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5日 星期一
1989年播发胡耀邦讣告的曲折过程揭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人只是极少数,如王丹、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在即将起灵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遗体前,说了一段深情的告别话。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
摘自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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