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压制梁漱溟事件中其他政协委员一拥而上

 　　1953年9月，中央召开“两会”：8日至11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12日至1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在这两个会议上，发生了一个重大风波，即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政协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事件，这也是建国后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有人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唯一的一次。知微可以见著，了解这次风波，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也可以看出之后的政治发展的趋势。

　　此次风波的起因，是9月11日会议上梁漱溟的发言。发言中出事的部分，主要是梁漱溟提出中国革命的成功都是靠农民和以农村为根据地，近年工人生活提高而农民生活依然很苦，相差几乎是“九天九地”（比喻极高和极低），所以乡下人都向城里跑，但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从这些看出来，建设国家忽略或遗漏了农民，而他们是全国人民的绝大部分，这样恐怕不太好，希望政府注意。

　　这样的发言，当时在会场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民革中央主席、政协副主席李济深表示赞同。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全国政协会议，与现下有些差别：根据1949年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即此时政协代替人大的职能，政协会议等同人大会议，全国政协委员等同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性质至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后才得以改变。

　　梁漱溟当时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就等同于全国人大代表。按照现在的标准，政协的职能有三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是对大政方针及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献计献策等。（现行政协章程及相关规定）

　　当时对政协的职能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当时政协的地位高于目前，因此政协委员的议政权利也应该大于目前，政协委员自然也应该具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权利。梁漱溟的发言，是应主持会议的时任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之请而做的，是针对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偏重工业、忽视农业的倾向所发表的一点建议。既然政协具有政治协商的职能，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当然有权利对大政方针发表意见。更何况，当时的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对国家大政方针自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反对的权利，并享有发言表决免究权。

　　在当日梁漱溟发言后，“农业部长李书城曾举该部如何工作，收到如何效果作答复”。周恩来还将秘书召来有所吩咐，在作总结时依据秘书送来的材料就工农生活差别问题作了解释。这意味着，当时梁漱溟的发言还是作为其政协委员（兼人大代表）的正常的议政行为，农业部长和政府总理作为政府的负责人，还对梁的意见有所解释，算是答复。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场风波也就不成其为风波了。事情起变化是在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做报告之后。按梁漱溟自己的话说，“当时总理似未觉察，而在他后来向主席报告我的发言之时，主席却注意了”。这一“注意”，导致了第二天毛泽东在做临时发言时不点名的批评：“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

　　“反对总路线”是毛泽东对梁漱溟发言的一方面定性。“替农民叫苦”，其性质后来演变为“破坏工农联盟”。也就是说，梁漱溟当时的发言，经毛泽东定性后变成了两项罪名：“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

　　梁漱溟觉得自己被误解，也不服气。12日当晚，他写信给毛泽东，申明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并说毛泽东说得不对，请他收回原话，并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给个机会听他解释。13日上午，他将信交给毛泽东。晚饭后，毛泽东邀其谈话，但那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始之前，仅有30分钟时间，谈话中言语多有冲突，毛泽东坚持梁反对总路线，结果不欢而散。梁漱溟决定另找机会辩解。

　　16日，梁漱溟得到发言机会，复述了11日的发言，申明自己并不反对政策和路线。梁漱溟事后考虑，这次发言又把原来讲的关于工人、农民生活相差悬殊，几至“九天九地”等等“不该说的话又说了出来”。“散会回家，自以前无事”，却不知风暴已在等他。

　　据后来所知，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准备次日开批判会，当晚曾到李济深、张澜（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家中请他们二位发言。但被他们推辞了。这个信息传到中南海，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信号，促使次日参会人数增加--以“群众”确保斗争会不出纰漏。

　　次日开会。到会场后，梁漱溟感到不对劲，因为座位前突然多了一些材料，是1949年春初他写的两篇对中共不利的文章。这意味着要算旧账。果然，先是由章伯钧发言，多有指责。接着周恩来做长篇讲话，通过追溯往事，说梁一贯反动，想升官发财，是伪君子，“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毛泽东三次插话，话语的严厉即便今日重读仍感寒风扑面：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反动透顶，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不想做官也是假的……

　　梁漱溟从座位上起立，想发言辩解，被告知会议延长一天，第二天可以发言。

　　18日，梁漱溟发言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梁漱溟还要再说下去，“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梁某人是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让他滚下台来”。之后，变成梁和毛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梁要求给充足的发言时间，要详细讲，毛说只有十分钟，只讲要点。最后经举手的“民主”表决，不允许梁漱溟发言，转入批判，发言的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

　　事情就这样结束，从此不再提起。直到1977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整理出了当时毛的讲话，梁漱溟的心情起了变化，给统战部写信。之后，到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悼词再起风波。官方给他写的悼词原来有一句“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但后来又删去，致使梁的家属不满，以不出席追悼会威胁，要求恢复，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恢复，同时1953年的那件事全部不提。

　　回顾60年前的那场风波，我们可以看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议政的问题所在。梁漱溟当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可以认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对中共提出、并将转变成政府主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显然是有议论、甚至提出批评的权利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政协主席，相当于身兼现在的国家主席、政协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政协副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们对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意见，不是承认其议政的权利，以接受监督的心态对待他们的意见，而是无限上纲，将其善意的意见视为恶意，定性为“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如果说“反对总路线”还只是反对现行政策的话，“破坏工农联盟”则是违宪的，因为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国家性质时即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周恩来17日发言中已明确指出梁的讲话“违背《共同纲领》”。

　　这些指责显然都是有违梁漱溟的本意的。从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权利来看，即便梁真的是“反对总路线”，那也无可厚非，难道梁不能对现行政策投反对票吗？至于说梁的发言“破坏工农联盟”，那就是诛心之论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梁说的“九天九地”是否事实？有证据证明，那都是事实，当时工农生活差距的确很大。“总路线”要搞工业化，但又缺少积累，所以得牺牲农民、农业，这本来是不公平的。毛在12日的讲话中，都承认“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但是，让毛不高兴的是，只有他可以代表农民，其他人不行，“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17日发言中又说，“他（指梁漱溟）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梁漱溟当然要代表选民的利益，解放前他一直搞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民不可谓不关心，现在他代表一下农民的利益，难道不可以吗？但在毛看来，“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

　　就这样，议政变成了批判。综观此次议政风波，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本来不觉得梁漱溟的发言有什么，了解毛的意见后，马上转变态度，不断加码批判；民主党派高层人士，除了李济深曾对梁表示赞同外，无人支持梁，除了几个人在批判中曾经表示沉默（如李济深、张澜、叶圣陶）外，很多人（如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等）则帮助中共批判梁；中共方面的参会者，则说“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在如此高层次的国事会议上，60年后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到当日的议政水平，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共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便在最高议政会议上，民主党派、党外人士也是不可以有反对意见的，提意见都有风险，稍表异议者如梁漱溟的遭遇已是如此，其他人想必心知肚明，自当引以为戒，明哲保身。

　　请注意，这是在1953年9月，建国还不到四周年，此时已是如此，以后的政治生态就不难理解了。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专栏作家

　　洪振快，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