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贵州仁怀茅坝区龙井公社大水井村发生了一起农民自杀的事件。
大水井村，是仁怀县与金沙县、四川古蔺县接壤的偏僻自然山庄。当时全村有20户100多口人，在行政上归属星燎大队。过去叫大水井生产队，现在是个村民组。
这年6月，大水井村贫农姚德才上吊自杀。表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姚德才多年患有风湿性麻木病。二是，1964年11月，大队会计胡屏耀的妻子唆使姚妻 离家与本村农民王开满非法结了婚，理由是姚家有麻风病。而这个谣言的源头，来自三年前金沙县一铁匠的嘴巴，这个铁匠1961年走村串乡路过该村姚家祖母的 坟，看见有个耗子洞，便预言“姚家要出麻风病”。
那一年，当姚家兄弟要找本村那个“非法夺妻”的农民王开满的麻烦时，胡屏耀竟于1964年12月出具结婚介绍信让姚妻非法远嫁金沙，重婚的丈夫又正是造谣者那个铁匠的家门兄弟。仁怀干部杨华昌认为，夺妻之恨难以忍受，姚德才含恨上吊。
但1964年发生的夺妻之事，1972年姚德才才上吊，这其中定然还有别的原因，我们慢慢随案件的进展去寻找。
【这是贵州省仁怀龙井公社当时的办公大楼，这个大楼曾经是当地权力最高机构的象征，然而回望这个麻木的建筑，我的心依然如刀割车裂，因为从这里发出的一系列关于下面事件的荒唐指示。】
由于有了“姚家有麻风病”的传闻，到了1972年，无论是30岁的姚家老二、25岁的老三，还是22岁的老四、19岁的老五，公社副书记王文良和本 村干部，一律不准他们结婚。在四兄弟中，老四性格活泼，曾经在上年与本地一女孩恋爱，后申请结婚被拒绝。女孩见状，改与他人恋爱。聪明的老四通过做思想工 作，女孩又重新投入他的怀抱。这时，生产队会计王开富趁机煽动女孩的第二个恋人冲入姚家进行打砸。大队会计胡屏耀这时出具证明将女孩介绍给本地另一个农民 并迅速成婚。
看到老大、老四有了这样的婚姻、恋爱结果，其他人只好一直光棍下去。那么干部们为什么会如此使用权力对待姚家？
杨华昌分析认为：1967年以后姚家兄弟先后检举揭发过公社副书记王文良、本村干部胡屏耀、王开富等人包庇重用坏人、贪污粮食、破坏婚姻等不法行为，因而他们要对姚家兄弟进行打击报复。
例如，生产队会计王开富，在粮食分配时对姚家以杂粮抵主粮、荞麦抵麦子，把没有风干的、带泥巴的、老鼠屎多的粮食分配给姚家。在分配蔬菜、稻草等方面，全村独姚家无份。姚家兄弟在倍受刁难、苛刻甚至不法的生存环境中，放出了要和村干部拼命及要杀王开富等一些过头话。
闻此，1972年夏天，胡屏耀、王开富准备共谋杀掉姚家兄弟，大队副支书王云凯表示支持，但大队的一把手阎支书这时投了关键的反对票，公开杀人计划第一次流产。
之后到了年底，村干部向公社写报告反映，姚家有麻风病，要求严肃处理。公社会同意他们的报告吗？公社的意见要在来年5月才能作出。
【图为作出决定的公社会议室里的一幅当时人们耳熟能详标语】
公社断案
进入1974年。
但在上年5月12日，水井村干部向公社反映姚家有麻风病，要求严肃处理的报告，得到了公社的回应。龙井公社副书记王文良与村干部共同商量，以麻风病为理由，起草对姚家实行“五不准”禁令：
1、停止在队里出工；2、只领基本口粮，不分劳动粮；3、不能和群众来往；4、不能和群众共用一个水井；5、不准外流。违者，实行群众专政。
当天晚上，王代表公社在大水井村将禁令向群众和姚家公布。王文良此前在县委、政府任某领导的秘书。如果不是遇到这个案子，可能官运特别亨通。原因很 现实——中国基层社会，凡给领导当过秘书的人，几乎等于嫁给了锦绣前程。从劳模治国到秘书行政，是国家在那个时期的大体管理轮廓。
姚家兄弟当时为什么没有寻求当地政府以外组织的帮助，或找医院检查，现在我们已无法得知。但这个“五条禁令”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决定之一，犹如希特勒制订犹太人是劣等人的决定一样无耻。
1974年8月，龙井公社副书记王文良主持调整了星燎村的领导班子，反对杀人的阎支书被调任民办教师，支书由王云凯担任，大队会计胡屏耀升任副支书 兼民兵连长，小队长蔡再安升任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兼会计。大队领导班子上任的第一件工作是配合公社成立的13人的专案组，对姚家兄弟奸污妇女立案调查。
姚家老四与前女友1972年恋爱时发生的两次性关系，被定为奸污。老二与民间婚约定下的未婚妻于1974年5月发生两次性关系，被定为奸污。
专案组逼迫女方将自愿发生性关系，写成奸污。公社副书记王文良一笔将“一个人奸污我”的“一”字，改为“四”，并继续发挥出“名为老二之妻，实为兄弟四人之妻，不分白天晚上，谁想奸污就奸污”。最后，决定以四兄弟轮奸罪报上级。
同年8月5日，一农妇报案称，其在鱼跳河边被一高一矮俩男子奸污，其中高个子的当时在放养着三条牛；矮个子的左眼上方有疤痕，俩人均穿青色裤子。专 案组立刻锁定姚家老二和老四。但翻箱倒柜了一番后，姚家四兄弟均无青色裤子，家里只有破烂的蓝色、黄色裤子。兄弟四人左眼上方也均无疤痕。但这些东西难不 住专案组，他们依旧用诱供的办法，制作出农妇受害笔录，副支书胡屏耀写了目击证据。材料搞齐后，龙井公社副书记王文良亲自在公社党委会上汇报，并提出“对 姚家四兄弟判死刑”的意见。这个公社党委也真不含糊，集体研究后竟然同意了汇报意见，并上报了县公安局。
龙井公社关于“对姚家四兄弟判死刑”的意见上报县公安局后，公安局调查认为，此事风马牛不相及，属子虚乌有。公社副书记王文良获悉这个决定，大骂公安局是养贼害民。但姚家四兄弟总算在一个清白的结论中与68岁的老母安稳的度过了1975年农历春节。
我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单调的春节里，四兄弟虽然没有新衣服穿，可门上贴了红红的对联。——“一颗红心抓革命，两双铁手促生产”；横批：“热爱祖 国”。由于公社规定他们“不能和群众共用一个水井”，兄弟们早早地挑来山上的溪水，和母亲一道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番。整个正月里，虽然不准他们外出走访 亲戚，但有自家的舅姨、表兄弟们上门来访，村干部是挡不住的。他们一定借着窗外的雪花，围着通红的炉子畅叙衷肠，把自家酿泡的杨梅酒拿出来痛饮过一番。
尊敬的读者，请允许我在本文中唯一一次使用不符合实证研究要求的这段虚构文字。因为在这个看似祥和的正月里，命运的黑幕正觊觎姚家兄弟。屠杀即将开始。
【大自然的颜色掩埋了多少冤魂恶手，但比自然更诱惑人类的是，自我对历史罪恶的主动遗忘。图为龙井今日山冈】
快意恩仇
黑幕的起点在1975年3月11日晚的一次大水井村群众大会上。此次会议前，正是正月农闲季节，因群众对生产队会计王开富贪污尿素票石灰款、克扣口 粮有意见要求王开富下台。大队也把撤换王开富的报告打到了公社党委，党委也同意了这个报告，但王文良想让王开富继续干，经过一番背后游说，王开富如愿以 偿。这天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宣布对王开富的任命。
当公社王文良副书记宣布决定后，会场内一片喧哗。被严禁参加会议、在会场外偷听的22岁的姚家老五，这时走入会场。他看着王文良的眼睛说，王书记，我想提个意见。
王说，早有规定，你家有病不能参加会议。
这样你来我往、一阳一阴，对话在众目睽睽之下，姚家老五简直是不把王副书记当领导。结果姚家老五无趣走开。但回家后，老五一夜未眠。
3月12日一早，老五先到副支书胡屏耀家找王文良，想个别谈话，但未找到。由于淤气难泻，转回家提了斧头边哭边喊“克扣口粮、公社压我家、大队压我家、我要拼命”朝王开富家中冲去，王开富见状忙从后门逃走，姚家老五被人劝说回了家。
黑幕无声
逃出门的王开富找到王文良，说了情况。王文良说，你和姚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要杀你，你和他斗争嘛。当天王文良以姚家杀人、保护王开富家为由，出面向公社借出步枪1支、子弹9发，由胡屏耀当晚领回。
3月12日晚。
王文良在胡屏耀家主持第二次预谋杀人会议。支书王云凯提出用炸药一锅炸。村革委会主任蔡再安说，用分粮的办法把他们引出来，捆住干掉。王开富说，只要全抓住了，由我全部杀掉。这次预谋，因指定的具体执行人拒绝参与和区委指示请公安来处理而未果。
3月13日早。
根据形势的变化，王文良与公社信用社主任赵俊良商量，由大队牵头，在县公安局来人之前把姚家处理掉，并将此意见立即分头传达给村里王云凯、胡屏耀、 蔡再安等人。根据资料分析，信用社主任赵俊良参与进来的主要原因，应是与王文良的私人关系不错，案件起始阶段杀人动机似乎没有。但到案件的后半程，由于李 怀寿、蔡再安俩人肆意捏造，以为自己也成姚家兄弟杀人对象的赵俊良，变自觉地进入刽子手的行列。
围绕王副书记的旨意，村里的干部们当天晚上和次日又开了两次预谋杀人的会议。会议中负责去姚家刺探情报的名叫李怀寿的农民，虚假报告姚家不仅要杀王 开富，也要杀王文良。村革委会主任蔡再安添油加醋，说还要杀公社信用社主任赵俊良。会议原定由一农家几兄弟负责具体杀人，因这个农家拒绝参与，会议最后决 定向公社再领两支步枪后，另行定夺。这个正直的农家代表叫王在初！
黑镜头
3月14日。
和王副书记吵架的姚家老五，在母亲的劝说下，分别向公社和大队写了检查书。
老五对公社写道：“我违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辱骂了公社王主任，这是错误，以后不这样做了，要求宽大处理。”
对大队的检查是：“说我要杀人是没有这回事的，请不要怕，请安心，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请不要到公社拿枪，枪只能打掉我的头，解决不了问题。”
【当时参与杀人会议的一些公社党委成员早已退休，在这个著名的会议室里，主人已经数次更换，但历史的真相就被掩埋在墙上刷新的标语下。我找到了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谁也休想阻挡！】
3月15日早。
王开富按着预谋的主意，先在公社作了虚假的报告。中午王云凯、蔡再安又向公社常委会汇报，王文良听说姚还要杀自己和赵俊良后，站起来说，我们要先发制人。另外三名常委也表示，如姚家真要行凶杀人，同意干掉。于是公社决定再发1支步枪、子弹10发。
生命在这些基层拥有权力者的心中连草芥都不如！
无人之境
3月16日晨。
王文良外出金沙开会前，吩咐赵俊良，按13日研究的意见办。赵俊良赶赴大水井村将领导意见传达给干部。
当夜。
王云凯、胡屏耀、蔡再安、王开富等八人，在地主分子王仲伦29岁的儿子王文帮家开会。王文帮因此在原审判决中领无期徒刑。
王开富说，“哪个办到这个事，我们拿点粮食出来”。
蔡再安说，“叫王开满干，拿100元给他”。
王云凯说，“钱从水利款中出，再给200斤粮食”。
王开满，这个曾经“娶”了姚德才结发妻子一个月的农民，因担心没有姚家兄弟力气大没答应。会议最后决定，用民兵把姚家包围起来后，硬干是最稳妥的方案。
与此事本无牵连的王仲伦父子，有意或无意间成为这场阴谋的帮凶，可能与历史沉积的恩怨有关。
姚家兄弟的父亲姚正海，解放初期是农协会员，斗地主，分田地，表现积极，1957年病故。姚家老大曾当儿童团长，参加剿匪、反霸和土改，斗争过本队 地主分子王仲伦的父亲。1959年姚家老大任生产队长时，斗争过偷盗集体粮食的王仲伦夫妇。同年，王仲伦13岁的儿子王文帮因早婚，被姚家老大制止，并责 令退婚。这些积怨，一旦有机会爆发，就有洪水猛兽般的凶险。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翻身的基层社会，缺少一种情感的缓冲地带或者机制，“改天换地”之后， 曾经对立的人们因恩怨情仇十分容易陷入一种抱团或复仇的状态。
3月17日早。
赵俊良在胡屏耀家召集王云凯、胡屏耀、蔡再安研究当晚民兵部署问题。
当晚9时。29名成员全部在王云凯家聚集。
胡屏耀以连长身份动员说，民兵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姚家要杀人，公社支持我们，大家大胆地把姚家干掉。王云凯、蔡再安、王开富也作了一番鼓动。
部分民兵还表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叫我们干我就干”。
具体分工如下：王开满持步枪，与持梭镖的王开富把守大门。两名民兵分别持步枪和梭镖把守小门；其余人员持三尺棍棒保卫四周。
干部的分工是：蔡再安负责房前，王云凯负责房子右面，胡屏耀负责后面。王开富还负责动手前的侦察，其余人员就地在王云凯家休息待命……
这场令人发指的虐杀，我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心脏就乒乓跳个不停，甚至叙述的词汇不时在脑海里丢失。
山冈无语
1975年3月18日凌晨4点多，这群强盗似的乌合之众把睡梦里的姚家团团围住，王云凯、蔡再安还特地到其它两个生产队找来许多农民围观助阵。
最先动手的王开富，拿铁丝把姚家大门绞住。
王开满向大门和窗子各射一枪，这一枪等待他的是15年的监狱生活。另一民兵甲向小门里打了两枪。枪声震醒了沉睡的姚家兄弟，里面发出响动时，一个民兵向屋里喊到：我们是公安局的，你们快出来投降，不投降乱枪打死不负责任！
胡屏耀接着喊到，根据上级指示，你们要行凶杀人，今晚你们要出来投降！我想，这时爬在暗处偷看的姚家兄弟，一定被外面的黑压压的人群吓破了胆。
紧跟着王开富命令，姚家老二、老三、老四把老五捆出来。老二在屋里说，能不能不捆让他自己出来？王开富说，不行，并立即从窗口抛进一根绳子。在兄弟 们捆老五的工夫，王开富平静地说，你出来，我们到上面说清楚就行了，以前的事情不说了。老五被捆好后，王开富立即用枪托砸烂窗子，命令其从窗口钻出来。
老五的头一伸出窗外，民兵乙把铁丝圈套上老五的脖子，硬把老五从窗内拖出来，民兵丙迎上去共同把老五用铁丝捆绑在一棵杏子树上。
胡屏耀此时命令道：根据群众要求，命令老三、老四把老二捆绑交出来。老二一露头，民兵丁把铁丝圈套上老二的脖子，从窗口拖出了来，民兵丁和戊用铁丝把老二绑在屋子右边的一根屋檐柱子上。
接着，胡屏耀第二次命令，老三把老四捆出来，老四用同样的办法拉出来，被绑在屋子左边的一根屋檐柱子上。
胡屏耀最后命令，老三自动从窗口投降，也是被同样套住并被绑在右边另一根屋檐柱子上。
捆绑完成后，胡屏耀转过脸，对围观的群众笑着说道：乡亲们大家受累了，我们要带姚家兄弟去公社，外面挺冷的，请各自回家吧离场。
当人群离开后，胡屏耀、王云凯等人立刻商量，如何处决姚家兄弟。
胡、蔡的意见叫王开富打，王开富叫王开满和三个民兵各打一个，但王开满等四人害怕不敢开枪。这时，手持木棒的地主分子王仲伦主动站出来要求批准他打，他一边想从民兵甲手中夺枪，一边说，我来打。由于民兵甲枪杆握的紧，枪没被夺走。王仲伦又给民兵甲说，不要怕，快点动手打。
这是我能看到的资料中的王仲伦在该案中的主要犯罪事实，他为此，将在来年的审判中走上了断头台。尽管今天看来，对他罚不当死罪，但他复仇的怒火和地主分子的身份及当时量刑的政策法制准绳，把这个缺少人性的赌徒扭往死亡的境地。
最后，王开富直接从民兵手中夺过枪，瞄准了四兄弟。
第一枪，子弹直奔老五的头部，老五死亡。
第二枪，老三胸部中弹，也是当场死亡。
第三枪，老四的胸部。
第四枪，本想打老二头部，但子弹只打掉他的一个耳朵，王又朝其胸部一枪，老二不动了。五发子弹后，王开富发现老四没死，旋即用梭镖猛刺老四的头部、胸部……梭镖折断，又抽出一根方木奋击老四头部，直到老四不出气为止……
杀人在黎明时分结束，68岁的姚母罗纯仙，看着依然被铁丝捆绑在树上、柱子上的四个站着死去的儿子，即刻昏死过去。时年，老二姚太义33岁，老三姚太友28岁，老四姚太顺25岁，老五姚太学22岁。
我的愤怒和忧虑有，这四位青年农民，为什么能在众乡亲的眼皮下被魔鬼般的王开富带领25名活阎罗残忍地杀害了？这些曾围观而无动于衷的乡亲、曾拍板 决策提供枪支弹药的公社党委的常委们、用他人生命作为代价讲假话拍马屁的李怀寿们、那些活着的曾手提三尺棍棒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活阎罗们，不知道在这么多 年过去了，他们会不会还有当年的心安理得，每当夜色阑珊时，良心的重负如何去解脱，罪恶的记忆如何去泯灭。如果你的心爱的儿子有一天，遇到了新时代的新魔 鬼，你将怎么样面对？谁将为你说话撑腰？这绝对不是什么因果报应的老调重谈，而是衡量一个族群爱心，涉及一个民族有无生命信仰的大问题。
帅好，《共识网》，原标题为《1975年的民间权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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