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燕京精神！——被涂抹的司徒雷登

　　中国人对于司徒雷登的印象大都源自毛泽东发表于1949年8月8日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通过这篇社论，司徒雷登作为战后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形象被定格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社论勾描出来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一位被定性为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代表，最后的命运更是被塑造成极其滑稽、丑陋而孤独的境况：“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和脸谱化的司徒雷登，遮蔽了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尤其是司徒雷登作为文化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侧面。1945年9月13日，抗战期间迁移到成都等地的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在借用的校园里举行了一场欢迎会，参加完这场聚会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对于这么一个纯粹是华人集团所表现的热心、高效率、足智多谋，这不啻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证，大量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不时听到各方面对校方维持学术水准的赞语，关于这些几乎就是不可思议的‘燕京精神’表现了。”在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等都是大学行列中的佼佼者。虽然这些大学大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但作为办学者，这些学校的校董会却基本上是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即崇尚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才是奠定所谓燕京精神的基础。

　　司徒雷登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对此直言不讳：“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使命不仅是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更关注于培训一些教会的职工。这个副业反倒成了它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唯一正当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个副业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外部的资金援助。我希望大学坚定不移地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又希望它能够远离那种让人厌烦的说教行为。不应当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礼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不应当对基督徒有照顾政策，拒绝信教的人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惩罚。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燕大都理应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无拘无束传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达则只应当是私人的事情。”燕京大学的存在和延续依靠其基督教背景争取的外援，但其办学方式却是坚持自由和多元的准则，在这种宽松氛围里容许基督教文化的传扬，这可谓是将自由主义与宗教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燕京大学不仅是创造、传播和接受知识的空间，同时也是滋养心灵和塑造美德的空间，而对于后者，非强制性的宗教文化往往可以扮演良性的角色。正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办学方针指导下，燕京大学的新闻系、社会学系、法学院、政治学系、哲学系等都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一流的院系，拥有费孝通、吴文藻、张东荪、许地山、梁士纯、冰心等一大批最一流的学者和学生。

　　1919年前后，为了这样一所一贫如洗仅仅停留在理念中的教会大学的诞生，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记录了其在北平为选校址四处求人甚至远赴陕西，以及在美国为了筹措建校款项而开始的“乞讨之旅”。其间有种种不为世人所知晓的甘苦心酸，也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司徒雷登所体现的坚忍与执着。他在回忆录呈现的只是这个筹款过程的冰山一角，却足以让我们感触不已了：“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而且一天到晚都干这个，别的事情根本拿不出时间去做，我心中焦急万分。每次踏上‘乞讨’的旅途，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绕完一圈之后就又立刻好了。”司徒雷登这种筚路蓝缕的办学精神，融会在燕京大学的校训之中，而凝聚并升华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魅力人格，可以说，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他从1919年建校伊始到1946年离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直未曾长久离开燕京大学）是空间与人格融为一体的文化象征，而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意涵，更是充分折射了司徒雷登的人格内涵。据司徒雷登的追忆，这个校训是将耶稣的话“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以及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的希腊文铭刻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融合了起来，其实质就是将古老的宗教真理与现代的启蒙真理结合了起来，既高扬现代知识人追寻真理的主体性，同时又训诫现代人要有一颗谦卑而献身的心，是传统儒家经典所启示的读书做人之心路与世路融会贯通的另一种表达。

　　令人扼腕的是，到了1951年的新中国，燕京大学和北京其他大学合并，并被除名，私立基督教大学的身份也荡然无存，美籍教师都被遣散回国。但司徒雷登在晚年的回忆中，却坚信“整整30年，燕大作为一个高等学府释放出了无穷的力量，在学生身上激发出了光辉灿烂的精神火花。在这个中国人信仰动荡不安、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燕京大学的影响力永远不会彻底消亡”。

　　唐小兵,《随笔》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