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出国》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去集体化叙事的逻辑——以作家高晓声为例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社会在卷入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除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其所有的外部压力作用外，自身在哪些方面也自发地生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诉求，乃至有效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我看来，80年代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相当程度上说，80年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都曾经颇为深刻地介入、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文学。简单地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文学写作通过去集体化的叙述逻辑，在80年代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中心的整体环境中，非常深入地介入、推动了作为去政治化之一方面的去集体化进程，而江苏作家高晓声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就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摆脱贫困，走上“国富民强”的现代之路也正是革命的合法性来源，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民族国家主体的强烈诉求，以及内在于这一诉求的国民主体的建立。也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动力。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贫困和匮乏是怎么产生的；其二，如何解决贫困和匮乏。如果说，我们将这两者当作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看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由政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两种解读和设计方案之间的争论（两者的关系可以颠倒过来），因新政权的建立理所当然地只剩下一种，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解决方案中，作为“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看做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当“国富民强”的承诺未能在大多数人能承受的时间段中全部实现的时候，甚至民众的贫困和匮乏并不亚于此前的时代和社会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随着“文革”作为激进政治高潮的逐渐衰落和结束，中国社会进入被称为“新时期”的80年代。实际上，在我看来，贫困和匮乏也是导致激进政治失败很重要的内在力量之一。于是，“新时期”的开始也必然以对激进政治的清算为起点，而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中，激进政治被当作造成贫困和匮乏的根本原因。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开始的对激进政治的清算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对激进政治中被批判和否定的诸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特别是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辨析，同时，对产生激进政治的历史原因缺少同情性理解，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应对、制度创新和实践措施，甚至对那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所有的超强生产能力过于轻视，而只是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向往富裕生活的“人之常情”，这也就为90年代全面引进并迅速渗透中国社会肌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温良的土壤。

　　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急功近利的急切之举，其中也就有对富于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集体化运动的否定。集体化被视为“极左”政治恶劣的生产组织形式，除了生产“大锅饭”和寄生于“大锅饭”的“二流子”外，严重地挫伤、损害、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断了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的道路。这样的逻辑一旦被认同，毫无疑问，原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也即随之松动，甚至破产，而广大农村的严重贫困无疑更加速了这一逻辑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曾经由刘少奇等制定并实施但不久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42并在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宣传报道中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快，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高晓声创作了他“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高晓声因着他对农民颇为热烈的感情很快创作了《陈奂生上城》。小说的主人公陈奂生就是“漏斗户”主，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一次没有让作者失望，作品引起了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的关注。此后高晓声断续写下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和《陈奂生出国》，并于1991年将这些作品合集、定名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出版。

　　“漏斗户”主陈奂生可以说是一个去集体化的先锋形象。小说中，作者为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气势的“不相信”：“他不相信‘粮食分多了黑市就猖獗’”，因为他自己就不会；“在口粮紧张的情况下，他不相信用粮食奖励养猪是积极的办法”；“他不相信‘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的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农民对粮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坏几乎不发生关系，生产的劲头低落了”；“他还不相信分配口粮的办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般情况而不考虑特殊情况。”陈奂生的“不相信”无疑是尖锐的，它直指70年代一系列的农村粮食政策，以及其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农村粮食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反映。第一个“不相信”指向的是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指向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第三个指向统购统销，而且还暗含着一个如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最后则指向粮食分配方法。也可以说，这几个“不相信”就是高晓声为陈奂生所想到的致使他成为“漏斗户”主的原因。

　　陈奂生的饥饿和贫困当然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而陈奂生的贫困实际上也是整个农民的贫困。然而，他的贫困并非集体化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说，乃是其家庭结构必然产生的状况。有学者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个案的具体研究，颇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陈奂生这样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分配方法下，必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口粮入不敷出的状态，43而且，陈奂生这一家不仅仅处于由起始家庭向成长期过渡的缓慢阶段，更兼妻子体力、脑力均有问题，工分无疑比一般妇女少，甚至很低，四口之家，基本上就是靠陈奂生一个强劳力，但所需要的粮食却并不比别人少多少。陈奂生怎么可能不戴上“漏斗户”主的帽子呢？而且，到高晓声写《陈奂生出国》也就明明白白地说道：“儿女一上阵，家庭经济的滑坡现象似乎就刹住了。”

　　而陈奂生们普遍贫困的问题显然来自于国家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文革”结束后，这一点就一直是被批判的焦点之一。但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乃是最终使国家摆脱贫困的面貌。换言之，也就是让普天下的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这其中自然包括陈奂生在内。然而，这不是什么“吊诡”，而是残酷。残酷的历史和现实留给新中国的道路似乎就只有先实现工业化。

　　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需要。44

　　这是薄一波的话，温铁军将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经济的研究看成这一表述的“注解”。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重新思考陈奂生问题时应该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执政党要实现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必须经由工业化这一条路，可是工业化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外援，更不能掠夺，于是只剩下广泛的社会动员，提高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而所有这些所针对的主体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只要我们认定，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个早已被规定的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就只能这么做，这就是代价。但另一方面，往好里说，这是社会主义觉悟，是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和目标，可往坏处说，这虽然不是掠夺，但毕竟是“内部殖民”。一个国家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为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历史没有理由遗忘他们，现实更没有理由仍然将他们固定在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奂生们是伟大的。

　　按照温铁军的研究，8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本原因就是此前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享受到这些现代化的成果，正是因为有千万亿陈奂生们为之作出的巨大牺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奂生们所付出的代价就绝不应该只是由陈奂生成为“漏斗户”主的那个时代独立承担，而应该由整个近现代史共同承担。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工业化所生产出来的城乡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工业化的结构生产了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差距是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有的结果，且难以克服。也就是说，陈奂生们的贫困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贫困。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进入历史的内部，深入地考察历史，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逻辑将陈奂生们的贫困和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匮乏看成集体化运动的恶果，而将“包产到户”作为解决、克服的有效途径。然而，事实上，正如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直率地讲，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

　　黄宗智最后得出结论：

　　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45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一结论，但其过密化理论无疑是中国农村，尤其是苏南这一人口密集的区域长期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有效解释。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及相当一部分农村题材的小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集体化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包括对陈奂生缺乏主体意识的所谓“农民性”的揭示和刻画也均被看成集体化的结果。而高晓声及其陈奂生不过是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人物之一，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小说均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去集体化的浪潮。然而，90年代以来，个体 / 家庭式的农村经济遭遇自由市场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贫困的中国农民却陷入了更为困顿的境地，同时，被市场和包产隔断的农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再也无力抵挡日益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体制压榨。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一些农村不得不重新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来应对，在相当程度上说，这是现实逼迫我们重新回到历史中去，慎重对待社会主义的遗产。

　　卢晖临：胡靖、吕新雨和郭春林的这三篇报告的主题非常接近，涉及对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认识问题。郭春林老师的报告讨论了文学领域对于集体化的一个否定，在今天看来，这个否定无疑是一种建构，它把集体经济看作必然会抑制生产力的、必然会打击农民积极性、必然导致大锅饭和农民贫困的一种制度，而解决之道就是“包产到户”，所谓“一包就灵”。怎么看待这种否定？我想它肯定不是有意造谣，包括像高晓声这样的人，都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集体化时期的一些问题，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根据上。我相信，今天研究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一些和高晓声所揭示的不同的事实，譬如我们可以找到经济状况良好、农民积极性高涨的生产队。站在今天的角度，重要的不是用一些事实掩盖或者推翻另外一些事实，而是如何在多元甚至矛盾的事实基础上发展出对于集体化和集体经济更具同情的认识和理解。结合胡靖和吕新雨的两篇报告，我想简要探讨一种认识和理解集体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回到历史过程和脉络中去，要从一种去历史的、去情境化的叙事回到历史性的、情境化的叙事里面去。

　　在我看来，中国的集体化或者说集体经济实践有三大目标：第一是保障，第二是公平，第三是增长。回顾前三十年集体化的历史，可以说第一个目标是较好地实现了，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除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农民整体上做到了免受饥馑之苦，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医疗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也得以满足。第二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包括分配上的公平和政治参与上的公平。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被抑制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第三个目标则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不够快（譬如和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有限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能够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的成果，如粮食消费量、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三个目标的受挫对于中国集体化的成败影响至为关键，由于增长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农民无法感受到增长），农民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保障中，与此同时，极为狭小的分配空间也放大了农民对于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感知，放大了农民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

　　增长目标的受挫是必然的吗？我们仍然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吕新雨的报告讲到了当时的约束条件。我们要把当时的约束条件充分地挖掘出来，包括国际局势、工业化的战略性目标，也包括当时的技术水平。徐俊忠老师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看，是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比如说，国际局势一直到70年代初才缓和；我们工业化的前20年一直处于要对农业抽取比较大的资源的历史阶段，等等。我们重构历史阶段和各阶段的约束条件，就会看到增长目标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实现，特别是没有体现在农民那里。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同情式的分析。

　　说到增长，我刚才更多地是谈到外部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还有一块是内部的约束。一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内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我们当时发明了很多群众参与的方法，但基本上还是依靠周期性的群众运动，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距离。二是科学管理的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计算劳动量，怎样去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从那些坚持下来、比较成功的集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套比较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当然，这个内部的约束条件又和前面的外部约束条件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外部条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打开一个足够的空间（增长能更多地留在合作社和生产队的内部），精细化管理也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本来蛋糕就不够大，大家都处于生存水平之下，你让他设计出一套区别大家劳动、分配劳动报酬的管理技术，就会受到社区伦理的限制。我想，我们用这样一种历史的方式，可以把当时集体化时期的问题展示出来，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成就。比如，胡靖老师在报告中讲到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成就。这样做的当下意义在于：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和恢复历史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而未能实现的可能性。

　　老田：我以前自称职业农民，受到别人的批评，说我的资格不太够，但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三农”问题一直很关注。听了三个报告以后，我有很多感想。特别是，胡靖老师用了负的公共品、负的资源等概念，我觉得很新颖。我自己也总是感到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时代的研究，喜欢用很多大的词语，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去分析政策和决策，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分析历史的框架。我总觉得这是不合适的，缺乏深入下去的概念，研究也没有从中层往下层走，缺少与现实针对性强的具体的理论工具。我听了胡靖教授的报告后，感到非常受启发。

　　吕新雨特别提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必须跟政治结构相配合，孤立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成立的，并用这个来解释城市人民公社的失败。毛时代的农村是政社合一，其成功之处也在于这配合了社会结构和生产的制度化过程，这个制度的部分残余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可惜未能被执政者充分认识。但在后来，毛确实希望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权力和生产结构的分工，在政治权力向多数人手上转移的同时实现代表性的重建，这是他晚年思想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值得好好研究。

　　我对文学不是很懂，但我能感觉到文学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伤痕文学对于改革所需要的舆论氛围的塑造作用。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开会时赞成康生的说法“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如果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出场顺序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过去的历史，要完成学术上的提炼，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重新表述出来，这需要很长的学术积累时间。黑格尔就曾说过 “密纳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但文学就不同，它比较先知先觉，就像郭春林所分析的高晓声小说一样，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好人很不顺、很受气，坏人则很嚣张、很得意。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审美情感的动员和群众的同情心，很快就把社会舆论氛围根本改变，所以，文学往往在社会科学之先，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转型需要。关于“陈奂生”系列所隐含的主题及其来源，我想起一件事。杜润生是宣传高手，他写过一个顺口溜：“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娶老婆”是结婚和延续家族的大事，“一季”就够翻身说明政策效果极其好，可以立竿见影，农民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了。杜润生总结和论证问题的方式，特别契合“陈奂生”系列的故事讲法。文学为改革服务，令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布罗代尔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说，那个时候资本家群体挺惨的，当时的封建主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在资本家蹒跚迈步的阶段，背后总是有个强有力的批评者在敲打他们，好像欧洲文学史上干这活的人很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当了很长时间的主流，所以欧洲资本家群体恐怕比中国今天的要健康。今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不是与资本家群体成长过程中间权力和舆论都参与“保驾护航”有关？各种社会力量过分烘托了强势的资本成长过程，像高晓声在“陈奂生”里也是这个路子，老说陈奂生的好话。我想，陈奂生在“万元户”阶段还不会有大问题，后来要变成资本家，也会很容易变坏，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权结合起来为他们捧场，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与欧洲的同行相比太顺了，很容易堕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如果社会风评不好，很容易诱发从根本上质疑那种制度的声音。政治权力和资本都是社会上很有力量的东西，有能力把自己的利益边界外推到损害社会、损害他人的法律界线之外，很容易产生腐化和堕落，客观上需要一种批评它们的力量，但这在中国恰恰没有成长起来。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后搞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深刻反思权力、资本和话语权紧密结合的现象。文学的力量确实很大，在“保驾护航”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公众接受新的资本家群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让公众信服的则不多。

　　关于吕新雨老师的报告，我还有一点疑问，她比较强调绿色革命中工业品投入的增加。我有农民经历，对种水稻还是比较了解的。这里我说一个从种植制度变革到最后增产的漫长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以前，插秧的标准是一棵秧占100平方寸的面积，到五六十年代搞密植的时候，株距要求就变成了三五寸，这相当于每亩的株数多了6倍半，插秧的负担变得很重。而且还有很多妨碍增产效果的内容，要逐步革掉是比较慢的。以前遗留下的水稻品种是高杆，插密了以后容易倒伏，导致减产，同时矮杆品种的生长周期短，有利于推广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在引进广东农科院搞的矮杆品种后，可以解决倒伏问题和生产周期问题，结果，肥料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因为化肥增产很困难，到“四清”前后就大力推广种紫云英做绿肥对付。70年代初，县化肥厂投产之后，双季稻的产量才逐步稳超单季中稻，两季的总产量达到了1300～1400斤，但是农民不是很满意，投入了好几倍的劳动才增产这么一点点。我亲耳听到农民是怎么提意见的，大概1972年和1973年，我年龄小，“双抢季节”跟着去“捡谷”，每7斤记1个工分，在休息闲谈的时候，一个老头对小队干部说：“你们现在种粮的才收这么一点，还把人累得要死，解放以前我种一亩田打了八石五斗加一撮箕。”他说的产量相当于1100～1200斤，一季接近两季，比两季还要少很多劳动量，意思是更加合算。1978年到县化肥厂扩产到18000 吨的时候，亩产量就迅速提高了，就没有这类舆论了。也就是说，化肥的增产作用比较显著，关键原因在于受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拖累，粮食增产需要的各种投入要素中间，化肥是最后一个得到的。而为增产需要开始变革的整个生产过程，从种植制度（密植、单改双）到化肥的配合，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序列。政府想让农民把习惯改过来，受到了农民的长期抵制，所以也拖慢了整个变革过程。我认为农业增产过程，是长期的和逐步实现的，五六十年代农业增产主要是和农田水利建设、改革种植制度关系紧密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工业品投入增加的影响才显著些。

　　我对胡靖老师的报告也有一点疑问。他说农民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合作，我想，如果只是增加化肥投入，集体干活和个体干活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拖拉机耕种的话，家庭经营还是有很大的局限。农民到底是家庭耕作还是集体耕作，背后的牵涉很大，涉及很深刻的历史意涵。毛时代历史学界“农民战争问题”是一个学术热点，有一些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例如农民战争创造了新制度没有？要清楚认识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反过来提问：为什么它没能创造新制度？这么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风腥雨，那么高的成本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制度，符合农民的需要，稳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机会？甚至有人问，农民创造了新政权没有？这个问题的等价问题是：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单干为什么难于改变？如果要有新组织的话，成本和管理上有什么问题？它为什么在这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门槛？古今中外，都是单干。无论是我们用牛单干，还是美国用拖拉机单干，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觉得，理解历史变革、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在农村中的适应性，这里面的话题很多。今天学术界很多人特别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坏话，恐怕与单干在历史上的持久存在有很大关系，组织和管理上的“门槛”难于突破的事实，在理论认识和思维上也发展成为一个禁锢性的东西，学术大环境如此，就算有对集体农业的正面认识，说出来好像也是理不直气不壮的。

　　单世联：社会主义和饥荒的关系问题，是我昨天晚上提出来的。我当时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发生了饥荒，这是有史为证的。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饥荒。我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饥荒只是由于公有化的原因。它和我们的治理方式、权力结构，甚至领导人的作风都是有关联的，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公有化。同样是社会主义背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中出现的。我认为，这样的经验跟后来的大饥荒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再讨论，我只是说明一下。感谢新雨老师。

　　黄万盛：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基本立场：对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要慎重对待。在这里我要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当你随便把前人当作尸体抬出去的时候，那个准备把你当作尸体抬出去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没有问题，我基本上能接受。

　　我们这次有很多发言是非常实证的，这很好，能让我们比较直接地接触问题，但是，必要地去历史化，甚至更加彻底地去历史化，也许能够看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合作的思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模式：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而且，这种思想模式在中国历史当中反复出现，毛本人对这样的思想模式是非常接受的，并坚持运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毛处理问题时很少依靠国家行政管理团体的力量，而更多地走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向。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怀疑，毛泽东迷恋群众路线，他的群众路线后面的哲学基础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合作的思想模式。追根溯源，这是黑格尔整体主义哲学的立场，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但这个模式是值得检讨的，主要的问题是它扭曲了部分的价值，包括个人的价值，很容易导致消解多元多样的普遍主义，这正是我们以往的深刻教训。我赞成合作，但不能接受一个纯然动员式的合作。我不是否认合作，只是说我们对合作应该怎样定义，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