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追念彭大将军

　　彭德怀同志是我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战友。

　　说起来，已经是65年前的事了。1933年，我到他指挥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委员。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我同他都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爆发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从1938年11月起，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区，同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起，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些艰苦岁月里，我们又朝夕相处。两年后，我调回延安，名义上仍兼着北方局书记，实际工作全部由彭德怀同志代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着谈不完的话题。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作为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1947年6月，我曾奉毛主席之命去给彭德怀同志送信。经过5天的急行军，在陕北定边城内同前方司令部会合。那时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解放后，我到北京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1952年，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到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我们又有了经常促膝谈心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被免职。中央指定我和他联络，一个月一次。此后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能出入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去看望这位身处逆境的老战友。

　　后来，毛泽东曾考虑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他对我说过这件事。1965年10月，毛泽东决定请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还要小平同志请西南局的那些负责人到北京来，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要尊重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德怀同志临行前，到中南海万字廊向我辞行。那天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大家都流下了热泪。临别时，我们互期再见。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我和德怀同志相识相知32年。自1965年分别后，至今又有33年。别离的时间已超过相识的时间，但我对他的怀念丝毫没有因此淡化，反而日久弥深。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谨写此文，作为追念。


　　一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他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那样的逆境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28年7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刻，刚刚入党不久的彭德怀同志表现出常人少有的巨大勇气，率领一个团的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这次起义，像沉沉黑夜中的一声霹雳，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革命的信心。同年11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奔赴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合。这两支部队协同作战，共同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

　　彭德怀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多谋善断，统兵作战常常身先士卒。从红五军发展而成的红三军团在他的率领下，行如飙风，战如雷霆，既敢打敢拼，又灵活机动。在作战中，他敢挑重担，从奇取岳州，到奔克长沙，再到后来的五次反“围剿”，专打硬仗；在长征路上，和兄弟部队一起，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剽悍的敌军四个骑兵团跟踪袭来。红军过去还没有同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不把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10月21日，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利用陕北特有的塬高沟深的复杂地形，趁敌军牵马上塬的时候，伏兵突起，将措手不及的敌军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100多匹马。打了这一仗，敌军就停止进攻了。当时，我随毛泽东同志在附近山头观战，听得不远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正疑惑间，捷报传来。毛泽东同志兴奋地写下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短短24个字，既是写实，又浓缩地刻画出彭德怀同志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

　　抗战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协助朱总司令率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日军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调回延安后，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彭德怀同志肩上。这年8月，他统一组织指挥了华北敌后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出动兵力20多万人，历时3个半月，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破坏大量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沉重打击了日军妄图封锁和割裂我抗日根据地的所谓“囚笼政策”，钳制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提高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彭德怀同志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日本侵略者从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又抽调两个师团，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总体战”，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从此，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严酷的时期。当时，我已奉调回到延安，彭德怀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才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又悍然进攻陕甘宁边区，兵逼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2万余武器简陋的部队，抗击国民党装备精良的20余万大军，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他过去没有直接指挥过这支部队，对这支部队和它的各级干部不很熟悉，但一接下来，立刻能指挥得处处得心应手。他废寝忘食，精心运筹，沉着应付，设疑阵，布奇兵，指南打北，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虎口夺食，穿插分割，奔袭包抄。指挥艺术的高超，令人叹服。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转入反攻，收复了延安，在不到3年时间内解放了整个大西北五省。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向我说过：他一生戎马倥偬，很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去搞生产。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席不暇暖，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地考察，着手拟定开发大西北的建设计划。不料朝战烽起，林彪托病不出，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义无反顾地挥师援朝，重上烽火前线，同号称在历史上没有战败纪录的美国军队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用3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成为国际上威名远扬的军事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彭德怀同志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紧随朱德同志之后，位居次席。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当之无愧。

　　如果从1916年参加湘军算起，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彭德怀同志一生戎马生涯达37年之久。如果从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算起，他投身革命战争也有25年，其中至少有20年身在前线。正是长期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当然，在制订某些具体的方针部署上，他与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每次争论后，他总是能够通过实践及时调整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完善自己的方针。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借此批判彭德怀同志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二

　　彭德怀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贫苦农家，少年时就萌发为穷苦人找寻出路的强烈愿望。参加湘军后，又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届三十，到了中国人常说的而立之年。后来我常想，也许正是这种艰难而漫长的对革命真理的求索，才铸就他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而又勇于修正错误、胸襟宽阔而又脚踏实地、内心火热而又外表严肃的个性。可以这么说，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他的毕生追求，从军打仗只是他为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有些人把他看成是“一介武夫”，其实是极其肤浅的，是一种误解。

　　当年行军宿营之余，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他不爱“闲聊”，谈论最多的总是国际国内局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候他常说，自己入党之初，只知道执行党的指示，不懂得路线问题。实际上，每当党内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能坚持原则，直抒己见，不惧权威，只认真理。

　　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由于长沙守敌实力雄厚，援兵又即将开到，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这一正确主张，带领部队一起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取吉安。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红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变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坚决反对。他曾多次对我谈过自己的意见。记得广昌战役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对我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当年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脑海中。

　　长征过程中，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黑水芦花，他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极力挑拨彭、毛之间的关系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同志立刻驳斥了张国焘的这些胡言乱语。当天晚上，他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时，还余怒未消地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当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时候，又是彭德怀同志率部保卫毛泽东等的安全，毅然决然地跟随毛泽东北上，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在革命危急关头的英明和果决。

　　彭德怀同毛泽东是老战友。当初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红旗时，第一个上山同他会合的是朱德，第二个便是彭德怀。长征后期和东征入晋，毛泽东任红军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他们并肩作战，亲密共事。“老毛”、“老彭”是他们之间的亲切称呼。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彭德怀深感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1942年，他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是“特等射手”，“提出的政策总是命中十环”。延安整风时，他真诚地总结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并为中国人民有了这样当之无愧的领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认为即使是对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领袖，也不应当绝对盲从和迷信。因为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有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正因为如此，他极其尊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并不盲从。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彭德怀同志一生崇尚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反对虚伪浮夸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申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共产党员对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8年秋天，他到外地去检查国防建设，痛心地看到许多粗大的树木被砍掉，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年底，他又到最熟悉的湘潭、平江两县实地调查，了解到“大跃进”的许多真实情况。正因为如此，他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写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的后果至今令人言之痛心。因批彭德怀而导致全国性的“反右倾”，因对毛泽东的日渐神化而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今天，当我们怀念彭德怀同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这一段沉痛的历史，也更加钦佩他当年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节操。


　　三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在和德怀同志长期共事的过程中，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彭德怀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彭德怀同志个性刚烈、正直、坦荡、忠诚，他嫉恶如仇，处事从不苟且、不屈从，做人从不矫饰、不阿谀，敢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同他在一起工作，既痛快，又紧张。因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从不隐瞒，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也都可以直说。工作中难免有意见的分歧，有时甚至会发生争论。但争论后，只要事实做了结论，无论谁对谁错，他都心无芥蒂。

　　彭德怀同志办事雷厉风行而又严密谨慎。他平时很注意也很善于了解下情。谁对他弄虚作假，那可倒了大霉。他对战士、对群众宽厚仁爱，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却要求极严，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让人心服口服。因为他要求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批评错了、过分了的，他会当面向你检讨；批评以后，还会主动给人补过改错的机会。在西北战场和朝鲜战场，他都曾在开会时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贻误战机的高级指挥员，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但会后，他却主动将下次战役中最艰巨的突击或阻击任务交给被批评的部队，要求他们奋勇作战，挽回荣誉。当他们重新立功之后，又立刻热情地通电表扬。这种品格和作风，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战争中提挈三军如一人，令行禁止，所向披靡。建国以后，他所主持下的工作效率，至今仍为人称道。

　　一个人的突出优点有时也伴随着相应的欠缺。德怀同志刚正而欠于通融，爽直而失之急切，有时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也曾劝说过他，他却笑着回敬说，我不会像你那样“和稀泥”。他有时还喜欢骂人，这自然也不能提倡。但在崇尚气节的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民族精魄之所在。这种浩然之气，使德怀同志成为一代伟人。

　　我对德怀同志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清正廉洁。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党内外、军内外都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称的。他从小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痛恨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在立志救国之初，就同好友黄公略等相约：“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他在旧军队工作12年，卓荦不群，出污泥而不染。旧军官搜刮民财，克扣军饷，他却把自己的薪饷积蓄起来，做了起义的费用。参加革命后，他更是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红五军成立之初，同红四军并没有隶属关系。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后，他却主动建议由一、三军团合组成红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长征后期，红军严重减员，需要缩编，为了保留红一军团的番号，又是德怀同志主动提出撤销三军团，将部队编入一军团。他一手创建并长期率领的红三军团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试想，一个长期统兵打仗的军人，主动把自己的队伍交给别人指挥，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撤销自己的部队番号，如果没有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没有以人民和革命利益为重的大局观念，是断断不可能做到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竟有人批判德怀同志，说他当初参加革命是为了“入股”，这只能说是一种恶意中伤。

　　彭德怀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百万军队的统帅，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但是，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功劳而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总是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谦虚谨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我从1933年在中央苏区同他相识以来，从没有见他搞过任何特殊化。记得当年在三军团的时候，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一个菜，如炒鸡蛋之类，我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但只要德怀同志下去，加菜就没有了。开始时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他加了菜，他都眉头一皱，骂了起来，直到把加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

　　德怀同志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是赤忱爱民。他的一生，因同情劳苦大众而走上革命道路，为谋求人民解放而赴汤蹈火，最后又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受损害的老百姓说话而蒙冤。但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从不因自身的荣辱而有所更易。

　　德怀同志曾经说过：“我从小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他对民生疾苦总是感同身受。有人说他是苦行主义，他认真地回答：“谁个不会吃好穿好？问题是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有人还在饿饭呐！”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笤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德怀同志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倡平均主义？事实完全相反。正是他根据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力主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来在视察国防基地时，他经过同连排级干部广泛交换意见，又提出并力主解放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至于1959年他对“共产风”的反对，就更不待言了。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我想，千秋之后，人们谈到彭德怀，仍将赞叹不已。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杨尚昆，中华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