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乐团飞抵上海了被告知不得演奏《命运交响曲》

　　中外史学可能都有一种传统，研究历史只关注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从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逐渐，可能跟自己的阅历有关，岁月能改变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历史，不是这些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多东西从书本上学得，和你最后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有时候是脱节的。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在二十四史中你看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记载得很少很少。

　　我在读大学，包括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很多法国年鉴学派的书和文章，他们就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自己的重视，没觉得这个新潮的东西很重要。等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很重要了，突然想起曾经读过、曾经学过的，再把那些书找出来受教。历史观发生变化了，我开始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才是最重要。但这个要研究却很困难，因为要找资料，那些重要的相关材料一般都缺失记录。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记录的都是伟人或者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物，或者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一讲到1953年实行粮食统筹统销，所有的书上就讲，这一政策给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没错。所谓的粮食统筹统销就是规定农民不能随便卖粮食，只能卖给国家，国家规定了很低的价格。从前农民可以随便卖自己的粮食，当规定农民只能按照国家很低的价格卖粮食，同时工业品又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农民，实际上每年这里都有个剪刀差，正是这个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所有的书中都说，这个政策给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多少多少资金，没错，但是，实行了这个政策之后，给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历史书中没有记录。从粮食统筹统销逐渐发展到棉花、各种农副产品都是统筹统销，现在看来，这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开始确立的时间点。我们的史书只是说它给国家工业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但它没说，因为这个政策，农民一下子就成了“二等公民”。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前也知道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但是真正下了农村才知道，农村人和城市人身份上的差别有多大。1958年国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制，把中国人全都分为农村人、城市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说我今天去务农就是农民，明天我当工人就是工人——这是一个伴随终生的身份，你父母是农民，你生下来就必须是农民。后来还规定，小孩户口随母亲，如果有个农村小伙子当兵提干了，他又找了个农村姑娘，那他的孩子还是农民，这是一个身份问题。

　　这些历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小说中有反映。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典型地写了一个农村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多困难，这种身份制度，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就没有什么反映。那么这个制度开始松动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但身份上你还是农民。所以最开始有个词，叫作“农民企业家”，有些农民进城经商成功了，成企业家了，但怎么叫作农民企业家？因为他一生下来的身份是农民。

　　同样的，很多打工的在城里都呆了十几二十年了，身份还是农民，只能叫“农民工”、“民工”，和城里人干同样的工作，但待遇和各方面福利要差得多，这还是身份制度决定的。应该承认，1979年的改革开放允许他们进城了，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说长期还维持身份制度的存在，维持这个不平等的状态，社会的前途堪忧。

　　我下过乡，后来当兵，又当工人，又上大学。后来我下乡做调查时就发现，1979年刚刚允许农民进城，他们干的都是最苦的活，收入比城里人低很多，但是他们兴高采烈，为什么？能吃饱肚子，能吃白面了，这一点他就满足了。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会满足这些了，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关键在于记录老百姓的生活，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统筹统销，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模式，它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模式，计划经济首先要做到什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最大可能地固定化，没有这个固定化你怎么计划多少粮食，哪个城市要多少？乡村的居民必须固定，每个城市的居民也必须固定，不能流动。另外，像通过单位、居委会发放粮票、布票，也是一种控制方式，离开了这些你没法生活，那么，没有粮票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很可惜，这些都没有人记录下来，几十年来的日常生活都没有被记录，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自己会有反省。比如说我们五十年代这一代人，尤其城里人，干部或者知识分子，都是读书人，都唱苏联歌曲，所以苏联老歌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并且写到书里去了。但是想想农村，农村的孩子会吗？他们根本不会，而且他们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可是他们唱什么歌？他们有什么样的时代记忆？我们不知道。这么一看，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很偏颇？

　　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一个政策制订出来，我们不仅要透过文本，更要看到背后他是真正怎么生活下来的，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有些回忆录，我就从这些不同人写的回忆录中去搜集资料。那时候说布票很紧张，一些人家要安排好，添一床被子要多少多少布票，这时候当母亲的就要筹划怎么样给谁省一床，给谁做衣服，哪个兄弟少做一件衣服，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当我的历史观一变，我就觉得这些个人化的散文和记录是很珍贵的史料。南开大学有一位中文系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写文章说，自己当年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一个暖瓶都很重要，要给婴儿热奶、烫奶，但他却没暖瓶，因为供应券不够了，买不了。邻居一个老大姐看到后把自家的暖瓶借给他用。他生怕打破了，日夜担心，好几次做梦梦到暖瓶打破了，突然从恶梦中惊醒……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很难想象这个。我把这些都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我的史料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日常生活应该是一种自由状态，或者说我只过我的日子，跟政治无关。但是在很多年代，政治要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规定不许烫发、不许抹口红，不许穿什么……只要超过这个范围就一顿打，或者给你关起来。我觉得，思想界的一些精英，有一些对政治、对国家的政策有独立思考、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有，在专制社会这种人很容易受惩罚。这个容易理解。但是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力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只因为发型稍微不一样就受惩罚，这是少有的。当时有一个外贸部的人，他在外国工作，临时有事回国，没来得及换中山装，穿着西服在上海城隍庙转，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太太就跟上来了，一问他是中国人不是华侨，就把他拽住了去派出所。派出所就问他，你是中国人凭什么穿西服？这是资产阶级服装，你为什么要穿？他不得不拿出工作证解释，费尽周折才得以脱身。像这种事情，现在只能当故事听，但就在二三十年前，却是普通百姓生活的梦魇。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确有着重大意义，除了经济上不说，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比如说改革开放，牛仔裤、喇叭裤开始流行了。但是这种流行也不是很顺利，刚开始时通过走私，牛仔裤、喇嘛裤进来了，一些人穿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又规定，喇叭裤、牛仔裤是资产阶级的，不许穿，一些单位的领导都拿着尺子在门口量，小青年进厂的时候，先要量量裤子宽不能宽多少，窄不能窄于多少。一直到胡耀邦指示《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说牛仔裤是美国劳动人民，是西部劳动人民的服装，这么一解释，牛仔裤才得以回到日常生活。大家现在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波折。

　　还有跳舞。文革中只能跳忠字舞，文革后恢复了集体舞，后来又同意跳交际舞，但只能在举行舞会时跳，摇滚、迪斯科是绝对不许的，那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最后也是《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摇滚和迪斯科是来自黑非洲大陆的劳动人民的舞蹈，他们被贩卖到美国当了黑奴，跳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反抗，是一种愤怒和发泄。只有这样，才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还有关于贝多芬的解禁，大家可能想不到，从1964年起贝多芬在中国就被禁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是西方的没落文化。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是贝多芬诞辰1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就跟他认识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提议，副部长说，毛主席都批评不许演贝多芬，我作不了主，只能向部长请示。文化部部长说我也作不了这主，就向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乌兰夫请示，乌兰夫说我也做不了主。当时1977年是华国锋主政，华国锋说可以在政治局提出这个事情来讨论一下。最后经过讨论才决定可以演贝多芬，其中一个合法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读列宁夫人写的《列宁回忆录》，她回忆说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第几交响曲，是因为这个才解禁。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贝多芬，都惊呆了。播音员第一句话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交响曲。后来我看刘心武写的回忆录《我是刘心武》，他也写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

　　事实上这种历史是有源可溯的。早在1971年中美解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问中国，后来我整理周恩来年谱发现，他提出可以演贝多芬，而且他比较喜欢《命运交响曲》。但等到交响乐团的飞机到上海落地了，江青他们却突然说不能演这个，《命运》是一种宿命论，要演《田园》。交响乐的总谱很厚，不可能都随身带着，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挥风格，根本来不及换曲排练。中美两国都很尴尬，又担心艺术家们生气罢演，只能通过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去做工作，说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对《田园》有天然的感情，并且《田园》里面有暴风雨象征着革命，最后别人才同意改演《田园》。在这后面，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但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看到国家如何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很多当权者总是觉得，我掌握权力，那么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的品位就是大家应该接受的品位，跟我的品位不一样的就是庸俗的、低级的。当时接受邓丽君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批邓时，正式文件中连“邓丽君”这个名字都不能出现，叫D位音乐，那种霓虹灯、舞美灯光更是批判的对象，再看现在中央电视台各种各样的灯光、烟雾，简直是“今夕是何年”。

　　雷颐，东方历史评论网，原标题为《日常生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