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也是胡风冤案的责任人

消除“隔膜”未可期——周恩来与胡风的恩恩怨怨（上）


　　周恩来也是“责任人”

　　翻阅迄今为止的回顾与反思“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下简称胡风案）的诸多研究著述，笔者发现研究者所“究”的重要“责任人”，大都指向毛泽东、周扬、舒芜等人。这显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场也堪称“史无前例”的“文坛悲歌”中，毛泽东是“首席指挥家”，周扬是“第二提琴手”。也似乎可以说，他们是胡风案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是不得不“究”的，是不“究”则难以“平民愤”的。舒芜虽然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头面人物，只是可怜又可恶的“第三者”——“犹大”，但他“起义”后费尽心机所整理提供的一批批材料，不啻是一颗颗重磅炸弹，其威力足以置胡风及其“同伙”于死地，堪称胡风案的“刽子手”，因此也是不得不“究”的，也是不“究”则难以“平民愤”的。正如胡风的“同伙”之一绿原所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所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1

　　其实，胡风案中还有一个不得不“究”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周恩来。然而，本与胡风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周恩来，在诸多研究者的笔下却成了似乎是与本案无关的局外人。按说周恩来应该是胡风案的“始作俑者”——是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把胡风作为文艺整风的重点批判对象的，胡风正是在这场打着持久战和充满火药味的批判中，遭到周扬等党的文艺官员们的四面围攻却不肯“缴械投降”，最后“负隅顽抗”而写成“三十万言书”，结果招致毛泽东“龙颜大怒”，将他及其“同伙”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近三十年之久，一个思想犯被“改造”成一个精神病人……悲夫，胡风好友聂绀弩赋诗哀叹曰：“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2

　　然而，由于胡风案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大转折，即由前期的思想批判转变为后期的政治斗争，于是乎有研究者便有意将胡风的悲剧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而且特意对“上半场”与“下半场”进行“意识流”处理，使胡风案“朦胧”于“上半场”而“定格”于“下半场”。某些研究者在描述胡风案的转折时，都颇有意思地使用了“陡然”、“突然”、“偶然”等字眼，似乎用以昭示“上半场”与“下半场”结局的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上半场”的主角，毛泽东是“下半场”的主角；周恩来在“上半场”临场指导时，胡风还处于风平浪静——他的问题还限制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也即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下半场”坐镇指挥时，胡风便遭遇风云突变——他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斗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了。胡风案如此“一分为二”，就不免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胡风的悲剧，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而周恩来不仅不是相关“责任人”，相反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

　　长期以来，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周恩来正是以“保护神”的形象而受到尊敬和爱戴，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费尽心机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成为历史佳话广为流传。尽管在毛泽东被请下神坛后，周恩来的某些神秘面纱也被撩开，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不作为”的表现，受到海内外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但他的“保护神”的正面形象，似乎足以掩盖或消弭“不作为”的负面形象。

　　按说周恩来似乎更应该充当胡风的“保护神”，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风自1937年至1949年前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左翼文学活动，用某些人的话说，胡风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身边人”。胡风一直把周恩来当作党的化身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对他崇拜和敬仰得可谓五体投地，以至于在书信中把他尊称为“父周”、“父总”、“父爷”、“佛爷”等等。因此当胡风遭到周扬和毛泽东的整肃，便情不自禁和理所当然地求助于“父周”，即便不是也不敢把他当作“保护伞”，但寄望于他出面主持公道则在情理之中。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胡风遭到周扬组织的批判围攻陷入困境而急于求见“父周”以期解围纾困之际，“父周”却“千呼万唤始出来”，时隔近两年之后才和他谋面；在胡风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钦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而命运莫测之时，“父周”却“袖手旁观”，不曾出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更不曾出力救他于水火之中……“父周”对胡风如此“绝情”，与昔日在重庆对胡风“情同父子”简直判若两人。

　　胡风案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形成共识的一个必然因素是，毛泽东要用自己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和统领文化阵地，而胡风则被指控为“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3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与自命“马克思+秦始皇”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如此“势不两立”，必然“自取灭亡”。偶然因素有不少，许多研究者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对胡风案的研究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笔者认为，周恩来在胡风案的“上半场”把控不力和久拖不决，恐怕是偶然因素中的一个被忽视或被回避的重要因素。

　　当周扬最初向周恩来请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清算和批判时，周恩来在写给周扬和胡风的信中，其关键词都还是比较和风细雨的“批评”、“检讨”之类，本意是想把胡风的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中。而周扬在实际操作时，却使胡风问题步步升级，以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为代表的大批判文章，就足以表明对胡风的批判已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急风暴雨”。这明显违背了周恩来的初衷，可周恩来不仅没有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反而默认并支持了周扬的“胡作非为”。而且，周恩来明明知道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结怨很深，为何不让周扬回避，却那样放手地让周扬去领导对胡风的批判呢？而在批判丁玲时，周恩来却指示周扬回避。据李之琏在《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中披露：1956年夏，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这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周扬是小组成员，“本来审查丁玲历史的专案小组应该一起听取丁玲本人的申述。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特别指示，他认为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同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我们每次同丁玲谈话时，都不通知周扬参加。”4素有对人一视同仁之美称的周恩来，为何一反常态“厚丁薄胡”呢？令人颇费思量。

　　当胡风陷入周扬组织的批判围攻中不知所措时，他急切盼望与周恩来见面，旨在求得明确指示，即便违心检讨也想将问题早日了结，以使自己轻装上阵为党做点工作。可周恩来不知是确实日理万机而无暇顾及，还是怕引火烧身而有意回避，致使胡风的问题久拖不决。胡风把与“父周”见面谈话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他心存侥幸与周扬软磨硬抗，从而形成僵持不下的被动局面，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结果使周扬越来越“必须战斗”、胡风越来越“被动挨打”。

　　于是，笔者不禁冒然设想：假如周恩来坚持让有挟私嫌疑的周扬回避对胡风的批判，假如周恩来及时制止周扬在批判胡风过程中的不断“扩大化”，假如周恩来及时与胡风见面谈话给予明确指示，假如周恩来在“上半场”就果断将胡风的问题了结……那么，胡风案的“下半场”还会发生吗？虽然在毛泽东这个“必然因素”之下，胡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悲剧注定照样发生，但周恩来如此这般了，他就可以不是胡风案的“责任人”了。然而历史不能假如，假如不是历史。随着历史真相进一步解开，周恩来在胡风案中的“责任”会越来越明确。


　　重庆的“恩”

　　胡风与周恩来的交往，与胡风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周恩来在胡风案中之所以难免其“咎”，就是因为他与胡风的关系太密切了，使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干系”。

　　胡风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1937年10月初“撤退”到武汉之际。胡风自称在汉期间“时常有机会见到他”，并与周恩来“有一次个别的恳切的谈话”。5此后胡风“撤退”到重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就比较频繁起来。胡风在回忆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不少“煽情”的文字，描述他和周恩来友好往来的情景，笔者读罢既感动不已又唏嘘不已。

　　在胡风心中，周恩来俨然是他的知己。他回忆在重庆经常与周恩来促膝谈心，几乎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1939年5月10晚上，胡风去访周恩来，“我听周副主席谈国内外形势和这次在外地的一些见闻，听得简直入迷了。我和他谈《七月》的出版经过，不由得在他面前诉起苦来了……”61941年4月30日，胡风听从周恩来的安排，又一次放弃去延安而准备“撤退”到香港。他“晚上去见周恩来同志，带去一包约二十来本我多年收集的日本翻译的有关马恩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意思是想请他代为保存。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地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一百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我将那包书交给他，希望他存在重庆或带给别的比我更需要的人。他说，我一定为你保存，等你再回重庆时好用。（这一包书我回到重庆时不好再问，可能是带到延安去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7

　　胡风始终认为周恩来对他是信任有加的，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胡风在回忆录中列举了一个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例：周恩来安排胡风“撤退”香港时，曾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即“听从廖承志的领导，由廖布置我到南洋去，在日本侨民中找一找日共的关系。（当时我以为这是周恩来同志要我去香港的主要原因，不能推辞的。到香港后，我即向廖承志提出，但他说现在没有去南洋的必要，等以后再说吧。）”8尽管后来这个重要任务不了了之，胡风对此一直感到遗憾之至，觉得失去为知己肝脑涂地的机会，但这件事在他心底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几十年念念不忘。胡风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因为他觉得通过这件事，足以证实周恩来是把他当作“同志”或“自己人”看待的。

　　难怪胡风在狱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噩耗痛不欲生，他的夫人梅志说：“他写了《向周总理伏罪》，检查自己辜负了总理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全文不到两千字，可他写时是泪流满面的。”9胡风身上还有传统士大夫的基因，还想着“士为知己者死”。

　　在胡风眼里，周恩来俨然是他的恩人。他虽然似乎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也是“为党工作着”和“革命的一部分”，可因他不是中共党员，更不是党的领导干部，于是在工作和生活上便没有“组织保障”，不像郭沫若等人那样既是共产党的大红人又是国民党的座上宾，日子过得“悠然自得”。胡风一家子在重庆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他正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不答应崔万秋的邀请，顶着骂名忍着屈辱到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兼差”，每月领得160元的薪水贴补家用，可一年多后他就被迫辞职了。正在他处于失业而使全家生活无着之际，周恩来特意安排他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可以获得一份军米，聊补家里无米之炊。难做无米之炊的“巧妇”梅志，对此尤为感激不尽，她说：“多亏周副主席安排他在文工会，能有一份军米，否则在当时物价飞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他们真有成为饿殍的可能！”10

　　对于胡风来说，除了夫人梅志是他的最爱之外，他创办的杂志《七月》以及后来更名的《希望》，则是他无比钟爱的“婚外情人”。胡风回忆道：为了筹钱创办《七月》，一贫如洗的胡风不得不四处求人，在武汉他先后求过熊子民、张静庐，多亏他们的资助才使《七月》顺利出版发行。到重庆后，他又“厚着脸皮”求张静庐，可张说“不够成本”而不愿继续合作了；他再三地恳求过胡愈之，胡虽然“一再说要为我想办法”，可不久就不了了之；他鼓足勇气向沈钧儒求情，并“发了一通牢骚”，沈当面说“只有由他筹钱自办等，这当然是为了安慰我的”，结果也只是说说而已；他后来请求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帮忙，黄倒是很热心，但“他一人却不敢做主”；他最终经人介绍寻求到华中图书公司的唐性天，唐很愿意做，但条件苛刻得很，“为了《七月》的复活，无奈我只能同意了他的条件”，才使搁浅快半年的《七月》得以重新问世……胡风为了《七月》，所吃的苦所受的累所操的心所用的情，甚至比他为夫人梅志以及儿女们付出的还多。而当他与周恩来谈到《七月》的艰难困苦时，周恩来明确表态给予“赞助”，后来当胡风从香港返回重庆为《七月》复刊需要3万元保证金时，周恩来“一口答应，开给了我一张支票，并祝我顺利。”11尤其让胡风感激不尽的是，周恩来不仅在金钱上大力资助，还在精神上热情鼓励。胡风在《简述收获》中写道：“抗战中期在重庆，在总理召集的一次左翼文艺人的座谈会上，谈谈几个刊物的情况。我谈到《七月》时很简单，只把在武汉时对茅盾说的话回忆了一下，但解释了几句：我说打游击，并没有组成一个游击队，连一个游击班都不够，一个游击小组而已。……总理当然了解我话里的话，最后讲话时说：不是游击小组，也不是游击队，是一个作大运动战的兵团……这是向文坛霸权主义替我争到了一席地位。”12

　　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有情有义，像兄长和慈父一样对待胡风，这怎不令胡风“感激涕零”？想想当年的周扬，不过区区一个左联党团负责人，官架子吓死人，不但对胡风颐指气使，还在鲁迅面前“态度轩昂”。于是，胡风无论在内心里还是在表述中，都把周恩来当作党的化身，对党充满信心和希望；而把周扬之流当作党的“败类”，上书告御状请求清除他们而后快。

　　胡风在写给梅志的书信中多次把周恩来尊称为“父周”，其意是否“认周作父”呢？费振钟在《家书后面》一文中认为：胡风是把周恩来“视为父亲”13；吴永平在《胡风书信中对周恩来的称谓演变考》中据此解释为：“‘父周’似可作此解”14。尽管1898年出生的周恩来与1902年出生的胡风，年龄仅仅相差4岁，似乎只能算“兄弟”而不能算“父子”的，但一向在别人面前清高孤傲的胡风如此“屈尊就驾”，说明他对周恩来的尊敬和爱戴之情何等之重何等之深。

　　胡风与周恩来在重庆结下的“恩”，是胡风一生中最难忘的往事。而胡风一生最辉煌的阶段，也正是重庆这段岁月。然而，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的箴言，在胡风身上也得到了应验。他与“父周”的特殊交情，既给他创造一段辉煌的人生注入了强大动力，又给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不幸种子。


　　北京的“怨”

　　胡风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于1949年初春奉召进京。国统区的文化名人大都是在周恩来的感召和安排下进京的，胡风身在其中，更是觉得自己就是冲着周恩来来的。而且，也许是胡风自以为与周恩来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便把对未来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父周”，他想象着“父周”一定会像在重庆那样，依然如故地对他关怀、信任和重用，因此他要不遗余力干出一番事业，以报答“父周”的知遇之恩……胡风难免文人依附的劣根性，注定了他难逃古往今来文人的共同悲剧。

　　胡风其实在进京的半路上就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听见不少对他的“闲言碎语”，与他同行的某些人还对他“敬而远之”。胡风本是乘兴而来，不料还未进京就开始扫兴，他在日记和家书中记录下了自己沮丧、困惑、无奈的心情。然而，胡风在离北京不远的李家庄与周恩来见面后，心情突然一下兴奋起来。原来，“在李家庄，周总理嘱我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15 胡风是1949年3月21日晚上与周恩来见面谈话的，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给毛、周各一信。……夜，为送明天去北平的人们聚餐，几乎喝醉了。”16 胡风如此兴奋，是从周恩来的谈话中感觉到即将“天降大任于斯人”，这难道不是他进京的最大愿望么？这怎么不让他一醉方休呢？（未完待续）

　　注释：

　　1绿原：《胡风与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39页

　　2《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25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2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4《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第131页

　　5《胡风回忆录》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6《胡风回忆录》第164～165页

　　7《胡风回忆录》第225～226页

　　8《胡风回忆录》第225页

　　9梅志：《胡风传》，第7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胡风传》第447页

　　11《胡风回忆录》第158、307页

　　12《胡风全集》第6卷第62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书屋》2003年第3期

　　14《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

　　15《胡风全集》第6卷第107页

　　16《胡风全集》第10卷第44页

　　杨学武，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