去促使《红岩》焕发新的生命。

　　重新起步困难重重，父亲说“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第一期刚刚编完便陷入稿荒，几乎无以为继。王觉和我们一样焦灼。正巧听说周克芹有一部长篇小说，王觉便亲自带了几个同人去内江看稿，结果带回来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并请来作者一起研究修改”。

　　其实，令《红岩》同人们想不到的是，长篇小说《许茂》的发现和采用，将使《红岩》继《达吉》之后再创辉煌。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许茂》竟让他又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同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

　　文学评论家殷白曾说：长篇小说《许茂》，“写出了1975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暴露出‘四人帮’为害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农村痼疾，已经到了不能掩盖的边沿”。

　　小说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然后，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回答：“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彻底翻了身，他们认定跟党走沒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当他们通过比较，通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时候，他们自觉自愿地把土地、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集体，巴望着乘上这只社会主义大轮船渡过汪洋大海，通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祖祖辈辈 永远摆脱贫困……，可是，后来这只船像搁在滩滩上，走不了啦！贫困像鬼魂似的跟着他们。……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像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

　　如果追溯建国以后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几桩历史公案，我们会发现长篇小说《许茂》的历史意义。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工人农民“九天九地”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大儒为农民生活太苦而鸣不平；1959年，彭德怀与毛泽东关于农村浮夸风盛行，犯了左倾错误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将帅为中国农民受乌托邦之害而上书直言；1962年，田家英、邓子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是非之争，是党内有识之士为中国农民实施生产自救而求实的辩护。那么，1979年，长篇小说《许茂》的推出，无疑是中国农民自己对数十年乌托邦狂飙和政治运动的否定。

　　《红岩》杂志慧眼识珠，断定这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好稿件，当即决定采用。但有了一篇好的稿件，尤如有了一块好玉，还需要加以打磨、雕琢，使它最终成为一件文学精品。我的父亲，荣幸地担当起该小说的责任编辑。

　　周克芹的原本稿件，充满“土著”作家对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里，多忧愤、多悲悯、多质疑，调子似乎有些灰暗，但在这灰暗中，父亲又发现了小说中有悲剧色彩的许茂们，仍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未来追求的亮点。只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描写还不够丰满、不够典型。于是，父亲用手中的笔，将这件不可多得的好玉的最亮点凸现出来，让小说“释放”出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活力。

　　父亲记得，当时《红岩》发稿时间紧迫，需要在一星期内将这篇小说打磨成精品，故编稿难度较大，但父亲赞赏《红岩》同人们的眼力，发掘了这篇“土著”小说，他愿意夜以继日去编稿。

　　一星期后，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经打磨、雕琢后，终于成为“出于其类、拨乎其萃”的作品，《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令人惊喜的是，该小说因为典型环境（中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农民），并着力对政治运动危害中国农民利益的批判和反思，而赢得广大读者的热捧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

　　1980年2月，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给读者进一步解读了《许茂》。

　　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一书，发行达16万册。


　　1988年12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终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茅盾文学奖。而搬上银幕的《许茂》，同时获得相关电影奖项。父亲也因编辑长篇小说《许茂》而荣获“中国作协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经历了大起大落，他还是秉承了一个文学编辑的基本审美原则，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只要是反映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等人性的小说，父亲都会用本能的鉴赏眼光，让《达吉》和《许茂》们闪烁出人性的光彩。当然，不管是《达吉》还是《许茂》，或多或少还带有“文以载道”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终究是瑕不掩瑜，它们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在反复翻读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信札、手记、交待等资料时，我都会对父輩一代知识分子在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后，还能保存下一份人性的本真而肃然起敬。

　　山月，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