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段宇宏：毛泽东传记出版背后的“猫腻”

——兼谈删改书籍的“反革命忽悠罪”

　　国内有喜欢删节、篡改书籍的恶习，涉及敏感历史、事件、人物的书籍，只要你有心思去抓捕，基本上十拿九稳，当然这主要指翻译出版的图书，因为你有原版进行对照。并非说纯国内版本的图书就不会删改，很多早在出版前就被改得面目全非，读者蒙在鼓里，也不知从何去戳穿。

　　这样的书也可称作“伪书”。试想，你看了一本“伪书”以后，写作读后感，与人讨论和交流读书信息，甚至产生了智商提升的虚幻感，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儿。若你后来知道自己读的书是本“伪书”，只要还有点正常人类的智识和良知，是不是感觉到一个刻着你名字的猪头形象在眼前冉冉升起。

　　图书的水平和失误是另一码事，译者的错漏也是另一码事，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刻意删节与篡改是下流行径，无非想通过故意制造信息的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以达到某种特殊传播效果。这也给从事研究的学人设置了重重障碍，让你防不胜防。就算是专业研究者，没几人有精力去收集堆成山的中文版和外文原版，并把每一本的两种版本逐字逐句对照。长远来说，这种行为对思想和信息传播造成恶劣影响之深远，说它是“反革命忽悠罪”毫不过份。

　　迪克·威尔逊的《人民君主：毛泽东传》英文原版，翻成中文版后，名字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中图）。看来好卖，2011年换个封皮和名字又出了。（时间和精力有限，此书内容有无删改尚未查对）

　　言归正传，谈国内出版的毛泽东传删改之前，应先简单了解一下毛泽东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情况。

　　这些年大陆出版过的“毛泽东传记”不说浩如烟海，也有点汗牛充栋了。

　　大陆出版的毛传记有个值得玩味的特点，外国人写的比中国人写的吃香，美国人写的尤其吃香（主要来自哈佛费正清中心，又称东亚研究中心，或说是费正清学派的）。在西方正好相反，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比外国人写的更受欢迎，但在国内通常不能出版。

　　我们出版过的毛传记虽然多，但基本可总结为它们都是“红星系”，因为毛传之鼻祖被称为《毛泽东自传》，出自美国记者斯诺之手。

　　斯诺被共产国际物色来为延安做宣传，1936年下半年受邀访问陕甘宁边区，回来后陆续在报刊上登载报道。很多内容是延安方面安排的文稿，基调早已定好，只不过通过斯诺的美国记者身份传达出去。

　　当时为什么要选斯诺呢？原因很简单，党一直试图进行宣传上的突破，外国记者如史沫莱特、路易·斯特朗、爱泼斯坦都曾为党撰写过报道，但因为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所以效果并不理想。斯诺的“自由派”色彩更重一些，比较熟悉西方市民化媒体的文风，

　　1937年10月，斯诺的系列报道结成集子在伦敦出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所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半身像，成为标志性的毛泽东早期照片。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版“红星”一书，2月份它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所谓《毛泽东自传》即来自《西行漫记》第四章：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记录了毛泽东从出生到抗战初期的经历和言论。

　　苏联1939年11月份首次出版了《毛泽东传》，其主要内容即取材自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但未署作者名，仅声称“以一位美国记者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为基础”，却配上了前言和附录。

　　苏版《毛泽东传》只是斯诺版毛自传的衍生品，但它的出版意味深长，对中共政治走向的影响非常深远。早在此书印行之前，斯大林即通过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明确向中共表态，王明不得再与毛泽东竞争，中共应由毛来领导。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指令传达到延安，毛泽东轻松击败了王明的挑战，后者则一蹶不振。

　　苏版《毛泽东传》在斯大林授意下，前言中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颂，加封了颇多伟大头衔，如“光荣的人民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杰出的革命统帅”……这标志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公开认可与支持，此后毛在党内再无人能挑战其地位。这本毛传记付印一月以后，毛泽东即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庆祝斯大林的六十岁寿辰，文中同样表达了对斯大林的热爱与拥护之情。

　　中国人自己写就的毛泽东传记，目前可考的是，第一本出自萧三之手，第二本出自李锐之手。萧三版本的毛传在文革中的影响，不亚于斯诺版本，凡是歌颂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伟大业绩的文革版毛传，大多都以萧三版为蓝本。这三本毛传记，基本奠定了后来在大陆出版的毛传记之风格，要么以其为蓝本，要么基调不超出其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还有几个广为流传的毛泽东传记版本，如马玉卿的《毛泽东的成长道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大学“尽朝晖”的《最伟大的天才》……它们被不断地冠以各种名字翻印。

　　文革的毛传记已不仅是充满浓厚的宣传意味和个人崇拜色彩，而且彻底颠倒黑白是非，任意篡改党史和国史，随着文革结束它们也就不再有生命力。

　　李锐50年代初在大公报上发现毛泽东早年发表的不少文章，便萌生了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拜访毛泽东的诸多师友之后，1953年连载《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得获得出版，后因李锐的“政治问题”此书不能再版。

　　直到1979年李锐复出之后，经过补充修正才再获出版。1992年，李锐重新编订，辽宁出版社以《早年毛泽东》之名出版此书。今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所谓《毛泽东传》，其实就是李锐《早年毛泽东》基础上经过再编订的版本，内容并无太多差异。

　　西方关于中国现当代史、中共问题、毛泽东的研究作品，能在在大陆不断出版，造成重大影响的首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或说是该学派的著作。这些学者写作的毛泽东传记，不同于斯诺、史沫莱特、爱泼斯坦等记者带有新闻性也隐含宣传性的作品，也不同于官方自己出版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它看上去很有“学术味儿”，所以对大陆左右派知识精英更有影响力。

　　早期西方学者的毛泽东传记，得数哈佛教授史华慈1951年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史华慈亦是费正清研究中副主任，有西方当代“毛泽东学”奠基人之称，“毛主义”一词最早由他使用，他还有两本代表性著作：《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

　　另一位早期的美国“毛泽东专家”叫施拉姆，物理专业出身，二战中在军队服役，被指派参加了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研究完原子弹，施拉姆人生出现大逆转，五十年代末的兴趣逐步聚焦到共产党与毛泽东身上。

　　60年代初，在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下，施拉姆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镀金，接触到中共延安时期的部分资料，遂萌生梳理毛泽东思想历程的念头。他后来回忆，在胡佛中心阅读《解放日报》时，未曾想几十年后会跟该报编辑部成员于光远、李锐等人结识。

　　施拉姆1967出版《毛泽东传》之前，还有系列热身作品：《毛泽政治思想》、《诗人毛泽东》、《一个人与他的学说》，携这些成就，他当年入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

　　施拉姆以前常来中国，他的妻子1964年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文革爆发后他们才离开中国。文革后施拉姆逮到机会就往中国跑，曾六访社科院。1980年他和邹谠、陈志让、特里尔等哈佛系学者组成“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访问大陆，与于光远、廖盖隆（《历史决议》的参与起草者）、李锐等交流资料与观点。

　　1987年全国学者齐聚中央党校，邀请正在中国访问的拉姆做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研究》，顺便还谈了邓小平的贡献。参会的中国学者首先对一个西方人用中文演讲感到吃惊，然后又被他谈中国问题的“客观公正”所感动，报以热烈掌声。

　　施拉姆的两本书《毛泽东政治思想》和《毛泽东传》在中国大陆一版再版，据官方称曾发行五十几万册，外国人研究毛泽东的作品，这是在华出版的首本畅销书。

　　1965年，加命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陈志让推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但此书的名气反不如他的另一部著作《军绅政权》的名气大。

　　前述作品大多在80年中期至90年代初，以《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的形式“内部发行”过，后来逐渐公开出版。200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把这些作品的大部分经过重新包装出版发行，在市场上反响还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实也是著名的海外“毛泽东专家”，主编过10卷《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先后写过三本毛泽传：1966 年著《毛泽东传》，1972 年著《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的源泉》，1989 年《毛泽东》；一本研究性毛泽东诗词的著作《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与理想》。竹内实的所有作品皆在大陆得以出版，其中很多作品在文革时期即可发行。

　　近年仍在畅销，由外国人所写的毛泽东传首推罗斯？特里尔、迪克？威尔逊、菲力普？肖特三人的版本。其中最热门的当属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不仅是畅销书还是常销书。

　　特里尔的毛传先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截取后半段“内部发行”，改名为《毛泽东的后半生》，1988年年底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个全译本《毛泽东传》，200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包装后继续再版。据官方称，特里尔的毛传早年出版以后就印行了120余万册，2006年后又售出70余万册，从这个数字看，在大陆绝对属畅销书。

　　毫无疑问，目前哈佛系费派学者在大陆出版中国现当史和毛传记对知识精英影响力最大。哈佛有着响亮的名头，身处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大国，有着自由的学术和出版环境，首先就为作者先打上一道“可信度”光环。不少读者甚至认为外国学者不涉及本国思想与利益的纠葛，看待人与事更加客观，何况欧美名校的学者还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按常理来说，一个国家的历史与人物，本国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优秀学者所写之著作才是最靠谱的，外国人始终有难以穿透的文化隔膜，无法逾越的语言障碍，生活体验的欠缺，但我们有着不正常的学术和出版环境，出现这种怪现状自不奇怪了。

　　如何评价这些哈佛系费派作品？总体而言，它们仍然是“红星系”的血脉，只不过用自由派语言来表述。

　　关于哈费东亚中心早年与“太平洋学会”（苏联与美共在美国学界缔造一个战略性谍报组织，如果加上克格勃和美共渗透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几个庞大间谍网，这两家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东欧和东亚的格局演变影响深远，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命运）的学术渊源和历史关系，因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就不多言了。

　　别看大陆左右派对毛的评价上时常吵得一踏糊涂，但其实交集相当大，这就是“红星系”作品出版的最大功绩。最典型一例，左右皆认为毛拥有旷古绝今的，超过常人的党内外和国内外“斗争能力”，靠着这种神一般的政治、军事、外交、宣传方面的“斗争能力”，他当上了党的领袖，率领党夺取得了政权；又如农村包围城市，土改之于历史走向的影响。只不过左右派按各自的意识形态，选择褒义或贬义表述。

　　先就事论事，除了作为外国学者的“劣势”以及“特殊历史原因”之外，哈佛系前期的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呢？

　　成书年代过早，大多出自80年代，最早可到50年代初，那个时候连可依赖的二手材料都寥寥无几。可叹的是，就连50年代初的写作。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的传记，多依赖斯诺、史沫莱特、爱泼斯坦、路易·斯特朗等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以及官方早年公开发表的文告、消息。

　　当时的学科发展水平非常低，那波学者们的知识结构放到今天看早已老旧不堪。研究毛泽东、中共、中国现当代史，不具备苏联史、共运史、冷战史、军事史、经济史方面的修为怎么能靠谱。就共运史这个领域再细分一下，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变，列宁主义的来源，共产国际的历史和架构，共产党的组织与宣传运作演变……这些老派学者都是两眼一摸黑。

　　“全球共产革命”案例，从东欧到东亚和东南亚，再到非洲、南美洲，涉及到的军事、经济、政治、民族、宗教、情报、组织、宣传、地缘政治……这些远远超出了老哈佛们的知识能力，而没有这种积累，解析共产主义国家及其人物，写作相关的历史作品，是不可能靠谱的。

　　以施拉姆为例，它未受过专业历史学训练，没有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积累，当年沾了钻冷门的光，用今日眼光看，其著作太过粗糙单薄。历史事实的还原依赖于核心档案，历史事实弄错则结论错。最近二十年，随着苏联、美国档案解禁，中国海峡两岸历史文献不断发布，共运史、冷战史、中国现当代史已飞跃数个台阶，很多历史结论被推翻，很多事实被证伪（实）。

　　哈佛系的早期作品能在大陆常年一版再版，不断被炒作和扩销，并不是莫名其妙，自有他的“妙处”，不要当有关部门是吃屎长大的。有些“妙处”不便多讲，有些“妙处”可略微点一点。像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作品颇丰，为什么今天就不火了呢，因为竹内实是个共产主义学者，他的书虽有宣传作用，但因作者身份和立场太明显，在市场上未必有号召力。这个跟当年莫斯科和延安要选择斯诺作为“红色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道理。

　　老哈佛只是幼稚和无知，但毕竟是学者，时代与个人局限不能否定他们很多人“真诚的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是进入了党中央军事决策层，而非此前所宣传的取得领袖地位，八十年北京方面发布档案和资料澄清史实，施拉姆立即对之前的描述做出更正，到这时他才知道毛直到1943年才取得党主席职务，真正成为领袖。文革结束后，中国三十年间发生的众多政治惨剧才为西方学界普遍知晓，对施拉姆等学者也是一次冲击，此前依据错误史实做出的结论及评价自然被推翻。

　　“我的《毛泽东传》那本书是二十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观点”，1991年他接受访问时这样表态，当时他刚写了一篇文章《党的领袖或者君主》。施拉姆重编毛著作时发现50年代出版的毛选有严重篡改，即做出了尖锐批评，而我方“正义学者”用“严重夸张和歪曲”来回应施拉姆同志。随着新档案的披露，施拉姆经常修正自己观点，尽管不一定都正确。

　　尽管哈佛系费派属于“红星系”血脉，仍避免不了“被搞”的命运。面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关方面常常选择性传播，赞扬被无限放大，批评被淡化或消除，修正的结论和著作不再引介，进行阉割以后再出版。费正清老同志1989年后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因修改了颇多以前的历史结论，就不再引进出版了。

　　下面就来谈几个删改书籍的“反革命忽悠罪”案例。讲毛泽东传记删改状况前，为了让大家更深刻领会人家的“良苦用心”，插播另一个小话题。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老朋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不错的私谊。她写的《周恩来传》大陆和台湾皆翻译出版，台版与英文原版内容一致，而大陆版被篡改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周传第3章关于毛泽东的描述，英文原版与台版一致：“湖南长沙有一位身长瘦高，眼神迷茫的农村青年”，大陆版变成了：“在湖南省府长沙，一位材颀长，才思俊逸，名叫毛泽东的农民”（你丫这是何苦啊，要搞选美吗）。

　　原版中24章描写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的场景时，提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作者用了“who had a cold”，台版译作“毛泽东正在感冒发烧”，与原版一致，大陆版译作“毛泽东看来还健康”。英文原版第10章描述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的反应时，说“蒋介石没有失言”，台版与原版一致，大陆版中把这段话删除了。第9章，关于顾顺章一家的事情，英文原版与台版一致，大陆版译作“………………”（嘿嘿，嘿嘿）。

　　韩素音的周传记的大陆版，还有不少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段落和章节，令人喷饭。

　　以最畅销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为例，此书2006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再版，声称根据作者最新增订版翻译而来，“最新版全译本”六个黑黑的大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明显把“最新全译”作为“卖点”来推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与特里尔增订的毛泽东传英文原版只随意对照两章，就发现了严重删节的地方。

　　大陆版第14章“修补体制”，该章末尾以“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段文字结束。查对英文原版，在这段话之后，原来还有三大段文字，相当于一页的内容，全部神秘失踪了。即便按照罗斯·特里尔的英文老版本，也不是到这个地方就结束的。（注：文后有图解）

　　若是涉及到中国现当代G点的英文著作，大陆不少高端读者喜欢购买港台翻译的版本。不好意思告诉你，亲，特里尔这本书若你买了台版，你也受骗上当了。因为此书的台版引进的是大陆版（台湾出版业近些年有点不景气，当然也会变得不争气），译者都是同样两个人，该书台湾版本的第14章连“1959年至 1960……”这段话都没有，阉割得比大陆版还厉害。此书的大陆版还留了个把儿来撒尿，可能担心台湾读者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台版连根儿都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