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自我反省：对两个人亏心，有两件事难原谅自己

吕则征

　　自我反省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思维，也是品格修养的重要途径。人们在反省中汲取教训，获得智慧；同时，反思得失，砥砺品行。胡耀邦心善若水，勤奋读书，长于思考，严于律己，常常自我反省，生发人生感悟。这是他心灵的轨迹，也是他品格的展现。当自己的职位发生变化后，没有自高自大；当认识到错误后，深刻检讨，立即纠正，“过则不惮改”；认识到当年对领袖的盲从，不得不有违心之举或伤害了他人时，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浇灌思想之树葱郁长青，写就高尚人格魅力无限。他的反省意识，基于他善良的本性，基于他人道主义的追求，基于他的建设伦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他伟大人格的光辉写照。


　　身居高位时特别强调：两条没有变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同志都比我更合适。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

　　开完会回到家中，他郑重地对儿女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

　　当晚，他委托秘书电告家乡湖南的干部：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

　　1982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又给家里立下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私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去办私事。

　　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官大脾气长。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爷爷老大我老二，贪天功为己有。而胡耀邦则是谦和自抑，突出老一辈，尊重老一辈。认真告诫家人和故乡干部，不要忘乎所以，不搞庆祝活动。这既是他自律的表现，同样也是他反省意识的体现。面对人生的巅峰时刻，没有得意洋洋，傲慢骄横，不可一世，而是真诚表达对老一辈的尊重，并对家人提出严格要求。


　　平生对两个人有亏心

　　1988年1月14日，约李锐到家中谈话。这是胡耀邦去世前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广泛，是研究胡耀邦思想的重要史料。此时，离他辞职下台已经一年时间。这一年，是在心情极其郁闷、思想极其痛苦之中度过的。他反思生平，对李锐说，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个是苏进，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文革”时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一九五九年后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苏进(1907--1992)15岁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27年苏进20岁，已是少校，被冯玉祥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3年。回国后，担任手枪团副团长。冯玉祥在与蒋介石征战中兵败，部队被收编为第26路军。1931年春天，26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12月，在中共策应下，这支部队在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领带下举行“宁都起义”，近两万人投向红军。在起义中，苏进是骨干军官，他指挥手枪团在总部将原部队军官全部缴械扣押，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一个月后，苏进加入中共。后在一次战斗中，被怀疑有“反水嫌疑”。这段历史，成为苏进的一个梦魇。

　　红军到达陕北后，苏进便受到审查，直到1943年“抢救运动”时仍未结案。他不断申诉，案子到了时任军委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手上。正因为胡耀邦承担责任，最后解决了在延安整风中对苏进的干部审查，苏进才得以奔赴战场。

　　“文革”时，苏进又被卷入冤狱，监禁达5年之久。他当年遇到的问题又被翻出来，此时，被打倒的胡耀邦也跑不了干系，先后8次被要求写下关于苏进问题的证明材料。身处困境中的胡耀邦，坚决认定苏进没有“反水”行为，认定苏进是一个忠诚于理想的军人。但是，胡耀邦后来在几个公开场合自我批评说，他在某次的证明材料中将苏进的一些缺点“夸大”了，这成了胡耀邦久藏的一块心病。苏进于1975年重新担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胡耀邦总认为，自己当年写的材料没有能很好地帮助苏进早日恢复工作。

　　1977年3月，胡耀邦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恢复工作不久，胡耀邦就为苏进写下了一份证明，证明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要为“宁都起义”的领导者季振同和黄中岳平反，其中也包括给苏进平反。

　　1981年秋天，胡耀邦已经担任了总书记，到山西视察。在当地的干部会议上，以亲身经历谈到了自己的缺点，所举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进的。胡耀邦说，“文革”中一度把持了海军的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材料证明苏进是“逃兵”。我写了8次，我说苏进不是(逃兵)。但是我把这位同志的某些缺点扩大了。“这不是(我的)缺点吗？我恢复工作后，就说这个我错了。”苏进知道后非常感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耀邦同志：有件事情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在十年浩劫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某些事情，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您给中央写报告，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澄清历史事实，完全是出于对党，对同志的一片好心。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说了几句违心话，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可您不仅写了书面材料做自我批评，还在山西的干部会议上，将这件事做例子，进行自我批评，我心里深感过意不去。同时也使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党的干部都有这种精神，我们的党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项南（1918-1997年）早年参加革命，主政福建，颇有令名。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反右运动开始后，胡耀邦就认为团中央系统打的右派太多，不能再打了，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可是有人告胡的状，警告说，你再保护他们，你就是右派。在胡耀邦自身难保的情况下，1959年，项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想到这件事，他觉得对不住项南，很亏心。满妹写到：“这件事还是折磨了父亲很久。十几年后，当他见到项南时曾内疚地说：‘我一辈子干了两件丑事，你就是一件。’”在不正常的生活中，自己身处逆境，想到的是保护他人。看到别人受难，自己心有不忍，如此恻隐之心，非君子莫属。


　　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

　　1988年11月27日，在湖南长沙省委九所与来访的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

　　听到朱尚同说讲真话不容易，胡耀邦说，我也讲过一些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错误。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位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

　　胡耀邦反思这一现象时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啊！

　　从自身的经历讲，清查AB团时，胡耀邦险遭杀害；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他看到许多人无辜受冤；反右时，他身边的同事，因为直言或什么都不因为，划为右派；“文革”时，他本人被批斗殴打辱骂。如此惨烈锥心的痛苦记忆，使他对中共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迷信盛行、个人崇拜、愚民媚上、专制横行，是造成历史悲剧的重要根源。所以，当他恢复工作后，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力争使中国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也就势所必然了。

　　王元元写到：“因为他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大凡优秀的人物，总是善于反省自己，这是他们自我修养走向成功的一个宝贵品质。《论语》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曾文正自律甚严，反思甚勤。他的家书，堪称总结人生成败得失的宝典。他的过人的识见，诚如韩愈所言：“吐辞为经，举足为法”，成就了自己的伟业，启迪滋养了一个家族，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解剖者，总结反思反省也。胡耀邦以赤子之心，坦荡情怀，解剖自己，同样不留情面，“有德者必有言”。他独步高迈，见识过人，勇于担当，宽宏大量，形成了他的建设伦理。这正是权贵伦理者所不能容忍之处，然而，他在反省自律中铸就的良知、道义、慈悲、友善和理性，赢得民心，深得民望，与日月同辉。

　　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胡耀邦思想年谱》、《炎黄春秋》杂志、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相关文章，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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