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印象——黑暗时代拾零

我个人觉得把九大之后到批林批孔之前一段时间叫做文革中期，比较合适。这倒不是说什么都要有个上中下才成体统。文革中期是文革开创的各项成果开始力图推广 和巩固的一段时期，同时也是旧有势力以促生产的名义力图恢复以前的一些做法的一段时期。其中发生了对文革有决定意义的林彪事件。作为学生，对这段时间中各 种企图的此消彼张没有那么敏感。但名目繁多的各种做法，大多还没有完整开张就换了章程，让人迷惑不解也是有的。     红卫兵小将也好，老将也罢，都爱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词来表示自己的气势豪迈心胸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当年自问却不答。红卫兵替毛泽东当差，底 蕴缺欠，大多问过后要像过坟地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似地麻利儿喊一句：无产阶级主沉浮！多年过去后，想想也是蛮可怜的。嘿嘿，谁主沉浮也轮不到你，你跟着起他 娘的哪门子哄啊？     1 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接班人     到了九大召开的时候，北京的复课闹革命已经有些个日子了。但是九大之前的复课是名义上的复课。老师的权威不在，这个课是比较难复的。工宣队，军宣队固然对 于复课有些作用，但老师未必对这些时刻可能离开学校的权势十分相信，工人军人对老师们也不信任，所以他们对于恢复秩序并不热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大之 后不久。     以往，如果一个学生无故不来，老师会让住在就近的班干部去家里看一下回来报告。多日不来的话，老师可能会亲自家访。复课后的一段时间里可没这么一说。于是 逃学的人十分多，多到终于让最笨的人也认识到什么叫做法不责众，不逃白不逃。再说老师也不可能家家都去做家访，顾此失彼会被埋怨不公平，真公平了那还不把 他/她腿都遛细了啊。     那时候我和院子里的或者是班里的同学结伙四处玩耍，着实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当然心里也不是特踏实，便又互相打听不在班里的时候到底都有多少人还去了学校， 想掌握好分寸，不要做得过于显眼得意忘形就是了。有个年少的高手告诉我一个好主意：掌握好班主任的课时是最重要的，因此你可以逃半天的学，精致到可以上一 堂课逃两堂课。年纪轻轻地就懂得了什么叫做分秒必争，见人下菜碟。     这段时间过得十分无法无天。大多数除了拍婆子，什么都学会了。拍婆子这事让人羡慕还时髦，但那的确是要坏出个名头才可以做。都知道，婆子是要带出去遛达才 算是你拍着了的。邻里间两小无猜，张大妈的大丫头和隔壁李大婶的二小子好，那不算是拍婆子。两人底下悄悄地你喜我爱也不算。招摇是拍婆子的基本特征，否则 就是锦衣夜行没意义。可带着婆子四处招摇，让人三拳两脚给镇了，脸是丢不起的。我们这伙子人都没那么大的份，想拍怕也拍不到，只好不拍还落个不近女色的豪 迈说法。但拍婆子这事上的无能为力不能作为自己在其他方面不作为的借口。只好在其他方面找齐儿。     说抽烟。院子里有一个算一个，从小学三年纪左右以上都算是适龄烟民，抽烟这事我看见过的例外与打预防针的例外相仿。实在没钱买烟了找马粪纸卷起来照抽不 误。抽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嘴上要叼颗冒烟的。至今我早早就戒烟了，可要是和人比吐烟圈儿，对手不多。我的朋友可以在手指的轻磕之下一口烟吐近30个小烟 圈，十分精致。我们都练习过吐烟棍，不果。也特意练习过要让烟深深入肺，过桥(一种抽法)什么的，不然抽烟的架式不够老到容易露怯，因此哥儿几个都有醉烟 的经历，滋味儿不如喝醉了好受。     抽烟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做的事。大庭广众下不宜，主要是怕有认识我们的成年人看见反映给家长。因此可以选的地方有：暖气沟，双职工家庭里没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最好是家里有人抽烟的，高楼顶，城外。能这样做的基础是：不去上课，去上课也没有作业。当然，革命中的家长们自顾不暇忧愁满腹进而粗心大意也是不 可或缺的。     再说打架。生人之间打，熟人之间也打，埋伏别人和被埋伏都要打。埋伏别人是打群架，吃了埋伏以后转过身去就要算计埋伏别人，直到这个喳儿有人出来说和为 止。孩子们迅速地变得匪气十足，匪话连篇，见了杨子荣也不认师傅。年代久远，我还能记得那时候出去跟人家叫板或者给自己壮胆的切口已经不多了：     “哥们儿，你们丫哪儿的，找碎哪吧你？。。。”这是最典型的街头叫板，和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差不多一样成为标准句型。再加上少许的替换词或前缀后缀，这架就算查上了。     “操，你丫敢跟我这儿叫喳辈儿，我连你丫挺的戳辈儿一块儿废了你丫信吗？”这就是充满自信的深度叫板了。往下一般会把后台亮出来做比较了。这个后台包括你所在的院落和顽主的姓名。     “你说怎么练吧，晌午，晚不晌？刀子？板带？口里？口外？荤的？素的？”这就是在商讨约架的具体事宜了，时间地点程序规模内容FORMAT什么的，简洁明快，比金庸利落多了，有古龙的风范。     。。。。。。     不守规章制度是家常便饭。比如说蹭车，就是坐公交车不打票。有时候不全是为了到一个地方去省车钱，纯粹只是为了竞赛！我后来大约想明白了为什么大多数孩子 都没有被抓。因为那是当时的一个风气，仿佛是一个新的电玩出来孩子们相约都会去买一样，效仿的人十分多，想管吧，一大堆孩子，跟蚂蚁似的，你管哪个？孩子 们身上的确没有钱，你把他拉到总站也不能让他们走着回来，出了事担待不起，倒不如不管。这和孩子们下车之后互相吹嘘自己本事高超胆大心细因此安然无恙毫无 关系，根本就是一错觉，真要想抓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到公园去玩，也是翻过铁栏杆拉到，没谁会去买票。最后跑出个雷锋同志，干脆把公园的铁栏杆中的两根铁 栏杆拉弯了，十分醒目，像一扇月亮门一样邀请大家免费进入，大大地方便了革命接班人们，有助于把参与革命实践的年令限制进一步降低：一二年纪的小孩子就不 用发愁翻不过栏杆了。我后来想这一定是个有些岁数的雷锋了，不仅有气力而且知道使用杠杆原理。     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去陶然亭游泳池排队买测票。所谓测票就是买票参加深水区游泳资格测验。浅水区(深度：1。10米--1。40米)经常是人满为患，煮 饺子，一个猛子都扎不出去。因此只要能游200米的人都希望能够通过测验拿到深水区(深度：2。00米)游泳的证件(一张可以贴在游泳裤子上的合格证)， 因为深水区人少一些游泳比较自在。     我们知道排队的人会很多，只好在卖票的前一天晚上去彻夜等待。一伙儿四人，足足地等了一夜。一夜过去到早上不过30多人在排队。哪知到了快开始售票的时 候，来了一大堆根本就不打算排队的，加入了拥挤的人群。我们就在铁栏杆通道里面却几乎被挤出来。你想嘛，都是半大小子，都不讲理，可不是森林里怎么来我们 这儿就怎么来嘛。我亲眼看见有人被挤得放弃了跑出去放声大哭，还有就是争执起来打架的，但不严重，知道孰重孰轻，推搡两下就又加入拥挤的马蜂窝。这个黑压 压的集体发出的声音跟放出笼子的野兽没什么两样。要让我挑这一生中经历过最厉害的拥挤，这次绝对是首选因为我想不起哪一次可以算第二了，与之相比别的拥挤 似乎都可以排队视之。有一刻我也觉得挤不动了，气都出不来了，往任何方向摸过去都是汗水，滑腻腻的(有好多人都是光脊梁在挤)。好在有两个弟兄已经买到了 测票，他们并不离开反而返身加入人群帮我们两个挤。我是第三个买到测票的。然后三个人想法顶最后那兄弟。当这老兄终于买到了测票之后大约不到10分钟，所 有的测票卖光了。我们四个疲惫不堪在那儿歇了一阵，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排了一夜的队却几乎空手而返，每个人除了一连串地说我操他妈以外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 表达困惑。不过我们很快也就明白了，当时有句红卫兵们常说的俗话叫在战火中成长。以后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就不婆婆妈妈地想为什么了，我们会研究在拥挤中可能 遇到的技术问题。顺便说说，女生不参与这个拥挤的马蜂窝。她们另排一队，也遵守排队秩序。我想，测票可能分男女(游泳测验时也分男女泳道)。其他地方女孩 子在排队时夹三儿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何在这里竟井然有序呢？一个兄弟说：你丫也忒傻了，还用琢磨吗，你没看见队外面一圈儿她们的戳辈儿都在那儿站着吗？这 才明白过来，敢情这儿排队的大部分是有主的婆子啊。看来道上的人的情人们尽管不相识也能相互间彬彬有礼，地下世界里的规矩倒还通些情理。     这就是九大前后学生们的状况。几乎没人关心文化学习却每时每刻地学习着如何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通过森林里的原则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活法。以前学习好一 些的多了一点迷茫，但形势逼人也只能迎头赶上，而学习差一些的经常捷足先登。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激荡出多少人的愚蠢或肮脏，今天已经算计不清楚了。能够 回忆出的事实是：成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场革命使他们无瑕顾及子女，孩子们只好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成长的代价包括多年后的缺知少识，迷信暴力，好勇斗 狠，无视法律，蔑视讲理等等，当时是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可悲的是，这个代价一不是明码标价，二不是自由选择，一当付出后，许多人就残了。     2 慢慢恢复秩序     社会秩序慢慢恢复当然是在九大之后。有些地方省革委会成立得早些的，秩序恢复可能稍微早一些。北京是以密集的公审大会来标志秩序恢复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混乱状况下治安败坏的情况在持续发展。抢劫甚至大量发生在小学生之间。抢劫的物品包括：军衣，军帽，回力鞋，纪念章，以及所有抢劫者 看上眼的东西，自然还有钱财虽然不多(有时就是人家打酱油的钱)。当时对此有个说法十分形象：被人洗了。初中生杀死人的情况并非罕见，看看关于小混蛋的回 忆就知道了。我们已经麻木到把这些事不当回事了，像谈论某人丢东西一样说到某人被劫了(被人结伙打了)，被洗了(被人结伙抢了)，不大当回事了。一些人被 关进去但效果不彰。     九大之后，一系列公审大会召开。第一次被组织参加这样的公审大会那天是个雨天，要走很远才能进入预定的地区，到处都是人，然后就是长时间等待。那一拨大部 分说法上是刑事犯，40多个，起码3/4都是死刑，立即执行。我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台子上发生的细节，不知道是几排，反正台前站满了，“罪行”都差不多， 没什么大区别。这样的杀人过程和处决谭嗣同秋瑾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起码“围观”的人数多二十倍也不止，还要跟着糊里糊涂地喊口号。大喇叭里面带头喊的是 一男一女，跟着喊的时候可不分男女，我们比他俩还累。公审之后，你会在到处看到公审的布告，被判死刑的“罪犯”人名上打一个大红叉。     老师们比较重视这些机会。他们感觉到了秩序的链条开始拉紧了而他们是其中一环。于是他们把公审之前之后的工作都做得份量十足。当他们的“积极性”稍微高一 些的时候，逃学就不容易了。街道委员会一直是依附于派出所存在的基层镇压机器，文革中一度让位于更为血腥的暴力。这时候它的功能，尤其是监视功能，渐渐地 恢复了，并在其后的督促学生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时候会经常看到派出所所长骑着自行车(巧得很，他是我同学的父亲)进出各个院子，街道侦缉队的成 员因此神气活现底气十足。要知道一两年前，他们绝对是红卫兵造反的败将。院子里给其中头头的大字报充满了动物和排泄物词汇让他们抬不起头来。看来，从河东 转到河西，有时候不用三年。街道居委会从来没有红卫兵那么嚣张，却老神在在，施行打击时节约得很精准得多。以后当我回国时看到老头老太太们带着红箍在街头 散步四处张望的时候，我知道，不用问，这个专政机器的一切都还在。小瞧这链条中的第一环是会吃亏的。     上山下乡，五七干校，以及早些的大规模迫害四类分子，让一度喧闹的城市稍微平静了一点。至少那种几十辆自行车游街式的呼啸而过的飞行游行不大常见了，抽风 似地庆祝老头子最新指示发表随即荒腔走板的跟风乱来也少了一些。让别人倒霉的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自己也开始倒霉，其崛起时的辉煌和破灭时的狼狈让人目瞪口 呆。名人的兴衰在文革中犹如走马灯，可说是转瞬即逝，比如蒯大富，便是再生再死。可以说，秩序渐渐的恢复是以红卫兵急风暴雨式的造反整体被分化镇压后退出 历史舞台作为标志的。文革的新人在成长，他们的道路在经历秩序的破坏和恢复之后与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相当不同。     对于收获颇丰的一些文革中走出来却还没有倒霉的新人物来说，他们早早就与他们以前打击过的官僚们在恢复秩序这点上结成同谋。同床异梦固然让他们心有不甘，但那张床他们还是要的。即便是没有文化，历史知识为负的家伙们也会直觉地感到没有这张床的噩梦他们是做不起的。     3 秩序恢复中的老师和学生     老师的权威在逐步恢复后，就渐渐露出了他们以前对党的教育事业忠诚的本色。他们之所以不能彻底又迅速地回到以前状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不想，而在于他们对 于新生事物也需要时间理解。当然，他们的理解速度惊人。很久一来，无论他们吃了多少苦头，他们对于党的指示的理解速度一直惊人。这样温顺的一群成为共产党 随时出卖的对象，被出卖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理解出卖后要做出个样子来。     教材变了，他们教起来却毫不费力，经常尽情发挥。这时候教材的文化含量之低直追蛮荒，可他们却竭力要把它说得有滋有味儿。有个女老师说话有点儿小舌头，给 我的老师代了一些课。大约是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教材发挥得不成样子。不断用逼视孩子们对死亡的畏惧来阐发英雄的高大情怀。在渲染英雄舍生忘死之 后，她会把人点名叫起来问：在这种情形下，你会怎么做？怎么回答？牛B不好意思，不牛B要挨训。就没有一个人敢于起来问她，老师您打算怎么做？她声音尖锐 又有些杂音，一堂课下来让你总想到用煤铲刮水缸的声音。     一般说来，说到那时候的一个英雄人物，无论他是刘英俊，还是蔡永祥，老师的慷慨激昂会让人有把老师和教材中的主角重叠的错觉，老师因此也高大起来。这时候 不便跟他们对抗，他/她站在理上。我有时会恍惚：如果老师面临英雄遭遇的险/困境的时候，他/她会不会也像他们说得那样奋勇献身呢？如果说回答没准儿是愚 蠢的答案，我觉得最好的答案是：真没准儿。文革的疯狂是触及灵魂造成的。既然为了一个电线杆子就能在不习水性的情形下跳入洪水丧命后成为广为人知的英雄， 发一阵子疯，赌个英雄的新出身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这理想并不肮脏反而十分单纯。单纯的理想才招致疯狂，老谋深算后的三思而行在那个时代并不被人欣赏，而 且很容易被看穿招致批判。     老师批评起同学也是一套一套的毛泽东语录，再也不说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而总是说你对得起毛主席吗，再也不鼓励同学们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反而处处提醒同学要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克服个人主义，狠斗私字一闪念。再也不当众夸奖学习好的同学(不去说那样做合适与否)，而是强力批判白专道路了。     当老师们从文革的闷棍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学生瓜娃子大多就不是对手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把这种对专制的臣服后来居上到有声有色的表现解释成斯德格 尔摩症。中国人的命运十分悲惨，大量相似的病例在历史上横七竖八地矗立着，却居然没有病出个名字来。一个发放诺贝尔奖金的国家里只因为几个人的耗时不久的 一个案件居然在人类病例的挡案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天理何在？我们说我们自己不好，有病，想给这种病起个名字，病得稍微冠冕堂皇一些，不好吗？要知道文革 发生在那个著名案件之前很久，范围大得不可比。当然我也承认，实际上在中国教师中发生的要比简单现成的解释复杂得多，而命名这些怪病的时机也许还没到，也 许已经过去了。     学生也是一样的。在批判了刘邓黑线后的学校里，剩下的就是独遵毛术了。这极大地影响了尚在处于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的所有文字。要知道，正经出自官方的文章 文笔是相当通顺的，也是时尚。例如进入70年时的第一篇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我们坐在教室里听喇叭广播这篇社论。很多人以后就有意地在自己的文章里 仿效其遣词用句，特别欣赏“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安定的绿洲了！”因此当时大而无当成了时髦。一篇旨在加强 班级日常纪律的呼吁和批判刘邓路线联系起来已经十分勉强，竟然会和世界革命，长征回顾，旧社会的暗无天日联系起来则实在是荒唐透顶，但这还没有完，如果能 扯上秦皇汉武，说他们略输文采，那就是好文章了。“WOW，这文章写得太棒了”。在喝彩声中，那个人会记得下次把唐宗宋祖加上去，弥补以前的遗漏。你再夸 他一次，他就会再加成吉思汗了。只是因为毛泽东的词里面有这几个人，到底这几个人干了些什么，如何了得，为什么被老家伙相中了则不甚了了。有关历史知识从 毛泽东诗词注解里，从毛选的注释里来了解。不就是跟着毛主席犯狂吗，不用管那么细了。看不到任何平常的说理，俭朴的叙事，平庸的琐碎，温柔的纠缠。一个个 都跟吃了枪药一样斗志昂扬，吃了春药一样顽强坚挺。本应吃泻药，但市场上没货，有货也没人敢卖，直到最后等来了林副主席，他被烧焦的躯体成为治病的药引 子。     这个时代造就的特有文风，学风和作风遗害多年。多年后，我看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到里面的主角把家长的军人行头找来穿戴上挠首弄姿的时候，十分感 叹。我们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王朔没有说谎。市面上当时最流行的几个句型，如“操，打他们丫挺的”，或者“丫不服，给丫打服了”，其表现出的令人绝望的愚 昧状态需要什么力量来拯救，让人吃不准。盼望战争的年轻人们(可以参见老鬼的回忆录)对于战争的理解由于共党宣传自己在武装暴乱时的各项丰功伟绩的谎言变 得更加荒诞。比如说，没人知道朝鲜战争中双方伤亡的人数，越南战场上我们死了多少人。军队子弟们说到他们的前辈，甭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多么离经叛道，只要说 到共军战史，基本上比别人要蠢一个量级，对此我是有实际观察的。傲慢地讲述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好像他们曾经做过这些人的参谋，从容不迫，别人哪里 插得上嘴。多年后我看到左翼文人们的后人们，甭管他别的地方多么离经叛道，说到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还是要百般回护。再了不得也不过就是一句国共乃是一家， 一副久经沧海后开始深邃的样子。这是文革黑暗时代特有的思想特征：由懒惰和偏狭产生的自大蛮横。     那时候就想着毛主席一声令下了，万幸的是TRUTH没来，愤怒青年变成愤怒老年也不会承认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HANDLE THE TRUTH的能力。也许他们真应该开赴战场和人家打一仗，知道他们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     4 拉练     六九年和苏联搞僵后，据说在胡志明的葬礼期间中苏达成了一定的谅解。市面上传出来的消息五花八门，大多都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如何让柯西金狼狈退让。革命的 口淫犯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故事编得有头无尾像模不像样。我那时候也只想得起问：“真的吗？”“真的！”，“操，总理还能不镇了丫柯西金？！”这是以后北 京人的一个毛病，主席，总理跟着瞎叫，好像以前曾经做过他们的门房。文革中对权力的崇拜在北京发展得更加严重--你甭看他们同时还造过反。现在想来鬼都不 信，如果不是美国在侧，莫斯科为什么会怕北京，搞不懂。     到了七零年，毛泽东又和美国因为柬埔寨干上了。5。20声明那天，学校里有参加广场集会的代表。在学校的喇叭里直接转播大会实况，让我们大家都羡慕(说妒嫉也可以)得不行，倒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柬埔寨痛恨美国人，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可以见到毛泽东。     老家伙瞎折腾，四处树敌，连代还要懵老百姓钦佩他世界革命伟大领袖的气魄。最后天晓得他是因为什么又是怎么折腾出让全国各地都开始拉练这一出的。     北京学生拉练最晚的一拨是在1970年末左右。我记不得最早的学生拉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我姐姐参加拉练很早，我打背包就是她教会的。当然，对她说来之前行军到农村学农已经几次了，拉练对她不是很大的挑战。     拉练的动员说得十分煽情。其实不用煽，同学们都希望去拉练，多好玩啊。没有谁会想到和苏联掐架这么深远。一群孩子，打好了背包。里面有被子，小枕头皮(装 上衣服能当枕头用)，很少甚至没有什么换洗衣服，手巾，脸盆，书包里放饭盒，但绝对没有任何文化书籍，毛主席语录例外。有条件的还会搞一个军用水壶跨在肩 上。如果给根三八大杆扛扛，八路军一定比我们还假。我们说是一个团，人数差不多是三个团，由附近的若干学校的学生们组成。走出去之后再分开走。     拉练为时差点儿不到一个月，有两个新体验。     第一，不要随便估计里程，大多会因为劳累而多估。我们第一天只走了25里多，已经累得不行了。要让同学们自己说，敢说走了60里。从来没老老实实地在地图上仗量过距离，正所谓不知天高地厚。有人的脚上已经走出了泡。背包不重，走远了就重了。     以后，最少的在一个村子里休息一天，最多的要休息三天多，期间找老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走走游游，中间还装模做样地搞了几次急行军。急行军拉队原则上不等 待，但何必冒尖呢。在回城之前，我们一天行军多点儿也不过35里左右，没有一次过40里。刚开始还在行军途中不断听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 累，学习革命老前辈”的自发鼓舞，都是看电影看的。一个星期之后，噪音就小多了，累踏实了。我们觉得挺没劲的：“操，废他妈的什么话啊，不就是走路吗？” 但是使劲做宣传的同学会被团部通报表扬。那是由若干学校一起组成的团部耶，名声就远扬了。因此噪音还是伴随我们走了一路。只有一天例外，最后一天。我们唯 一一次的夜行军回城，走了55里，没有噪音，甚至连聊天说话也很少，几乎没有人掉队。这次很多人还是没有估计对里程，但差距小多了。于是同学们再一次开始 吹牛，说自己百里行军也不在话下。我姐姐去房山支农，曾经带背包一次走路120里，我觉得我也行。几年后我学农回城最长的一次走路是110里，夏天，没有 背包，走下来可不轻松。队伍里到处都是瘸子，我到家里一觉醒来脚不能沾地，也瘸了。不信的人，腿儿一次就知道了。     第二，农村的贫穷。熟悉那个时代的人应该同意，在革命的高潮之际，当我们说到农村的时候，我们永远会用“艰苦”来描述，我们自然地回避用“贫穷”来描述。 在“穷人”被赋予及其崇高的地位之后，我们在描述农村时竟然回避这个字眼，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好像“解放后”穷人没有了，只有在艰苦环境下生活的社员。     在拉练中我们见到了惊人的贫穷。为了和我们以前接受的概念协调，我们只好在早已建立的“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上加上更为黑暗的想像：旧社会，老百姓只好水深 火热了，而现在农村已经进步到“贫穷”了。要知道可以驻扎学生的住户家境还是比较好的，要知道那些村落离开中南海不过50里上下。所有人都不是从达官贵人 家里出来的，日子过得都不富裕。即便如此，在我们眼里，农村还是太穷了，或是太艰苦了。我们看到了农民的住房院落，衣着穿戴，三餐饮食等等。很多地方还在 用井水，我就是在拉练里学会如何在井里打水的。我注意到一些做家务事的农村女孩子的手，粗糙无比，冻的裂口和冻疮到处都是，还有人的脸上也是冻疮。     京南的冬天，黄尘万丈。行军途中吃饭嘴里都会有沙子。到处是一片荒凉，树木不多。村落的土黄颜色单调，一个村子的模样就是所有村子的模样。晚上没有人在村里的街道上走动，我们也不敢，因为实在是太黑了，搞不好就迷路。看来拉练不好玩。     当然拉练也不总是那么枯燥。例如晚上怕冷不出屋把饭盆当尿盆，第二天再当饭盆打饭，类似的笑话很多。但是最好笑的笑话还是和时代有关。     一次我们被安排要急行军十里，还要在其中安排一次防空演习。听到开始急行军命令后我们加快步伐行走。忽然听到防空袭命令，有督察员沿路奔跑大叫卧倒。我们 正在累的时候，巴不得呢。立刻把身子枕在背包上。远处看上去应该很像一堆乌龟，而且并不分散开去，有的居然敢于仰面朝天，王八翻盖儿。督察员们十分负责， 一路大叫，这样做不合格，要散开，那样做不合格，要找更隐蔽的地方等等。我们也只好对付照办。     晚上，团部的通报就来了。在严肃地批评了类似我们班那样普遍的吊儿郎当之后，通报讲述了一个先进事迹。某学校的一个学生，当防空袭令发出之后，他从难从严 要求自己，迅速寻找好的地形来掩藏自己。他看到了一个小桥，觉得桥下要更安全一些。扑过去的时候发现最好的躲避的地方有一泡屎(通报没说是人的还是畜生 的，简称粪便)，本着从实战出发的要求，他奋不顾脏地趴在了那泡屎上。团部认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全团同学学习。     老师在当日的总结中也很激动，不嫌冗长地拓展了这个孩子主动与这泡屎拉关系的伟大意义。“脏吗？不脏！只有资产阶级思想才脏！(挨得上吗？)”我一直不喜 欢这个有些娘娘腔的临时带队老师。他一身收拾得极为干净，走路时身子像在跳舞那样一上一下，嗓音太细。我看出英雄没有出在我班使他十分遗憾。如果我们中有 谁有此壮举，他帮着把那泡屎舔干净的心都有。唉，差距其实不大，就差一泡屎。     我们私下里讨论，有的人认为是这厮匆忙中没看清楚，沾屎之后将计就计。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厮是在到处都没屎，到处都可以卧倒的情况下，简直地冲着那泡将 使自己全团扬名的屎巴巴扑过去了，要的就是这泡屎！总之我们没人认为这家伙真如报导中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实战要求迫不得已。无论怎样，玩耍之望破灭之后人就 冷静多了。猜测的同学都已经具备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心机，在黑暗时代里悄悄各自发展黑暗的念头。当然，再说下去就娱乐得有些恶心了：到底是猪屎，牛粪，还 是。。。？我们觉得最好是人屎，最好是新鲜的，不然没味儿，呵呵。总之这孙子够狠的，瞎子卖眼，丫豁出去了。     再隔一些年，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不那么有把握了。这家伙也许是真心扑向那泡屎的，也许不是那么好笑。     5  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无疑是文革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个人以为它甚至是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其意义要远远超过文革之初打倒刘邓。用一般的狗咬狗来 幸灾乐祸一番可以理解，但无助于对这个事件的深入理解。不过本文不能在这方面发挥，只能通过对当时的历史回顾为更严肃的思考提供一个视角。     1971年八，九月份，北京的中学已经开始了国庆组字彩排。在经历了对上进心，好奇心，同情心等等人类正常情感的反复摧残后，我们对这件事打不起精神。即 便在广场上组字，理论上可能在城楼高处看见毛泽东，作为以后牛B的本钱，但一次练习之后就知道其可能性还不如水中月。组字时把花往上一举，连天安门都看不 见了，除非你站在第一排。北京的学校里曾经这样的分下来的“活儿”很多，积累了一些经验。老师们有条不紊，同学们无精打采。     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上面说今年国庆的广场集会取消，改为在北京各个大公园里面群众联欢庆祝，当时没有多想，反到觉得轻松了。各单位的宣传队比野葡萄还多，节目各自演练久矣，经常汇演，不用现赶。     1971年的7月1日，我在农村学农劳动。那天是共党成立50周年，因此我们一起学习社论。上面有一张林彪光着头读毛选的照片。我以后没有见到对这张照片 的解释。按说到了那个时候林彪集团已经在退败之中，这样高调来宣扬林彪的原因何在，至今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力的说法。它和几个月后形成的巨大反差是众多人 们不敢问询的谜中的一个。     应该是11月下旬左右，我知道发生了林彪事件。当然不是从官方渠道知道的。我父亲在干校(他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我，为了党的秘密他嘴严得很)，母亲不是党员 又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家里也没有消息来源。我有个同学，家里父亲是个小干部，母亲是工人。在其父亲的多年循循善诱之下，家里子女的政治热情都十分高。不 要看官小，心诚则灵。好多官场的消息，都是他慢慢地跟我讲的，照例消息来源一直都很神秘。重要的事情都还算靠谱。这次他极其严肃，跟我干脆走到一个看不到 同学的地方，告诉我林彪事件的发生。我当时真傻了，除了惊讶中会问是真的吗为什么以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很快确信这不是谣言，是真的，因为没有谁敢这 么造谣，文革中造反派的想像力也不够。所以林彪事件在我那里就成了一件“确实发生却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种迷糊状态没有让我在马路上被汽车撞伤，要念一声 佛了。     以后我的军队子弟的同学们告诉我们，那些日子里，他们发觉自己的老子们在一起有些鬼鬼祟祟的样子。有个同学接近水房时听到两个家长说话。一个说：昨天我知 道这件事以后，一夜都没法睡着，你说林总，。。。林彪他，。。。看到我的同学，那家伙立刻不作声了。我听说听传达林彪事件时吓哭了的都不罕见。这个事件的 震撼力，到了今天，怎么说都觉得有些言不达意。     全傻眼了，一片一片、一堆一堆的傻了。     再傻，也有缓过神儿的时候，日子也要接着过，看上面怎么说吧。别的事儿上面都有个说头而且头头是道，你没想到的他都替你一一想到了，这回呢？老天爷，理由 在哪儿啊？陈伯达算个屁，以前陶铸还在他前面呢，但是林副主席太不一样了，大神虽说只有一个，可林彪早已经是个半仙了。刘少奇并没有明确说是接班人，更没 有写入党章，林副主席太不一样了。我估计，不说别人，9。13那天，毛泽东自己也找不到嘴了。     逻辑上回到常识并不难：其实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并不是全能的，甭跟我这说毛泽东一直是了如指掌，没那事儿。他可以对林彪心怀叵测，伺机下杀手，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却一定不是他要的结局。简单说，他失算了。     为了恢复毛泽东被严重打击的威信，共党当时采取了所有手段。其中包括让大家看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但这不能达到目的。这信是不是假的？很多人当时都有这个看 法但没人敢说出来。说来也怪，神像昨天还巍然屹立不容怀疑，一当神像倒下，人心里就敢怀疑这尊神在作假--哪怕事实上可能没有作假。我当时就怀疑是假的， 但俺跟谁也不说，犯不着冒这口傻气。如是真的就更不好说了。你和林彪是亲密战友，俺们九大电影里面看得这么清楚，敢情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儿忒阴了吧？ 你老人家号召什么五不怕，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什么不直接和林彪做斗争呢，你老爷子头上连皇帝都没有，干么不把他拉下马呢？     其实，如果文革是一场教育民众得到常识的运动，这些所谓的“阴谋诡计”本来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惜，文革是一场史上罕见的愚民运动，假如民众接受这些让他们 在别的地方上当的原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反过来也加倍地来倒你的炉灶。所以这封信拿出来比画蛇添足还糟，连一些比较糊涂的人都觉得说不过去。但是没人 说什么，什么都不说未必不是心照不宣。但照不照的有什么关系，以后凡事留个心眼儿是真的。     以后又拿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共党损失更大。但这主要不是在上学的学生那里，学生大多数还是认为林彪反动。但终归还是有个疑问：这帮人和毛主席怎么会有这么 大的仇憋着杀他呢？都他妈的是解放军官兵不是国民党特务和老蒋屁关系没有，那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这种疯狂呢，凌迟，腰斩，车裂的罪呀。知青和五七干校里面 的人肯定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了。学生嘛，不要慌，几年之后也就都有数了。     毛泽东的革命第一次在失控的摇摆中向贫乏狂热的年轻人们露出它肮脏的屁眼儿。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屁眼儿是个客观存在尽管不宜直接观察，在无数次斗私批修中他 们做的就是遮住自己的屁眼儿，希望用意识来改造屁眼儿使得它看上去和标准屁眼儿差不多。这种一度虔诚的努力被“粗暴”地打断了：原来革命的屁眼儿岂只不像 菊花。     突破不要多，有这么几点存疑就够了。这好比说皇帝真的没光屁股，真有一件新装把屁眼儿盖住。让老爷们儿来撕开，有时候都做不到，这龙袍确实质料不同，它结 实。现在来把这衣服随便什么地方剪一个口子，你再让一个姑娘来撕，她稍微用点儿劲儿也能撕开它，乡下老大娘都知道这个道理，学名叫应力集中的现象。林彪事 件在每个人心里造成的这个口子已经很大了，怎么看，都是在撕这件皇帝新装，怎么都圆不成个儿，除非你把文革中这些肮脏勾当讲清楚，其他做什么都是白费劲。 但是，能讲清楚吗？以前你骗人把人骗得一愣一愣的，现在轮到老百姓跟你装傻了，心里的小九九打得辟里啪拉，表面上则“我操他林彪十八辈祖宗”很愤怒。刁民 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其实在稍微有深入思考习惯的人那里，看出的破绽要多得多。没有消息，大幕前你怎么想也大多是白想，不如打扑克拍婆子去。现在这个幕他 们自己拉开了，给你演一些没有排练成熟的急就章，假话也是消息，比真话有时候不差啥，比看着你不说话强多了。即便是像我父亲那样的党员，到了76年反右倾 翻案风的时候，也开始悄悄地怀疑起毛泽东的英明了，这种情况没有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不可想像的。     不过，毕竟是共产党，它也不白给。尤其是毛泽东，他这个人变被动为主动的本事历来就比较强。偷天换日，打瞎子骂哑巴这种事他最拿手。共产党在林彪事件的善后工作里，有它失误的地方，也有它得手的地方。     6  学马列和鲁迅     林彪事件之前，新华书店的柜台里只出售一个人的书。因为这个人的书种类数量有限，所以有时你会看到一本单行本，摆上整整一排。     实际上，还在批陈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要学马列，识别假马列。从陈的理论家的地位上说，这种说法不算是无的放矢。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响应。多年之 后，我觉得对此有一个解释。毛泽东说要学马列，你如果就在左近而且林彪还活着的时候，最好不要真地去热烈响应。你真这样做了，得罪的是两个人。林彪说毛泽 东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你离顶峰这么近，不往上走往下出溜就不对了，也不把次顶峰的话放在眼里。再说毛泽东真的喜欢别人把马列放在他的头顶上吗？当毛泽东痛 斥那种“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的说法的时候，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有让过步。”给他不戴高帽不行，没戴好也不行。什么是原则问 题呢？他的绝对控制权，当然包括思想上语言上的控制权。     林彪死了，障碍少了一层。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学马列。除了他号召别人也不敢。有多余联想力的热情分子马上就得出结论：主席号召学马列，早已有之，其来有 自。进一步的推想就是毛泽东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对林彪早有识别云云。当然，既然毛泽东号召你学，他一定早就精通了。于是他又一次地把思想控制的主动 权抓在手里，把马列的解释权握在手里。在这个大家尚不够熟悉的语言框架里，他不需要改变什么，天马行空依然有效，嘻笑怒骂仍是文章。     再就是学习鲁迅。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要人们学鲁迅。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说法不是很多，无非是说他骨头硬，没有奴颜媚骨等等。但这和批判林彪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毛泽东说法的风格始终是不讲理，没有人敢质问他，你不是不明白吗，正好，他便重新深不可测起来。     今天来回顾这一中一西的学习号召，颇有感慨。总的说来，无论学什么东西，不应确定学习的禁区。但是，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的学习条件，其损失岂止是得不偿失。     举凡是规定了学习禁区的学习，都是愚民教育。马列的书，因为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其文字上的晦涩固然构成了一定的学习障碍，但反过来也对当时文化知识极度 贫乏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挑战：你能看懂吗？我知道许多人只是在文化平均的背景下企图以精通马列作为超出背景以显出众的一种手段。这虽然也无可厚非，但当把 这种情形嵌入在当时的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这种突破实际上在学习者那里造成了另一个层次的固步自封则要在几十年后才看出来。     马列的书在思想贫乏的当时有一定的理论魅力。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确写得十分好看，特煽情。看了以后，不着凉体温也能到37度以上。但这种魅力有多大程度上 是因为你从小就没有机会看到什么有魅力的书，因为没有钱去买这些书来读因此它们显得别具一格，学习者自己并不知道。假如人们也可以同时随意读到许多西方近 代学者的论述的时候，马列的魅力还有多少呢？至少不是两家了吧。     这还不仅仅是独占思想统治的问题。即便不是直接跟马列唱对台戏的学说，比方说，关于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们有多少条件去了解这三个组成部 分呢？我可以负责的说，1972年，你不要想在市场上买到马克思上家的这三家著述，虽然后来情况有所改善。结果你对这三家的了解完全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解，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列宁的更不用提，他先引述别人一大段，然后就下个结论，论证就省了。今天我们看一本书，看到有人把前人引用错了，就会正本清源，这本是 稀松平常的一件事，那时候却无论如何做不到。恩格斯谈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底是怎么个状况，尤其是以后是怎么个状况，很重要。要有资料可以让人自由翻 阅，你这个学习才能说是学习，否则就是学舌了。结果，的确是造就了一批说话有些翻译味儿的“小学者”。现在想起那种把马列当作招牌来嚣张的模样十分可笑。 不怕得罪这个坛子上的几位把马列当圣经念的老人家，我根本就怀疑这老哥儿几个没一个搞明白多少马列。不是说老哥儿几个特别笨(虽然比较笨的确实有，比如老 洪，当然他的情况特殊，他是有条件学明白马列的)，即便你聪明也没多大用。嘴上马列主义叫得很凶的人，少有几个不是self-righteous的典范。 其原因我看要在他们在接受马列时的环境里面去找。     学习鲁迅也是一样的。除了鲁爷的书，民国时期别人(想想那本来会是多少人，多少种文风，多少个话题)的书根本就买不到。除了学习鲁爷骂人的本事以外，我看 当时的鲁爷的饭们学到他的特色并不多。鲁爷不是没有水平，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写得很好，当时一看觉得和鲁爷形象都不符了。可许多鲁爷的饭们，并没有鲁爷的 文字史学功底，只会深刻地倒腾几句鲁味儿的名言，做做替换词练习，对鲁爷的这本着作毫无所知。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鲁爷的文字史学功底是在基本没有一言堂 的情况下才能培养起来的，也是在这个环境下才能自由地表达出来的。没有这个环境，做多大的功夫也是白搭，越使劲儿越糟。还不如四处在底下找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哪怕是少女之心那样的禁书)先一视同仁地看将起来，混一个囫囵吞枣，闹个肚圆再说，大不了以后把不好的拉出去。不应把功夫放在准许发言的尺度上发能发 的言，反而去观看官定的发言尺度之外人们曾经如何发言，先安心做一会儿哑巴。     以后在1974-5(？)年我看到出版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别的不说，文笔优美，不循规蹈矩，也很有魅力，何况只是一小本书。可惜他们横竖不出考司机，伯恩斯坦的书，那些人的理论魅力便无从领略，更不要说自由世界更多直接批判马列主义的书了。     文化专制并不是简单地不要你学习，它要你学习，你不学都不成。今天当我偶尔看到一些在自然科学上还有些建树的人，曾经用自然科学来验证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时 候，便越发感受到文化专制的威力。我不以为那些说法都是应景的文章，起码不全是。一个时代的烙印，爱谁谁，谁都不能把自己摘出去。     毛泽东用学习马列和鲁迅，重新掌控了时代的话语权。最后他叫嚣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文革新生事物结合起来，是在舆论和思想上做了一些 准备后的反击，端的是有板有眼儿。如果回忆起毛泽东从延安就开始的对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重新规范以及这种努力在共党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并 不新奇，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要求人们不要言必称希腊。     简言之，消灭了培养怀疑，提倡怀疑的大环境的学习，即便学的是好东西，在整体上看，它甚至不能实现事倍功半。     7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972年初-1974年中)     从1972年开始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是一个来得极其迅速走得莫明其妙的过程。这个后来在1975年到1976年间被屡次批判的回潮，在官方那里始 终有些语焉不详。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因为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参与了回潮。那时候，批判邓小平还有些忙不过来，再向老师们兴师问罪，人手就不够了。批还是 要批，尤其是在黄帅的事情出来后，有点大张旗鼓的样子。但到了底下，组织上并没有施行任何措施，例如领导更换什么的。老师同学们则早已失去热情，没什么人 无事生非。     回潮的中心是恢复高中。但是名义上文革里并没有明白地取消高中。文革中说没有就没有说有就又有的事情不少，但事情到了这里有些特殊。问题在于当时这个高中是在什么背景下，又是怎么恢复的。     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初，北京有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在这之前的1970年底，所有的初中毕业生，基本都分配到了城里的厂矿企业，有些甚至分到 了机关部委，走后门那时候已经有了。到了1971年底的毕业分配，学生面临两种选择。大部份要在近郊插队，有少数可以分配到城里，要学生自己在老师，学校 当局和接受分配学生的单位三方之间努力了。当然，这时候的插队并不是那么糟糕的一种选择。在北京近郊插队和去边疆插队的区别之巨大，非当事者绝对不能全面 理解。另一种选择就是上高中。     高中的名声在林彪事件之后“回潮”了，甚至有些后来居上。林彪死了有一会儿了，看上去文革中出来的新生事物有点儿像林副主席一样不大可靠，已经死了的老事 物死得也不够可靠。人们当时并不知道林彪对文革的真实想法，只要不喜欢文革中的某些事情，把帐算在林彪身上很方便，可以把恢复高中说成是和林彪对着干。还 有一些在文革中吃了三支两军亏的人会跑出来反对林彪，毛泽东他们是不敢反的。如果按照文革的标准看法--毛泽东关于教育，学问，高贵，愚蠢，学制要缩短等 等说法，上高中没有意义，多学点儿东西会使得你更加低贱和愚蠢，还耽误了早点儿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私下说就是找个正经营生挣钱过日子。哪知道想上高中的人 却多了起来，而且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名额有限(15%是我校的上限)，要通过一些考试测验。     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当时正好成为一个点儿，从周围大约四五所中学里面愿意上高中通过选拔又家在就近的学生里组成了两个高中班(100多人吧)。这帮老师既狡 猾又无聊，他们说这是文革中涌现出的新事物：这批高中生叫做文革中的第一批高中生--新生事物。什么时候高中生成了新生事物，这新颖的说法我看倒是文革中 的新生事物。     这种热情背后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直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有文件吗？没有。有官方的公开说法吗？也没有。但是好像谁都觉得是这么回事。私下里人们已经可以 相当公开地谈论这种可能性了。比较集中的说法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和直接高考上大学一起来，两条腿走路。这直接构成了对毛泽东办大学方针的挑战。但没人说 他老人家不对，多一条腿儿而已。     常识在荒谬的严酷中撕开一个小口之后扩展它的胜利轻而易举，只要一个前提，别去管它。常识会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最后中学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也居然 闹得如火如荼。在那个把无知粗暴当作单纯勇敢来兜售的黑暗年代里，这些由四、五个学校里挑出来的学生，让人们看到了学生的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正常的状态。 他们和文革初期的造反学生截然不同！     这些高中生有些骄傲情绪是难免的--这方面他们有点儿像文革后的77，78级大学生。男学生不再口吐脏字儿，开始学着文质彬彬了。他们像小公鸡一样多少有 点趾高气扬，顾盼自雄。走起路说起话来，很有个姿态，和以前不同，但你最好把它叫做久违的教养。骄傲归骄傲，一当他们发觉高水平的老师的时候，他们会心悦 诚服，虚心求教。他们对于学习知识的真诚，谦虚和热情，立即让许多老师暴露出自己没有被文革改造好的本相，倾囊相授，加班加点。有些老师甚至走得稍微超 前，不按照教学要求教学。其实他们倒没有要把毛主席耽误的时间赶回来的意思，做的不过是惯性运动罢了。     我校有一位以前从清华数学类专业毕业的老师，当他看到有些同学因为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心急如焚，只好在课上拿出一些大一的课程来试着讲一讲，压一 压学生们嚣张的气焰。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希腊字母，问同学，这样一个符号以前同学们接触过没有，同学们便有些茫然四顾。他便由此说开去，口吐莲花， 煞不住车。最后告诫同学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劝骄傲的同学们有所警戒，收效甚好。     有些同学已经在悄悄地开快车，暗中学习自己喜欢的数学，物理，化学或者哲学，历史，文学了。一个学习好的同学会被广泛地尊敬。一个个被过度夸大的关于学习 进度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并迅速地传播开去，成为下一波“骇人听闻”成就的前奏。他们回潮得有些肆无忌惮，居然在大范围里开始自己自发地组织学习方法/经验讲 用会，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无关，纯粹是学习上的技术问题。我院子里的一位长得十分美气的娇小女生居然登台向大家介绍起学习外语的经验，缓慢地讲述中总结出若 干窍门，例如如何加强记忆，培养好的记忆为什么不应该看作死记硬背等等，大度地与大家分享，相当爽心悦目，之后大家都觉得不错。     任何地方，只要有年青人，荷尔蒙都会不邀而至丰富生活的内容。革命的严酷曾经让百花失色，但人性不灭，老天爷给万物之灵的礼物顽强坚韧。高中生们现在开始 了十分不同于他们不幸的哥哥姐姐的生活，有了一点儿浪漫。本来嘛，一当有了一些个人期许而不是等待革命的挑选，背离集体主义的要求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班 级组织一道出游也有了，纯粹是游玩虽然可能还有顶着一个革命的名义。男女生之间不再身隔八丈远地单相思，有太多共同的私下话题不会让他们相处时感到尴尬 了。文革前期这些高中女生基本没有去做山大王婆子的经历，比较规矩。但现在是时候了。也许他们曾悄悄商量过将来一起去考哪所学，既然这是他们有同窗之谊的 原因。     这些高中生在两年里没有出现打架的纠纷(至少在我了解的范围里没人打架)。带眼镜不再是修正主义白专苗子的象征，他们似乎也是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在体育上他们也不弱也许更强。在运动场上他们的成绩比起过去霸道的顽主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做事比较认真。我们那个地区有一个大院子弟也是高中生，没有经过 多少训练就以400米51秒6的成绩打破全国中学生记录，当时很轰动。我们觉得跑得快虽然不当吃喝，却是真功夫。相比之下学毛箸讲用说自己思想如何进步， 最多加上早上起来打扫教室(功成名就就不再打扫)，越来越像自己没有什么本事时采取的一种挣扎姿态，让人瞧不起。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如果校内有什么排 球篮球比赛，女生就去为男生加油，反过来男生也会一起去为女生加油，相处和谐得令人吃惊。其实大家这样相处挺好，干嘛老绷着呢？     这样的高中，办了两届。到了1974年初那一届，愿意上高中的就可以随意上，不再挑选了。不过，这个时候，没人再做上大学的梦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终于可以从初中到高中的文化教材里可以找到一丝文化的气息了，尽管还远远不够。毕竟文化课不再都是天天读，不再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不 再都是大批判的文章了。年代久远，还记得的不多了。只记得学过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聊斋中屠夫杀狼，左传的一鼓作气什么的。历史课开始讲述一点儿1921年 以前的事了，虽然黑漆漆仍旧是主旨，但老师的临场发挥已经不再那么刻板，有点儿抑扬顿挫了，小掌故讲上一两个，让人特别喜欢。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国民党的投 诚人员(一个人品很好，很单纯的老师)。记得他在讲李白的诗的时候，神态与讲毛泽东的诗词时很不一样，滔滔不绝，纵情发挥，嘴角一圈白沫(我最受不了这种 状况了)，眼神都不对了。他不大看学生，眼神聚光在远处的白帝城。一堂课后，同学们都有所感觉，说这老家伙一讲封资修的东西就他妈来劲。可是他没有因此惹 祸，因为学生不讨厌李白，再说比较之下很多老师也都差不多。     理科的学习也是一样。纯粹直接讲发动机的四冲程的描述开始被牛顿三定律代替，虽然讲得极浅，简单的滑轮和欧姆定律什么的。化学课开始讲分子式和配分方程， 以后还有一点生物课，不只是讲小麦玉米了。至今我还记得的一个名词是氨基酸，印象里有了它，人就能不死。也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数学则要走得远得 多。其课程中的平面几何居然激起了经久不息的证明热情和相互竞赛是老师始料不及的，大大地超出了教学要求，老师根本应付不了，背后的驱动力只是好玩(按陈 省身的说法这是最高的境界了)，或者争强好胜。有的同学们找来一些苏联的习题集，或者文革前高中的教材，为自己在证明中找出的一条辅助线而得意，为知道因 式分解的一个窍门而欢欣。一个老教师(有人说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在代理我班的数学课时居然给我们讲了拿破仑如何在战争中善用数学的故事。我还记得他带着 浓重的山西口音先问大家知道不知道拿破仑。可以看出，不知道的人还不算少。但没关系，他讲的故事--别管真假--相当引人入胜，至今不忘。     这时候的各项考试结果居然开始公布于众了(让我们不要争论它的对错和利弊)，名次被半公开地排列后开榜。后进者开始敖灯守夜般地追赶起来，先进者则不再满 足这些仍旧过于简单的教材，开始为满足自己兴趣的去寻找。虽然条件十分有限，但有些人开始大量地阅读旧诗词，有人在阅读史记，古典小说或翻译小说。互相借 阅封资修书籍不仅不再是地下活动，反倒有些招摇了。我还记得好多人当时传阅了一本茅盾以前写的“黄书”。“什么？特黄？那你得借给我瞧瞧。”，相当厚颜无 耻。还有的人则开始学习微积分。学习古典音乐的人也不少，不以看简谱为满足。有练习提琴手风琴(学钢琴的没有，我们学校没有音乐世家子弟)黑管的，学民乐 乐器的也很多。还有的人练习绘画和书法，因为是从素描开始，必然要找些有裸体图片的教材去摸索。学校还举办过书法展览，一个女生的隶书，字写得十分大气， 让我大开眼界：霍，这丫头是个能人。     我不敢肯定这些缺乏有力指导的盲目学习的质量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革命路线的悄悄背离后开始建立并逐渐深入挖掘个人的兴趣，于黑暗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具 有绝对的意义。那些以前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发迹的人不再神气活现了，因为那已经不是人进步的唯一活法了。进步开始有了个人化的判别和标准，不一定 要获得组织的首肯。有人会说到考虑考什么文工团，毕竟，只要有机会，凭个人本事，谁真会想去做螺丝钉呢？     面对挣脱束缚的热情和忙乱，自由的幽灵在黑暗中宽厚地微笑。     个人主义的春天在严寒之后的绽放，开始时来得有点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很快就变得稳稳当当，颇有节奏，像模像样了。对待革命，自然还要花些功夫去应付它， 但既然革命(因为林彪事件)自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自留地里忙里偷闲甚至全力以赴地种一些瓜果梨桃没有什么错。不错，禁酒令还在，但装傻说在酿醋也就对付 过去了。过去是“好学生”要自觉按照革命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现在是不少“好学生”自己首先开了小差儿，他们竟然有了一些个人的想法。     以后，这个学校文革后的第一，二届高中生里面在77，78级里面考上大学的还不算太少。其中有上北大，南(京)大，人大，北邮，同济，长沙军工等等，文理 生比例大致是一半一半。这个回潮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底下的两届中学生。使得他们在77，78级中所占的升学率比较高，甚至更高。比他们大一两岁的学生里 (那些直接在70年分配到厂矿的)，或者是一样大后来直接工作的，或者是当时在干校里读书，或者是干校里二次分配离开北京过久的，考上大学的很少。即使 有，也要有一些在高考之前的学习经历，例如上了中专技校，或工农兵短期培训等等。     这两年回潮到底如何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是个可以问没法答的问题。对学生说来，他/她恰巧就在那里，这个运气就让他/她拣到了。人不在那里，那就说什么都 没用了。万般皆是命，半点儿不由人。张爱玲是怎么说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她是在说爱 情，说的是那个女人老年回忆时的一种心境，其实也是在说人生中关键的几步能走好的机会是强求不来的，你赶上了就好，然后才好说抓住。就像那个女人一样，不 活过去几年之后再回首，得失哪里算得清楚。     对我那个年龄的一些人说来，这是我们年轻时代里的GOLDEN YEARS。当时不觉得，只是感到人活得还算轻松，可以有时间发展个人兴趣。以后才慢慢地感觉到这两年多么重要。当我看到黑暗时代里那么多非常聪明的发小 在不多几个不幸运的磕绊后失去了什么，才知道我有多么幸运。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也就两年半左右。春天已经过去，冬天还会远吗？     8  文革中教育界里面的新生事物     文革早期中学教育的状况我不清楚。在可以逃学的大好时光里我们一伙儿全神贯注找老师的空子企图把一个个可能灿烂的日子兑现得更加灿烂，并不在乎周围发生了 什么。最好哥哥姐姐们被革命占住手脚，不会来欺负干扰我们。按我姐姐的说法，她中学的经历就是挖了三年防空洞，忙倒是蛮忙的。     不过，话说回来，文革在教育上还确实有些新生事物。     文革前期除了教材上的全面更新以外，最主要的新生事物就是开门办学。这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到农村厂矿去参加生产劳动，一般是为时一个月。请进 来就是把农民请到学校里讲课。工人早在工宣队时期就当过老师了，不够成功。又因为以后一个学校要和一个公社挂钩，下农村劳动也是去那个公社，该公社有个村 子就成了学农基地。找哪个公社挂钩有些讲究，以后知青下乡插队就是去那个公社了。那个公社的经济状况当然很重要，影响驱赶学生插队的顺利与否。     但那个公社远一些不好派农民讲课，只好就近找菜区农民来讲课。也不成功。因为菜区农民比工人还愿意拽，却老拽不对。大概是近郊菜区农民对当时的小工人有一 定的经济优势，比较嚣张。例如有一个大队书记在喇叭里给我们讲课时说：失不可机，机不再来。如是者两次。之后就再没听到这么生动的语文课了。     在教育上请进来不是主流，走出去是。     关于教材更新能说的不多，因为文革以前的中学高中教材我见到的很少。只要说到历史，确信也是谎话连篇。但关于科学知识一定比文革后要多，那是学苏联科学教 育的结果，虽说不能全学到手，但也不会都是弊端。文革后从小学教材那里就开始学习毛泽东的一些著述，然后就是大批判文章，很难说有谁真搞懂了什么，而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孩子们的心教得野得不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将来干什么都拿不起来个儿来，到处都是大间断处显现出的知识空白。编教材的知道在教材里放别 的东西，政治上不够保险，抄时代最强音最省事。只要你看过“虹南作战史”，我可以说，教材大致就是那个吊样子，没有最荒唐的只有更荒唐的。回潮时这些状况 才略有改变。     去工厂农村70年以前的中学生也去过，但现在变成了制度，虽有修正主义回潮也没有改变。课程既然仍旧轻松，总能安排出时间来实践新生事物。     很难一言概括学工学农的好坏得失。我个人觉得是得大于失，但如果有人说失大于得，我觉得自有他/她个人的道理。说对我个人说来是得大于失，是因为我生在这 个共党统治的社会里，我觉得还是早点知道一些实际情况好，有助于消灭革命狂热。假如不生在这个社会，我并不一定有这个需要和愿望去了解社会，我没事儿撑的 找这么大的事儿做干什么？不了解社会我也没事儿，以后再了解或只了解我迫不得己非了解不可的那一部分我也没事儿。现在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青年成千上万，我看 也活人了不是。实际上到了1973年左右，许多人就会想法办理病假申请，逃避学农。逃避学工的没有，因为你可以得到一张公费开支的月票，两块钱。这在当时 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腿因此变长了。作息时间和上课差不多却比上学的自由度大。     以后有功夫希望能详细写写这个学工学农的经历，这里只能拣出要紧的说。在整个中学期间我去过四次农村，三家工厂，其中第一次去的村子居然是我以后插队的地方。在最后一家工厂里居然让我们在那里学了近半年的时间。     如果要简单地总结一下学工学农的经历的话，说了解社会也有点儿太大了，尽管社会结构在极权之下是比较简单的。我个人最深切的体会是工人对革命的极度冷漠，农民在生活上的贫穷。那是超出想像的冷漠和贫穷。     我们在学农中接触农民是很有限的，只有和房东的简单接触，一般并不随社员去干活。因此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他们的贫穷，处于贫穷状态的人其冷漠是可以预期的。和工人们接触则要密切得多，因为总是几个人分到一个班组，时间长了还会有个班组轮换。     在我所有的学工学农经历里，从来不曾有工人农民会主动向你谈论这个在身边一直热闹的革命，连边儿都离得远远的，想给他们绕进这个话题都难。他们之间也不 谈。学生们都不傻，以后聊天就纯粹聊天，最多问问工序如何，远离政治话题。有傻X学生跟人家扯这个，人家根本就不答这碴儿，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你。嘴脏点 儿的工人心里准保在说：这丫挺的咋这操性呢。这不是说工人们对学生冷淡，恰恰相反，他们很照顾学生，尤其是老工人。稍微危险一点儿的活根本就不让你干。他 们愿意和你聊家常，家里几口人，住哪儿，都是干什么的，让你觉得务实而又挺亲近的，再多点儿会聊一些生活小常识，健康小常识(经常也许是谬误)，比跟老师 说话要轻松多了。好一点儿的会跟你讲点儿古，例如从那里我知道了一些早先发生的镇反的惨景，那是无论什么书里也读不到的。我当然相信他说的。他“出身”很 好，被“新社会”扶植成了领导阶级。他只是叙述，又没有谴责杀人，我凭什么不信。可这些事情，绝对不可能从老师那里得来，无论他/她知道不知道。     我第一次到工厂时有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工人师傅对我们很是照顾。我们的活儿是往酸池子里面放铁皮去除锈。他坚决不让我们靠近池子，怕池子里的酸液溅到学生身 上(我们都有很厚的工作服和手套而且离池子还远)。他甚至说根本就不该往这个班组派学生，闻这个小工作间的味儿要发稍高的劳保费，并给我们看他工作服上的 小洞。闲聊中问到我们的学习情况时，他老会说，你们都学了些什么呦，发感叹“唉，斗了些什么须啊(读了些什么书啊，不屑的意思)？”。很有学问的样子。我 们对他毫不设防。对你首先大胆说落后话的人一般你无须设防。反过来，无论他多“落后”，只要他不喊打到毛主席，共产党，我们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出卖他。     说到底，学生们还是比较差劲。明明什么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革命精神都没有学习到，到处都是沉闷，冷漠。可是到了总结时，大家又都说这个也学到了，那个也看到 了，五花八门，全是瞎掰，是进入革命语境后的无中生有的暇想，发掘和再创作。我们的确是学到了其他很多东西，却没地方可以公开说。我们看到的工人全都是 “落后的好人”，看到被学校里大力渲染和刻意培植的革命气氛和工农的实际生活格格不入，可谁能说这是收获，谁心里不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收获？     我曾经接触到的最“革命”的社会群体就是教师，机关(不是厂矿)干部应该也差不多，然后就是青年学生。毛泽东让我们接触工农，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觉 得他在这个革命中一直骗人，最终革命中掩盖了一部分残酷本质的戏剧性也骗了他自己--既然他的手下在风浪中都早就变成了出色的演员。他相信当学生接触社会 后会听到底层工农对这个革命的由衷拥护和赞颂，可以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巩固他的统治，并为实现他的那些胡思乱想去奋斗。岂不知我们不仅没有听到过由衷的 赞颂，连不由衷的赞颂我们也不大听到。除了大会的场合，哪里曾听到过小说里面常常描绘的在私下场合里对革命的由衷赞颂？如果学生想要贯彻革命彻底性的话， 工人倒首先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因此定会显得十分孤独，形只影单。从我学工的三个工厂里除了“黑暗面”，至少是灰暗面以外，我没看到别的。我们因此迅速地 变油变痞了。     也许我们应该到六厂二校中的六厂去学工，到大寨或者小靳庄去学农，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在舞台上也去扮演一个角色，戏如人生，效果会好得多。可惜山寨的社会主 义条件就是这样不够好，革命的结果也山寨得很。所有的学工学农都一再地打击年轻人的革命理想，导致对革命产生怀疑，产生远离革命的冲动，这大概是毛泽东始 料不及的。     9  反回潮     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反潮流。我们以后知道，这件事让毛远新抓到手里，然后毛泽东手下的一伙人把它的文章做大。     这件事让我吃惊的是，原来两条腿走路的说法快要变成一条腿了，怎么被推荐的知青上大学也要参加考试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直如此下去，那不是合二为一了吗？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回潮的确存在，而且已经走得相当远了，遭到毛泽东一伙儿的强烈反扑是必然的。     反回潮并不是从张铁生的白卷开始的，但确实是在这张白卷那里实现了转折。     这之前，有景山中学的唐若昕(他是高中生)四处讲演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他和几个同学去延安“老区”做社会调查。回来之后的讲用里重新阐发和包装文革建立 起来的一些新观念，这已经是反扑了，因为和当时的学习气氛不合。后来北京62中初中女生刘杰在初中毕业的时候要求下乡--言外之意就是不上高中(后来这丫 头好像还是读完了高中)。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轰动。有些人就要去效仿。但毕竟都是孤木，文革时的狂热让林彪事件打消得太多，大多数便都不动声色：反正俺们什 么都不说，虽然可以选择跟进。例如我们几个就用学习唐若昕搞社会调查的借口，骑自行车跑到遵化县去看沙石峪，看穷棒子社，顺带洗个温泉，最后在清东陵玩上 半天。开门办学嘛。     其实能调查出个屁来就很不错了。现成整理好的一个个人造环境让你去看，解说员早已对一切倒背如流，什么问题都能不打楞地回答你。那些原本让人民公社搞成穷 得鸟不拉屎的地方，只因疯狂一阵子合了上意，就得到了大量的贷款，给你搭了个舞台在上面常年演一出戏。像沙石峪那个地方，居然有一个专门接待访问者的大院 子，住宿房间修得很漂亮。其时，他们的风头已经往下走了，所以没有什么人来访问了。穷棒子社属于毛泽东时代的“老贵族”了，所以有板有眼，解说员早已是专 职，换班什么的制度都很齐全了。看它们，你觉得人民公社真不赖。但架不住你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出去20里，那儿的鸟就不拉屎了。我们才没那么傻，不是不 知道这里面的把戏，但我们也有把戏。先是师出有名，也不在乎花点儿时间看一两场戏，但玩儿的事一点没耽误。这次行动都是自费，所以我们回来不用写那些狗屁 调查报告，连骗别人那道工序都免了。要不说得私有制呢，吃了官家的，你不做演员不行。     社会调查也做了，还不马上下乡吗？才不呢，更不了。绝对没人马上插队去。那些年的政策像小孩子的尿布，转眼之间，湿了干，干了湿，你前脚走，后脚没准大家就都留在城里了，何必去抢着做冤大头。     这些反扑都没有伤及回潮的根本。但张铁生一交白卷，形势慢慢地扭转过来了。报纸，官方的宣传等于明白无误地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办大学的基本方针。     凭心而论，我们好几个人都觉得张铁生没有什么错，尽管同时我们心里希望高中毕业能参加高考。假定张的确一心扑在工作上(应该说他干活一定不错，不然人家不 会推荐他)，他不应该有时间复习功课，他抱怨得有道理。原则上让他参加考试是对那些在农村好好干活的人的惩罚。两条腿走路我们赞成，正因为是两条腿，推荐 上大学那条腿就不应该从考试成绩中挑人。紧接着，关于张铁生的卷子传来许多谣言。有说那卷子奇难无比，有说为了公正起见，调查人员让大学的教师教授来答张 的卷子，许多大学教师教授也不及格。现在看来，应该是谣言。谎言能激起“公愤”的事屡见不鲜，我们辨别谣言的本事还不够，于是我们的同情加深。     但一码是一码。为张铁生喊不平是一码，回潮错误是另一码。再说我们觉得张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应该在考试之前提这个道理，而不是考不好再提。这个次序乱不 得，乱了就有些不讲理了。这个时候，中学生多少有了些大主见。台面上广播里无论说什么，我们不是不在乎，我们是没听。喜欢什么的，照样去鼓捣什么，自己去 开辟道路，官方不会帮助你，互相帮助交流，就是不积极参加大批判。一个人在此之前的全部生活经验告诉他跟随官方号召的虚幻，一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看到慷慨 激昂的动员就绝对不会再慷慨激昂，而是先在心中讥笑一番，觉得这种浅薄的说教和我们开始学习了解的东西怎么好比呢，但表面无动于衷。这也不必特意做什么， 底下找本书悄悄看就是了。     到了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给百姓们派的戏份儿就加重了。可喜的是，不少人知道分清戏里戏外了。不要说把孔夫子拉来给林彪陪绑没用，加上宋江也是白饶，即便 后来故作高深玩资产阶级法权，丝毫不能激起年轻人的理论兴趣和行动热情。表面上革命的题目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那其实是玩不转了的征兆，不是革命的高 潮。当时肯定有无数个政工干部早于葛尤几十年前就叹息过：队伍不好带了。     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江河日下走到了它的晚期。        旁观者昏，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