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下）

——以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为例


　　三、以阶级斗争进行思想整肃

　　矿山地区从1957年8月中旬开始的“大鸣大放”没有持续多久，到9月下旬，风向突变，运动转向“反击资本主义道路”和“批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而从国家的宏观政策看，其实也早就为这种突变埋下了伏笔。在1957年8月8日中央发出在农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运动是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有力的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54而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即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鸣放的积极参与者认为自己是真心诚意地拥护社会主义，是给党和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但是，至早在9月中旬，县里就已经派人下来摸底，圈定了石云龙、郑子贤和邓介眉等15名重点右派分子，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反击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审查这些人的阶级成分。

　　经过“走访群众，深入调查”，上级认定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成分都有问题，都是“混到阶级队伍里面的人”。如石云龙“原来是个假贫农，他本人的身份原来是个流氓学生”；55郑子贤“虽然没有历史问题，但是个人英雄主义严重，脾气暴躁”；56罗光前“虽是贫农出身，但他的舅父是个‘反动党团骨干’”；57关于田圣和，县委干部认为他“七岁的时候加入反动会道门，并参加烧香拜佛的迷信活动”；58而写下长诗的彭泽则被认为“一贯喜欢读书，娇生惯养，性格阴沉”。59

　　笔者无法从现有的材料中查证这些存在“阶级成分问题”的人是如何在此前一次又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蒙混过关”的，但是，以“参加迷信活动”和“性格阴沉”等主观标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的确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变味和升级，意味着对阶级的划分可能不再仅仅依据经济的标准，而是可以被无限泛化到文化、道德甚至动机和态度的精神领域，从而确立一个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和因需而异的标准（这一点对于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影响巨大）。而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这些人在鸣放中所提的意见、所写的包括大字报在内的所有文字自然也就成为了“毒草”，成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的攻击”。由此，对于这些攻击进行最坚决和无情的回击就理所应当，也自然成为运动的重中之重。这样，无论我们今天如何去猜测当年整风中由运动初期的鸣放转而向运动中后期对鸣放进行反击之背后的真实逻辑，对于这些鸣放的参与者，他们却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阳谋”，并且只能别无选择地扮演起“牛鬼蛇神”的角色——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会为其所背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付出巨大代价。而由他们所代言的那个更为庞大的农民群体，也自然会在这种突变中看清形势，进行内心的自我审查和站队，进而迅速调整自己的立场。

　　这一切都是通过急速升温的阶级斗争来完成的。此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阶级敌人”（即鸣放者）的惩罚，一是对动摇与观望者的规训（教育与启发），而前者又是达致后者的最好路径。于是，反右斗争大会开始了。对于斗争大会这种形式，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群众已经相当熟悉，此时，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进去，要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揭露。从档案材料看，群众所揭发的问题主要有两类：

　　一是基层干部对合作社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有群众揭发陈锦如存在着“四不管”：“一不管农业生产多少，粮食浪费多少；二不管耕牛养的死和活；三不管劳力的出勤与逃跑；四不管生产工具的好和坏，都是混一天算一天的样子。”陈锦如自辩道：“劳力偷懒和逃跑我管不了，他们不听我的；少数人多吃多占，我也管不了，我认为大家都很熟，管了得罪人；生产工具的好和坏，我认为我无权管，这是公社的事情，与我无关。”60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也是被普遍提到的问题。如田圣和被揭发每次向上级都少报稻谷实产量，以达到少交公粮的目的。对此，田圣和觉得委屈，辩解瞒产是为了大家，多留些粮食都不够分，如实交了粮肯定会饿死人。他的这一说法，被县委干部斥为“顽固不化”。61

　　二是个人品行问题。如袁正顺、唐元轩被揭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败坏；62郑子贤作为财经干部，被批待人不积极，工作不耐烦；63而邓介眉、何享来经常与社员发生冲突，喜欢与人打架，也成为揭发的内容。64

　　从这些揭发材料中，我们可以悟到一些东西，姑且不论干部个人的道德素质等问题，它倒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当时的一些群众缺乏干劲，劳动偷懒耍滑，以及干部消极怠工，缺乏责任感的真实状况。而所谓瞒产私分，则不啻是当时农村经济困顿及农民面对这一困顿时的自利反应的又一个写照。但是，这些揭发之真正让人深思处，却还在于阶级斗争在规训人们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65它不仅成功地让发声者闭嘴，让其中相当部分人去反悔并自悔“原罪”，以换取宽恕，更为重要的，它还会让那些数量更加庞大的动摇和观望者接受教育（教训），让他们真正地懂得在大是大非面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经历又一次触及灵魂的阶级斗争的洗礼。由于运动中的批判不仅指向“错误言论”本身，更指向言论背后的“阶级动机”，被批判者多被扣上了诸如“阴谋家”、“坏分子”、“恶毒攻击”、“道德败坏”之类的帽子，接受最严苛的政治和道德审查，这就足以让大众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如果说一般农民对于“错误言论”所反映的事实本身可能还存在着某种认同，那么，对于鸣放者险恶动机的深挖却会让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民众重新修校自己的立场，让他们既从政治和道德上去否定鸣放者，又重新自觉地以上级要求作为校对自己政治态度的标准，从而产生如社会学所分析的主体对自我最为严格的精神上的自省、自查和自律。由此，整风便不仅整肃了干部，更高度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因此，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就很难再从已存的文字档案中寻找到不同的声音，随处可见的，都是组织对于底层声音的整齐划一的代理，甚至也包括已经内化到群众个体思维之中的真正的集体化意识。

　　当然，群众思想意识的“归位”是需要有外部推力的，按政策话语的说法，就是要通过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来教育人民，仅仅是几次对鸣放者的批判并不够，还需要对这些人进行严惩，以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来教育群众。因此，矿山地区的鸣放者受到了惩罚，其中一些人，如石云龙、郑子贤、罗光前和邓介眉等，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获此罪名者，在当时的下场可想而知。为了教育广大群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被公布于众，其中有的人的“反动材料”还被发到干部群众中进行批判。其中邓介眉入狱以后写下的12封悔罪书，就被誊抄多份，分发批判。在这些悔罪的文字中，邓不只一次地提到“我痛恨自己，真是卑鄙小人，忘本的攻击党的道路。党是我的恩人，我不思回报，却反过去辩论鸣放，实在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我的思想龌龊肮脏……我痛恨自己，仇视自己的丑恶思想。摆着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竟向资本主义死亡黑暗的道路走去。”66无疑，这种自污式的悔罪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与警示意义，要远大于仍然可能属于“文斗”范围的批斗大会。而当人们读到邓被公开批判的遗书里的话“我这个死是不白之冤，我悔，我悔，已迟了妈妈，我后悔没有听你老人家的话，您老人家一次、二次……劝我少说话不说话，我没有听到耳内去呀，我这个死正是我的嘴七说八说带来的……”时，67自然会痛恨其执迷不悟，至死不改，但更为深远的效用，恐怕还在于它对那些私底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动摇甚至困惑情绪的彻底夷平，整风运动最终以阶级斗争实现了其思想整肃的使命。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集体化高潮，人们也已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8年2月至3月间，大冶县全县又开始了新一轮整风，矿山地区领导整风的组织叫“鸣放核心小组”。可见，“鸣放”作为整风的方式仍在运用。但为了防止再出现“反动言论”，组织上对核心小组的成员做了集训，要求他们“正确引导整风鸣放运动，与党保持一致”，“发动群众坚决地同鸣放中的右倾言论做斗争”68，而整风的目的，则是要“与党一条心，确保农业大跃进，产生更大的高潮”。69

　　不过，此时组织上的担心看来是多余了，因为当核心小组的成员下去发动群众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群众的热情不高。站在“落后群众”的角度，这叫做“三怕”，即怕打击、怕报复、怕被扣帽子。如戴道生就认为，这次整风跟1957年那次一样，提了也不改，弄不好还被定为右派分子，成反动典型。70戴说：“我才不放呢，我们湾子去年有一个人放了一次，（被打成右派）一辈子穿不了头！”71看来，群众的确在上一次整风中受到教育了。而从整个大冶县的情况看，也是如此，整风动员会“没有多少人来，来了的也是来听会，还有的干脆就叫孩子来”。72为了打开局面，核心小组的人只得带头鸣放，作出自我批评，由此引导群众来提意见，这样的形式叫做“引火烧身”。73局面由此才慢慢打开。

　　这一次矿山地区“共收到整风意见3047条，其中基本正确的有2041条”。74这些“正确意见”基本上都是针对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的，如生产管理中的官僚主义、瞒产私分、多吃多占等，对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则鲜有触及。看来，群众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他们懂得应该提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意见。当然，“意外”的情况也还是偶有发生。如在关于整风总结的报告中仍然能读到这样的话：“这次整风，有一小部分敌对分子进一步露骨：右派分子黄采民说：‘他们（指干部）这改是改鸡毛蒜皮，为什么统购统销不改呢？’这说明了敌人更疯狂了的向党进攻。”75自然，对于这些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绝不会放过，自是要集中火力批判，以求从政治上辩倒、从思想上搞臭，使群众受教育、鼓干劲，继续推动“大跃进”。不过，客观地讲，相对于这些个别的不识时务之言，此时的大批判就很像是用大炮来轰蚊子了，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都学会了自律，懂得要与上级保持一致，所以也根本就用不着领导操心。一位农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说真话，有意见，会挨整；少说话，不说话，会挨饿；是被整死还是被饿死？真难办！只有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跟紧些，站得住……”76阶级斗争的确收到了实效。

　　因此，矿山地区整风的结果让人满意：“对于这次大辩论（指该次整风运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进一步的显著的提高，对于一些恶毒向党进攻分子，也给予了迎头痛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整风总结报告还特地提到群众的收获：“通过这次辩论，我胜读十年书，一些右派分子对党进行攻击，我原来对党的政策也有过怀疑，现在没有顾虑了，要下决心听党的话，跟党走。”77从档案中我们无从知晓群众是在什么场合来谈收获和体会的，但可以想见的是，不仅矿山地区，即使整个大冶县，也沐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喜悦中。“这次整风，改进了我们干部的领导作风，改进了我们工作中很多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使群众辨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大跃进’推向新高潮。”78

　　正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矿山地区迎来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由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红旗人民公社，并在是年12月正式改名为矿山人民公社。大冶县也于1958年10月宣布全县完成人民公社化，按照县委的说法，这无疑是“全县干部群众保持冲天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79应该说，县委的这一评估也不是不靠谱，因为在经历了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所有从民间收集上来的群众言论几乎都是响应与拥护之声，这似乎是在印证县委的说法。

　　所以，尽管大冶县在完成公社化的当年即遭遇严重旱灾，但是，整风仍在持续，并且还被视为继续跃进的动力。“跃进靠什么，一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二是整风整社要常抓不懈。”801959年县委编印的干部学习文件中也这样写道：“1958年的经验证明，哪里整风抓得紧，哪里就会出现建设高潮。反过来则相反。这便教育了我们领导，要想跨上跃进之马，必先撒下整风之网。”81可见整风对于时局推进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县委学习文件中将整风与“网”相联系，倒也说明文件制作者的确是深谙整风之真谛，即通过整风统一思想，以继续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四、结语

　　地方的小历史未必能够直接等同于大历史，但是，在宏观的社会体制、政策及文化能够自上而下直达基层的现代中国，小历史又无疑会折射出大历史的特点。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在50年代末所经历的经由整风反右而统一思想，弥平争议，将集体化不断推向高潮的历史，启发我们去思考民众的思想规训与国家意志贯彻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思想治理”与“理想社会工程”的关系。

　　在人民公社起因的研究中，人们多将关注点集中在高层，对于基层，要么强调农民的平均主义与大同理想，要么强调干部对群众的强制。应该说，这两种分析都看到了问题的不同方面，却可能都失之于简单。前者忽略了农民的态度其实是分层的，即便是那些向往共同富裕的中下层农民，也同样是理性行动者，如果以为他们会无条件地响应那些明显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这无论如何说不通，更何况再理想的愿景也得经受现实检验才可能最终变为农民的自觉认同。因此，简单断言公社化快速推进是中央高层理想主义与农村基层理想主义互推互动的结果，显然缺乏对农民文化与价值观的把握，无法经受住来自于基层复杂经验的检验。而后者则同样简单化地将基层干部视作执行国家意志的肉体机器，忘记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农民。而矿山公社的档案告诉我们，身处一线的基层干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农民有着根本上一致的利益和想法，正是这些一致性，让他们能够及时感知农民对于集体化的复杂态度，并自觉不自觉地想要代农民来表达这种态度。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注定会成为整风反右的牺牲品。

　　1957年8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与城市整风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的，即通过整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所谓“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当然不是为了简单地明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而是要让农民通过“大辩论”坚定信念，更加紧跟中央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因此，对于那些杂念和杂音，其实早就在预备规整之列。

　　因此，整风作为中共在革命时期（包括后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便开始发挥其强大的功效。农村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基层干部，他们是集体化的操作者，但集体化加速下农村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恰恰让这些人持有与上级相反的认识，因此，以“整风”来统一思想，夷平杂念，就事关集体化的成败。于是，那些对集体化存有动摇和质疑并公开表达的人，势必要成为整风反右的主要对象。从思想甚至身体上整肃这些人，会让其他干部选择以更加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去回应上级的任务。这种整肃（即整风），包括强大的思想教育、自我审查、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在这一整套思想治理术的作用下，作为整风对象的干部和群众，要么选择与上级保持一致，要么选择自我毁灭。可以想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去适应上级要求，放弃甚至否定自己的思想。这种放弃和否定，或者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但同样也可能是在接受教育之后所做出的真诚的自我否弃与自我监控，而后者可能更能反映整风的强大思想再造功效。因此，我们看到，整风之后，绝大多数干部会宁左勿右，因为这样既安全，能获得上级认可，也更体现了思想的不断进步。而长此以往，宁左勿右，或者说以更左的方式、更革命的方式、更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方式去思想和表现自我，便会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因此，集体化中如果存在着干部对群众的强制，那也是政治情势从各个方面对其反复塑造的结果，是思想规训的产物。正是这种塑造和规训所形成的干部的愈益激进，势必反过来大大提速预期之中的集体化，造成基层积极性高涨的表象——甚至也已经不再是表象。

　　干部的被整肃对于普通农民无疑是印象深刻的社会化经历。自土改以来，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地经历这一类触及灵魂与身体的社会化了，由此所产生的震撼，足以让人谨言慎行。所以，即便他们对每况愈下的生产和生活多有不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只能选择跟进，他们或者在无所不在的政治风暴中选择自我审查，甚至自我诛心式的思想改造，彻底告别过去的思维习惯，力争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或者借整风整干部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将政策和机制问题转而归咎于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问题，将矛盾指向干部。当然，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两者兼备。但是，更为深层和广泛的变化在于，在持续不断的强大思想再造中，农民也会从不适应到不自觉地适应，再到主动适应革命和激情主义化的思维方式，学会在不断革命和愈益激进中进行自我的定位、自律与表达，并将其最终外显为一种大众化的公共表达，进而形成由外部塑造与内部自我塑造互促互构的激情化气场。在这一点上，群众与干部一样，其实也同为整风这一思想改造工程的承受者、参与者和建构者。因此，整风运动对于普通农民，就既提供了一条发泄不满的管道，又消弭了对这种不满以其他方式进行思考与表达的空间，进而注定将进入自我的思想再造，并在这种特定的再造中去学习、思维与行动的境界，从而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并制造出不断加速的集体化浪潮，以至于真的让高层决策者“看到了”农民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积极性”。而正是这种“积极性”，形成了地方对高层及领袖的“倒逼”。

　　由此，我们便理解了矿山公社的小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超越个案的启示：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形式的整风，将广大农民和干部与集体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或者以对质疑者的惩罚，或者以对大众的思想规训，或者以行动者主动激情适应所营构的大众欢腾，最终让参与者共同去制造并体会一场集体化的狂欢，而最后，他们也都得共同去承受这场狂欢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他们的宿命。而这种宿命也让当下的学界去思考国家对社会的“思想治理”在诸如人民公社这一类“理想社会工程”实施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复杂后果，这也许是本文相对于既有研究的贡献所在。

　　*本文为吴毅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变迁视角下当代中国农地制度发展与改革研究”（11ASH002）、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变迁视角下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09YJA840007）以及2010～2011年度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研究”（2011WB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54《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年8月8日。

　　55《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1。

　　56《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2。

　　57《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4。

　　58《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7。

　　59《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3。


　　60原文如此。我们推测，虽然当时正式的矿山人民公社尚未出现，但舆论宣传早已让人们熟悉了公社的说法，一些高级社也叫公社，在我们所使用的档案中多有这样的情况。《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5。

　　61《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7。

　　62《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15、8-469-13。

　　63《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2。

　　64《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8、8-469-6。

　　65从理论上讲，也不能排除一些揭发者的机会主义动机，如与被揭发者有个人恩怨或者参与揭发意味着新的政治机会，但这些动机能够变为普遍的行动，只能说明存在着鼓励这类行为的社会机制与氛围。

　　66《矿山公社整风会议上部分右倾分子的言论材料》，8-469-8。

　　67同上。

　　68《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大冶市档案馆藏，1-529-8。

　　69《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2。

　　70《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8。

　　71同上。

　　72《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2。

　　73《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8。

　　74《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9。

　　75同上。

　　76《县乡三级干部会议上右派分子的材料》，大冶市档案馆藏，1-532-7。

　　77《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8。

　　78《大冶县各区（片）整风鸣放核心小组有关整风工作的总结》，1-529-1。

　　79《大冶县农业局1958年农业工作的总结》，大冶县档案馆藏，8-22-8。

　　80《大冶县四级干部会议汇编》，大冶市陈贵镇档案室藏，1-52-1。

　　81《大冶县四级干部会议汇编》，1-52-4。

　　吴帆、吴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吴帆、吴毅，《开放时代》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