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杨尚昆“扶右反左、插黑旗”

　　毛泽东说，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毛泽东还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

杨尚昆与中直机关“黑旗事件”



1957年至1958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不满，认为中直党委“扶右反左，插黑旗”。这就是“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人受到处分或株连。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并予以彻底平反。

杨尚昆：连任6届中直机关书记

1950年2月，为了适应建国后中央一级党政军机构逐步健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过去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统一建立中军直机关党委的体制，组建新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各人民团体的全国机关党的工作，任命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临时）书记。以后，杨尚昆在中直机关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连续6届当选为书记，直到1961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 1965年9月，中直机关党委被撤销，这时距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只有两个月。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之为“黑旗事件”。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

由于“黑旗事件”，杨尚昆和曾、刘三人都没有参加第七届中直党委。也由于“黑旗事件”，中直党委不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工作十分困难。“黑旗事件”后，杨尚昆虽然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但是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仍然要指导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两个党委的工作。这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放心。1965年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直机关党委被撤销。

毛泽东：亲自定性“黑旗事件”

在反右派运动中，中直机关党委是比较谨慎的，对各单位上交的材料均反复认真讨论。尽管如此，仍然发生了被称为“黑旗事件”的风波。此后，杨尚昆在中直机关党委的工作日益困难。杨尚昆对“黑旗事件”记忆犹新，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直党委书记，也曾应邀到一些单位作过几场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当然也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全国约有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即使按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有许多是错划的。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同“三反”运动中“ 打虎”一样，中直机关强调实事求是，不事先规定指标，至于具体到人，哪个人该划不该划，中直机关党委以当时高级党校上报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划为右派的一个同志的材料为标杆，对各单位上报的材料逐一反复认真讨论，最后定案。中直机关划定的右派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

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

“黑旗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中直党委有一个女同志叫晓岚，被派去参加中办秘书室的整风运动。那时秘书室的同志正在为该室原负责人应不应该划右派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种事。这些情况不知怎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八司马”（毛泽东借用唐朝柳宗元等一批官员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为州司马的故事，泛指以戚本禹为代表的、坚决主张划中办原秘书室负责人为右派分子的几个秘书室科以上干部。“八司马”具体指哪8个人，说法不一，也不一定仅限于8个人）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

邓小平：试图调解“黑旗事件”

杨尚昆说：

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因为参加毛泽东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一次工作会议，当时在广州），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谈完后我就回北京了。

随后，毛泽东也回到北京，又把我们找去，这次有秘书室支部的田家英、王刚、阎草，中南海总支书记李东冶，中直党委的曾三、晓岚，还有“八司马 ”的几位同志，江青没有出场。毛泽东狠狠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说你们举黑旗，你们违反了党纪国法，说中直党委对“八司马”采取这种手段是非常不对的，你们一定要承认错误。晓岚刚刚申辩了几句，就被在场的“八司马”们打断。他们说：“主席，她在你面前都这么厉害，对我们还用说吗？”李东冶表示要讲几句话，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讲了，你们回去吧，回去马上开会。

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回来，连夜召开会议，由我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我讲完以后，江青讲话，她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是主席亲自抓的，你们必须如何、如何，那态度凶得很啦！接着就是在春耦斋开大会，连续开了七八天。既然毛泽东把结论都做了，大家只好检讨、再检讨。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后来我和曾三、邓典桃一起多次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都要讲“八司马”如何、如何，你们“插黑旗”呀如何、如何。慢慢地毛泽东的气消了一些，就对我说以后汇报情况，你一个人来就行了。

田家英：因“黑旗事件”对杨抱歉

对这件事田家英觉得非常对不住我，一再说这决不是他挑拨的，他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大的精力去管这件事。后来，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这件事情不怪你，是你没有用好下面的班子。我估计是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我说了几句好话。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辞去中直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请求处分。毛泽东说，处分什么，说清楚就行了。

这件事差不多过去40年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轻信江青的挑拨，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我相信，所谓“黑旗事件”完全是江青在幕后策划的。

中办老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1957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群众对该室负责人进行揭发批判，中直机关党委（当时中办不设一级党委，中直机关党委直接领导中办各局党委和中南海总支）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和当时运动的发展情况，对该负责人的问题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方针，发动群众继续进行揭批。9月，杨尚昆同田家英商定调中央办公厅“后楼”干部王刚去秘书室主持日常工作；12月，秘书室原负责人下放劳动。1958年春，围绕该负责人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要不要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4月14日，王刚代表秘书室党政领导在秘书室全室大会上宣布原负责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引起一部分同志不满。有人把秘书室批判该室原负责人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责中直党委“扶右反左、插黑旗”，并责令立即查处此事。随后，连日在中南海春耦斋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办各单位十七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我们都去旁听过一两次会，觉得一件事好多人重复讲，反反复复只有一种声音，十分乏味，后来就不去了。去的人越来越少，大会后期冷冷清清。会议结束后，该室原负责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6级工资，下放劳动；王刚和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曾三、刘华峰，中南海总支书记李东冶等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李东冶下放到辽宁，刘华峰下放到陕西。秘书室受党纪处分的和在政治鉴定中作思想右倾、立场不稳评语的总人数占秘书室总人数的60％。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1961年，辽宁省委根据李东冶下放期间的表现，报中央组织部建议任命他为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同意，并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谭震林签发了这项任命通知。任命通知发前没有送给毛泽东过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省部级一把手的任免，才需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批，省一级书记处书记的任免是中央书记处权限内的事。但是，毛泽东看到李东冶的任命通知后，又狠狠地批评了杨尚昆，并要他查还有哪些在“黑旗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又升了官。一查，又查出刘华峰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为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和书记处的同志只好再次承认错误，撤销了对李、刘的任命。其实对李、刘新的任命都是按照他们原来的职级安排的，不存在“升官”问题。

戚本禹：通过“黑旗事件”出名

杨尚昆说：

通过“黑旗事件”这件事，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是题外话了，就是戚本禹出名了。那时，戚本禹是秘书室的一个科长，通过这件事就和江青挂上钩了。1961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印发给全国各级党委讨论。后来他又写了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俨然成了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因为戚本禹坚持要划中办原秘书室主任为右派，曾和刘华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毛泽东就抓住曾三这句话，说你们动辄就整“左”派。我说提出开除戚本禹党籍的只是曾三的个人意见，并没有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不算是罪名，如果算，也只能是未遂罪。毛泽东就狠狠地批评我，说什么叫未遂罪？不是有过一个准备炮轰天安门，暗杀中央领导人的反革命案件吗？你总不能说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未遂罪嘛！当时我就想，曾三和戚本禹都是党内同志嘛，怎好和反革命案件相比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到党纪处分和在政治鉴定中被指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中办秘书室原负责人被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广州，收到原秘书室干部阎草的来信，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我把阎草的信转给了邓典桃、刘火（当时中直党委尚未恢复，干部平反问题应由中办政治部受理）。我在信中说，“所谓‘黑旗事件’是应当平反的。中办秘书室原负责人的问题既已平反，则‘黑旗事件’至少失去了依据 ”。后来几经研究，考虑到所谓“黑旗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持不同意见的两部分群众间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伤害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所谓“黑旗事件”实际上已被否定，没有必要再专为“黑旗事件”平反，以免伤害当时持另外一种意见的同志。

苏维民，《百年潮》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