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没有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导读]甲午战争没有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反倒使一大批中国人认识到指望中体西用不可能实现强国梦，政治体制改革（变法）势在必行，中国现代化进程至此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随着钓鱼岛争端擦枪走火可能性增大，日本历史上两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说法频见报端网络，有学者甚至称日本“近乎中国发展的克星”。所谓两次打断，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导致中国被迫中止洋务新政，未能沿中体西用的道路走下去。第二次则是抗日战争，“使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戛然而止”。

近代以来，日本确曾带给中国至深至重的痛苦与灾难。但是，“两次打断”这一提法是否成立？这关系到历史真相及其隐含的历史逻辑，应当认真对待。

这里只谈第一次“打断”。甲午战争是否“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止”？

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被迫中止或失败吗

甲午战争被指“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理由，就是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被迫中止或失败。但事实上，洋务新政所创办的各种事业，不论兵工厂、矿务、铁路等项建设，甲午之后仍在继续并不断扩大，并无中断。

已故台大教授全汉升先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泰斗级人物。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是清季50年工业化运动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之前（1862年即同治元年至1894年）重点在军事工业，特点是官办、政府资本；之后（1895—1911年）转向民用工业，商办或官督商办，民间资本和外资跃居重要地位。

洋务运动的确是失败的，但原因不在于甲午战争。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分析了三点原因颇有见地：第一，以官办和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三个因素叠加，“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为吞食富强自救生机的毒瘤”。

最能说明真相的并非漂亮的统计数字，而是隐藏在数字背后历史的细节。1894年12月13日（此时甲午海战已爆发，清廷败局已定）的《伦敦每日新闻》有如下报道：“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清廷官员），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挫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至连接处都松开了。”

即便这种状况，洋务运动也未因甲午战败而被打断。1898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第四年，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参观汉阳兵工厂，在次年发表的《细述中国》报告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工厂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

全汉升先生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一文中对洋务新政有详尽介绍，这里只引他的结论：“中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虽然比较的早，工业化的速度却来得非常之慢，工业化的成绩却非常恶劣。”

洋务新政几十年，有没有使得“（中国）近代化工业基础逐渐成型，新兴中国资产阶级缓慢成长”？对此，笔者想推荐张国辉先生《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有兴趣者尽可找来细读。文中观点深获日本著名学者依田憙家的认同，依田在《十九世界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援引了张国辉的结论：“不能认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是由此而直接发展起来的。”

洋务运动为何不能避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即便以 1865年设立江南制造局为标志，也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到甲午战争结束正好30年。如果按《日本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吗》一文作者的逻辑，没有甲午战争，“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洋务新政所指引的现代化进程又何以不能避免中国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呢？

且看梁启超对洋务新政的批评：“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援引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对中日维新的观察，实际也说明洋务新政为何无法强国。“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据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时的中日军力如果单单比较数量和规模，中国甚至占优：中国海军军力列世界第八，日本仅居第十一；中国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舰各七千吨，日本最大战舰不过四千吨。大清朝的战败，难道真是因为坚船利炮之器用不如日本吗？

蒋氏评价洋务运动乃“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囿于洋务领袖们的认识和社会浓厚的守旧风气，方案不彻底，也得不到彻底执行。而“日本的方案比我们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战争能够避免吗

或曰，清王朝当时如能放弃高丽，李鸿章如能顶住主战派的压力，便可避免甲午战争。但是，撇开当时士大夫之普遍昧于形势、轻藐日本、一味好战不谈，纵然没有甲午之战，纵然日本不对外扩张，中国便不会遭到侵略从而得以在和平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吗？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连鸦片战争亦可按照同样逻辑提出同样的质疑，前人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断也可推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然与中国发生战争，问题只在时间早晚。明治天皇即位之初，就提出“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扩张国策，日本的维新目标非常明确，即摆脱“被瓜分者”地位，成为“瓜分者”的一员。以当时的情势，因维新而强大的日本对“东亚病夫”动武势在必行，更何况清廷洋务新政之真相早就尽落西洋人眼中，难道日本会不知道？

从全球角度看，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是全世界最晚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地区，而19世纪后半叶又逢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鼎盛时期。以中国之积贫积弱，落后而不挨打，安享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当时基本没有可能。即便不挨日本打，也会继续挨西方列强打。甲午战后，俄法德列强联手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其虎视眈眈的心态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恩格斯有句名言：“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被西方打尚不足以令中国清醒，被天朝向来藐视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方能造成“举国震惊”。此蒋氏之所以称甲午战争为“划时代的大事”。

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对甲午战争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梁启超的评论十分有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正因蒙受甲午战败的巨创与深痛，中国始悟中体西用之似是而非，此路不通。一如蒋廷黻所言：“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此处近代化系沿用当时日本对 modernization一词译法，即现代化）。”

在已故史学家李剑农看来，甲午战争的意义在于暴露真相。他痛陈“君主万能”制度之下，洋务新政中清廷种种腐败，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对甲午战争作了如是总结：“中国的旧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维持下去了的。不过在甲午以前，所有的弱点，还是潜伏着，没有全行暴露出来；及至与日本开战，中国一败涂地，旧政府的秘密，暴露无余。”

同样基于这一点，曾为海军军官的《天演论》译者严复甚至不以为甲午战败是一种不幸。他说：“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鱼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泥沙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衂，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不幸矣。”

简言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惨败，但这场战争并未导致洋务运动的中断或失败，而是向全中国和世界暴露了洋务运动的真相，证明和宣告了其失败的必然性。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所总结：“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胜假借者焉。”

甲午战争没有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反倒使一大批中国人认识到指望中体西用不可能实现强国梦，政治体制改革（变法）势在必行，中国现代化进程至此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这也说明另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或失败，归根到底在于自己怎么做，做得怎么样，关键在内而不在外。中国有没有战略机遇期，要靠自己寻找、抓住和塑造，不是靠哪个国家放弃侵略挑衅或战略重心转移来决定的。

徐剑梅，《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