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市防治麻风病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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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留存在人类意识里的一个“黑洞”。

权威的《辞海》对“麻风”的注释：“预防：将有传染性的隔离治疗。”这就是说，要使自己清白而不染病，只能让麻风病人从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消失。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上，记有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法》，规定患“疠”就是犯罪，要押赴“疠所”处死。秦王朝开了公然迫害麻风病人的先河。自此以后，麻风病人被害的事件就从没有间断过。

1949年前，广东甚至有一次烧死麻风病人八十几个的丑闻被揭露。

1981年，裕隆一姚姓麻风患者，为了不影响子女成家，服下安眠药后出钱请人将自己烧死，却因药量不足而被烧醒，几天后再次买回药来请人烧。

江苏省宝应县的一次调查表明，全县人口自杀率十万分之十三点六二，麻风病人的自杀率却高达十万分之一千四百八十点二，后者为前者的109倍。

可以想见麻风病人是在怎样凄苦的心境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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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1年1月的最后一天，西昌市的麻风病人又增加了一个。这是一位身段不错的农村妇女。这会儿她正倚在墙边，埋头哭泣。

开始她并不知道自己患了麻风，是看了省电视台有关麻风临床知识的介绍后，觉得自己有点像，而找到皮防站来的。当然希望医生能给予自己一个否定的结论。

她首先接受了从姓名、婚姻等一般项目到现病史、既往病史、传染接触史、家族史、个人史等繁复的询问，并都记录在案。

接下来是常规体格检查，排除了贫血、肝、肾疾患及活动性肺结核病。

然后在明亮的室内自然光线下，被自上而下地从不同角度和距离观察全身皮肤，尤其是那些易被忽略的遮掩部位，并配以手——指明不能戴上手套——摸、触、压、捻，将各种感觉做好记录，且在病历中占整页的人体图上注明。结果，发现她全身散播着众多对称而界线不清的橘黄色弥漫性浸润和结节，这是典型的瘤形麻风病人。

但这只是进行了皮肤部份的检查，还要进行神经损害检查，感觉功能检查，面部运动功能检查，手足运动功能检查，眼检查。

末了是临床上的组织胺试验，出汗试验，竖毛试验，以及对在眶上、颧、颏、耳垂等处切刮获得的组织液进行手续复杂的细菌检查，最后才能下结论。

客观事实如此——麻风，既是对人的肉体的判决，也是对人的精神的判决。

3天后等来的这个判决，使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同时对未来怀有诸多幻想诸多爱的年轻母亲没法承受：“我还有啥子活头啊……”

她悲泣，甩出满把的眼泪。

“你要听话，”一旁是余灼尧医生继续对她的劝解，“只要你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我包你能治好。”
医生并没有哄她。尽管大量的、形态完整的麻风杆菌正在她体内繁殖，而医生也在她的病历上沉重地写下：“经查菌为阳性，形态指数高。确诊为瘤形麻风病人。”

打这一时刻起，西昌市皮防站24名职工，为治好她的病同时避免她传染别人，承担起了由始至终的责任。为此，她将在责任医生的严密关注下，免费接受正规的联合化疗，按时定量服药满3年，然后再接受5年的监测。这8年，皮防站每年填报的42份表格中，都将有她的位置。

还有，国家麻风监测中心的4张表格88个栏目、荷兰基金会的4张表格213个栏目，都将留给她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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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危害人类数千年的麻风杆菌，被挪威学者韩森首先发现。58年后，“韩森氏杆菌”被公认为麻风病的致病原因。

麻风作为人类古老而又流布十分广泛的传染病之一，早于公元前1550—1400年前的埃及草纸书和印度的梵文佛经《吠陀经》中已有记载，于《圣经?旧约》里亦有所描述。

我国最早记述麻风，在春秋战国时代。《庄子?外篇》：“疠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活画出麻风患者对于遗传的担忧。《史记》还记述了公元前453年，刺客豫让为刺杀赵襄子，而除去须眉，用漆涂身，扮成麻风病人，令人不敢接近的故事。说明麻风病在那时已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害怕。之后千年的时光流过去了。北齐开保年间，来自北印度的僧人那连提黎耶舍于汲郡西北寺院，设立了我国古代麻风病院的雏型“疠人坊”。唐代承北齐之制，设“悲田坊”。寺院设“病坊”这一慈善救济设施，自北齐始延续300来年，至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由地方政府接管，病坊遂成为官办救济设施。……

沧桑轮转。世道变迁。人类数千年深受麻风杆菌残害，只是到了现代才大声喊出：麻风可防可治不可怕。

这一喊石破天惊。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尚有约1000万例麻风病人分散在全球各地，并且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非洲、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占了麻风病人总数和95%以上。而中国经过40年不懈的努力，麻风病人已从解放初期50万下降到不足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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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作为一种非致命的全身性、慢性传染病，无论从传染学还是流行病学的角度说，都远没有肝炎可怕，这怕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或者正因为它不置人于死地只致人于畸残——斜眉吊眼，脚跛手缺，手(足)掌因指(趾)骨被吸收而变成“杵杵”(所谓“脱节癞)，足底溃烂不止(所谓“兜底癞”)等等——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怵目惊心的可怕印象。

麻风病人是本病的唯一传染源。

麻风的传染方式是接触传染。主要是健康人破溃的皮肤或粘膜，与麻风病人含有麻风杆菌的皮损或粘膜接触而发病。未经治疗的瘤型病人通过打喷嚏、咳嗽、讲话喷出的带菌飞沫直接溅落于健康者破损的皮肤、粘膜或吸入呼吸道，也可引起传染。接触未经治疗的瘤型病人的生产、生活用具，也有被传染的可能。

与传染源长期密切的接触可提高染病的机率，但偶尔的接触也有被传染的记录。前面那位新发现的患病妇女，其娘家、婆家所在的村子此前就还没有发现过麻风病例。

麻风病的潜伏期平均2—5年，最短的仅3个月，最长的可终身不发病。

麻风病由于接触传染(直接、间接)，潜伏期长，因而不易造成广泛的分布，亦不易造成暴发性流行。这决定了防治麻风必须坚持长期、反复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控制以至最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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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病，上医院，找医生，从来如此，可谓人人皆有的“习惯性动作”。然而麻风病除外。

麻风病得由医生去找，去“恭请”病人接受治疗同时接受自己的好意和善心。确实不可思议。

一位马姓的国家机关干部，七十年代染上麻风，在德昌县麻风院治疗后回到西昌市境内居住。1982年普查时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进行检查，发现他身上仍然带菌，并没有治好，要对他继续进行治疗，却遭到拒绝，也根本否认自己患过麻风，说他患麻风就是对他的“诬陷迫害”。皮防站的人送药上门他就放狗咬。但据说，他自己却在买药吃，也至今仍在领取民政部门提供的生活费。

还有一位结核型麻风病人(不传染)，经半年服药两年监测，判愈后事隔3年，其在工作的儿女却欲改写他曾患过麻风的历史，将他弄到省皮研所检查，没查到症状，两个女儿便和他一道到西昌市皮防站来吵闹，要给他“平反”。当年认真接受治疗，这会儿却说那些药他根本就没吃，全被他扔了。

对麻风病采取“不承认主义”，源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原因，他们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彩虹在他们心中消失。生命不再摇曳。美妙的歌声，亮丽的鸟语都只能带给他们的听神经以讥讽、悲愤的刺激。他们多么需要得到人间的一份温暖呵！

共和国年轻的麻防工作者，以自己长年累月默无声息的工作，将这份温爱递到他们的手中。

1985年8月，由中国麻风协会在广东顺德出刊的《中国麻风杂志》发刊词说：历代为政者有谁顾到麻风之危害？唯新中国成立，防治麻风之春雨便滋润了华夏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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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说，从事麻防工作的同志，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现在西昌市皮防站一批开始步入中年而风姿绰约的女医生，在经过了1982年以来大规模的普查、院外治疗试点，到日复一日的施治、监测，已经在业务上、人格上，在事业理想的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上，变得成熟了。而那些生活在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质朴善良的山民们，该一定记得当年，这些打着绑腿的年轻漂亮的城里女孩子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景？

为找一个叫沈五达的病人，医生们沿着雅砻江走了一天半，才把他找到。彼时他正在岩洞里睡觉。

也是为了查一个病人，一早就出发，沿金河走60里，草深及胸，头晚上又下了大雨，露水太重，连向导也不愿走前头，杨生福和邱呷呷两位医生将雨衣扎在腰上开路，一面用杵路棍打草惊蛇。吴仲坤一脚踩在葛藤上，虚虚的，一声惊叫，前面的回头看，她脚下是个空崖腔，翻滚的激流在崖腔下面喧嚣，她那脚只要稍侧一点，就掉下去了。

翻过年，又到这里来，找43岁的麻风病人许汝兵。可怜，他已被乡邻和他的儿子，骗到崖坎上蹬下金河去了……

在大桥区普查，一去就是3个月。30岁的杨生福，刚进山时被叫做“叔叔”，随着络耳胡疯长，一个月后，成了“伯伯”，再过一个月，成了“爷爷”。周东含、张鹏新几位在螺髻山上，滚一阵火塘边下来，走到大箐梁子，毛长嘴尖加蓬首垢面，偏又想搭个车，结果被警惕性特别高的司机当作逃跑的劳改犯人往荞窝农场送……

1982年5月，西昌市全面展开麻风病的普查工作，一举查出麻风病人288人，年龄在7岁至74岁之间，主要是青壮年和瘤型病人。

10月，在省皮研所指导下，以川兴为试点，对病人进行院外治疗，这是西昌麻防工作者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千百年来只能用隔离法治麻风的传统做法。点由病人就近确定，44个乡选定出22个点，站上人分到点，定时送药，定时检查、取样，做好记录，风雨无阻。

正如那次，张俊杰医生把药送到缸窑，但核桃村的一位病人，因桃中河发大水没来。大水阻得住病人，却阻不住医生，当地农民站在岸上喊“莫下去哦！下去要淹死哦！”他还是去了。

再如那次，1985年，西昌发大水，毛毛雨下个不停，病人都以为医生不会来了。田医生蹬车子到礼州，见樟木的安宁河吊桥被大水冲毁，再倒回来绕太和大桥去樟木，涉很多的山河水。

马道一位女病人，治疗中因药物副作用面皮颜色变深，自行停药中断治疗，引起严重的“麻风反应”，又不愿进医院，一心要死在单位上，丈夫也提出要离婚。余灼尧、谢联智两位医生赶到她家里设家庭病床，连续3天输液处理，又做通了夫妇俩的工作，积极配合治疗，1990年3月顺利完成治疗过程。前不久这位妇女因单位上给办了“农转非”而特意来到皮防站，要医生们分享她的喜悦。

另一个女孩子，1987年由医院皮肤科介绍来而偶然发现患麻风病的，正在谈恋爱，男朋友“望而却步”，要吹。站上将他找来，由副站长杨承敏和几位医生轮番交谈，保证医好。1989年停药，当年结婚，1990年生个胖儿子，小两口欢欢喜喜抱到站上来，见人就教他叫爷爷婆婆，直叫得这些三十几岁的医生们乐不可支。

保密治疗，是诊治麻风必不可少的特有手段。1983年一位高中生发现右膝上一块癣状皮肤，不痛不痒，到皮防站一检查是麻风病变。皮防站嘱咐他安心学习，积极配合治疗，直到神不知鬼不觉地治好病考进大学。后来是他自己说漏了嘴，让学校知道他曾患过麻风，学校要他退学，经皮防站证明病已治好绝无传染，方才作罢。这个幸运儿大学毕业后已分回凉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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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力量无穷，科盲加法盲，却十分可怕。

从1949年到1982年9月，西昌市208名麻风病人中，有81人因不堪歧视而自杀或他杀。麻防工作者必须集医疗、宣传于一身，普及麻防知识，加强法制教育。

他们走到哪宣传到哪，什么会都插上一脚，嘴巴讲解加图片展览，每年5月“全国计划免疫日”和“国际麻风日”，都把桌子、图片搬到闹市区去，全站人倾巢出动，咨询答问，散发小册子，把麻风可防不可怕和消灭麻风的决心，宣传到市民心里。

白大褂、白帽子、白口罩，是医务人员的职业形象，“白衣天使”嘛。但麻防工作对病人检查、采菌、做活体组织手术，都要求自己不穿隔离衣，不穿工作服，不戴大口罩，不穿高筒靴。目的只有一个：消除麻风留在人们心里的恐惧阴影。

又买来麻风科普拷贝，请电影放映部门下乡巡回时作片前加映。

效果是令人振奋的。有个事实可证明，新的现症病人，已从过去主要靠普查、线索调查发现，逐步转变为主要靠自报、互相发现。1982年，全西昌市自报发现仅1名，没有互报发现。1987年自报发现8名，互报发现7名。最偏僻的银厂乡患者李万珍，因不堪歧视而遁入外县深山老林数年，听到政府的呼唤，才走出山村，接受治疗，重食人间烟火，获取一份温爱。

尹洪安，川兴海丰三组一位令人尊敬的农民。自从知道自己染上麻风后，便一张小船，漂泊湖上，但同时也开始了他与命运的抗争。打鱼，他是好手，卖了钱，就治病。听说吞黄金能治病他就吞黄金，听说用鸦片洗澡有效他就用鸦片洗澡。一个江湖骗子朝他拍胸口索要800元他就掏800元。上万元的血汗钱丢进水里，泡都没冒一个……为了不传染别人，也不被人笑，打了鱼他甘愿挨贩子杀价而不送上街去卖，即使上街也是独来独往不乘公共汽车。凄苦的人生后面站着顽强自重的人格。1982年，市皮防站医生们温暖的手，将那只颠簸的小船召回到岸边，尹洪安首批列入治疗。1986年病愈，1989年结束监测，重新享受一份正常的人生。

尹洪安感激皮防站，要送几千块钱，不被接受。他便设宴招待全站同志和党政领导。皮防站认为这是绝好的宣传机会，全体人员欢天喜地去了，省皮防所所长也参加了。尹洪安祝酒时说：“我今天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站在人面前，终于可以坐一回公共汽车去请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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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世界知名，可以用下列数据勾划出来：

1982年以来，累计发现病人454人，累计死亡、外迁44人，累计治疗病人410人，治疗率100%，其中已治愈252人，愈后监测126人，还在治疗32人。全市麻风患者已由1982年的0、71%，下降到1990年的0、31%。

近年来全国麻防工作重点，集中在云、贵、川三省；四川皮防科研基地在西昌，省皮研所的一切科研项目，几乎都在西昌进行。

1984年5月，西昌的麻防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挂上钩，由WHO提供英国皇家独家生产的氯苯吩嗪，于全国首批使用联合化疗。联合化疗的目的在于，终止传染，提高疗效，缩短疗程，避免出现耐药性。

1985年8月，WHO西太区官员、菲律宾国家卫生部顾问加尔维斯到西昌考察联合化疗在云贵川的可行性，在川兴检查患者20多人次，认为西昌“院外化疗做出的成果，起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指导性作用“。同意资助三省联合化疗，为WHO向三省提供资助铺设了道路。

1985年11月，应卫生部邀请，WHO麻风病联合化疗指导委员会的国际麻风专家、印度加里基里麻风中心院长M?克利斯蒂恩，和美国加维尔麻风中心临床部主任R?R?贾克布森来西昌，为贵、川联合化疗人员举办讲习班。

1986年11月，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以78岁高龄来到西昌，深入病区考察指导，认为西昌的麻防工作为打开全国院外联合化疗起了很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贾克布森再次来昌，认为西昌的麻防工作“达到了国际麻风联合化疗先进水平，可以和世界先进国家媲美。” 他说：“西昌能做到的，凉山能做到的，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做到。”

《全国联合化疗手册》，就是以西昌方法为依据编写的。

1990年5月，WHO临时顾问罗伯斯·沃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在中国长到7岁，再次来中国时，是作为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飞行员志愿参加抗日战争的，驻扎在云南。这次(90年5月)，是以夏威夷某医科大学教授的身份，来西昌考察皮防工作的，他来西昌考察后认为，西昌市皮防站是他“所见过的世界麻风病防治中搞得最好、最细的。”

西昌市皮防站由汉、满、蒙、藏、彝6个民族组成，是个团结和睦，积极奋进的小集体。

与蔡萌合作。

蔡应律，《民族》1991年第八期，原标题《“疠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