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這本沉甸甸的大開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丁凱文著，明鏡出版社），封底提示詞撲入眼簾。44萬字的專著，揭示和論述的是，毛澤東麾下“無産階級專政的柱石”解放軍，與二十世紀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動亂，這二者“剪不斷，理還亂”的緊密又複雜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掛名“文化”，運動之初，確實許多人誤以爲這是“筆杆子”的事。但後來才醒悟，不對了，“文化”只是毛澤東的“藥引子”，其實他是對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等等方面的全局性大手術，而其中“槍桿子”最是須臾不可缺。
談到“文革”中的解放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系列看似相反的現象：沒有解放軍效忠，大動亂未必發動得起來；然而，沒有解放軍出面，大動亂勢必不可收拾；林彪主管的解放軍受到毛澤東嚴格的管控，然而，林彪又恰恰嚴防毛澤東最信任的江青等“文革”極左派插手軍隊；毛澤東自己說了“文革”的矛頭，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卻又反手一掌打下幾個秉承他旨意的“文革”功臣，要求“還我長城”……
軍隊在“文革”的表現和作用、以及與各種勢力的互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和軍內衆多人物的種種表演，在丁凱文的這本《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中都有詳盡的描繪；而上述一系列矛盾現象，在丁凱文看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
現在，這本書已經上市，說是“填補了軍史研究和文革研究兩方面的空白”，也不為過。《新史記》記者向旅居美國紐約長島的作者丁凱文先生提出專訪的請求，丁凱文慨然允諾，用書面形式回答了提問。
從研究林彪到研究解放軍
新史記：丁凱文先生，你好。我們已經是老相識了，採訪過你很多次。我們知道，你很早就對林彪問題感興趣，投入了很多心力，獲得了很多成果。你為什麼會對“解放軍與‘文革’”這一課題感興趣？
丁凱文：我從2002年開始從事林彪事件的研究，2004年主編出版了《重審林彪罪案》（上下，明鏡出版社）一書，2007年主編出版了《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一書，2011年與司馬清揚合作出版了《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林彪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樹為接班人、副統帥，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是“文革”發動後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又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負責為毛澤東掌管解放軍，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研究“文革”中的林彪就離不開對軍隊的研究。
然而，眾所周知的原因，“文革”的研究在國內仍然有著種種的限制，仍然被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緊箍咒所束縛。因而，不僅有關林彪的研究難以開展，軍隊與“文革”之間的關係同樣難以開展。正是由於國內學術界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與束縛，學者們難於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即使某些學者不畏艱難、冒著風險寫作，也難以在國內發表，更談不上暢所欲言。此外，有關軍隊方面的研究還有可能事涉軍事機密，這方面的資料披露更加有限，更限制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進行。然而，總體而言，政治上的限制是這一研究課題難以進行的最主要因素。正如中國大陸學者何蜀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中共宣傳部門經常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話來掩飾自己對輿論的箝制和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的踐踏：‘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好像他們對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還十分寬容，並未設立‘禁區’。然而，他們把所有的報刊、出版、廣播影視直至網絡都統統視為‘宣傳陣地’捏在手中，根本不容違背他們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發表、出版的機會，這樣一來，研究還有什麼‘無禁區’可言？”所以，軍隊與“文革”的關係一直缺乏系統、認真的研究，仍然屬於一片空白。
有感於此，2011年《找尋真實的林彪》出版後，我就思考在這方面下功夫。可以說，正是因為林彪事件的研究，促使我將目光集中到解放軍與“文革”的關係；在思考林彪在“文革”當中的所作所為時，也思考林彪在這場運動中是如何處理、解決軍隊與“文革”複雜的關係。由此，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解放軍在整個“文革”中的活動與作用。
首部專著全面研究這一課題
新史記：以你所知，國內外有關這一題目有哪些研究成果？
丁凱文：國內外全面、系統、客觀地研究解放軍與“文革”關係的書尚沒有。據我收集，只找到一本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的書。該書出版很早了，1989年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該書完全按照鄧小平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調子曲解歷史，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描述林彪與江青的勾結，泡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瘋狂從事破壞活動，製造“揪軍內一小撮”，打倒劉少奇等“黨內走資派”，殘酷迫害軍隊老幹部，如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等。此外，該書還特別渲染了林彪、江青是如何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而他們的陰謀活動如何遭到黨內軍內老幹部的抵制和反對，他們的反革命企圖又是如何被毛澤東、葉劍英們所識破和粉碎。該書的下編，則涉及解放軍的“三支兩軍”、武器裝備建設、保衛國家安全、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援越抗美等。在軍隊與“文革”的關係問題上，此書僅在涉及“三支兩軍”部分略有價值。所以，通觀該書，作者隱去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主要責任，將“文革”的全部罪責歸咎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如此之作只能視為曲學阿世、混淆視聽的範本，與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的實事求是毫不相干。
雖然如此，國內外仍然不乏學者就軍隊與“文革”的某些具體事件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如何蜀關於四川重慶地區武鬥事件的研究，吳迪關於內蒙古地區“文革”的研究，丁抒與孫言誠關於青海“二二三事件”研究，徐海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研究，何蜀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研究，曉明關於廣西“文革”的研究，余汝信關於軍隊與“文革”關係的研究、舒雲有關林彪事件的探索等，這些成果都豐富和推進了軍隊與“文革”這一課題的研究。此外，國內學者卜偉華、史雲主筆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七卷尚未出版），在有關軍隊與“文革”的部分也都有較為精彩的論述。這些成果都是我在研究、寫作之中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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