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7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的成败之间

　　我们国家的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结束，刚好30年。1983年国家发布了一个文件，宣告人民公社解体。有意思的是，从1983年解体以后到现在刚好又过了近30年。现在的情况是，集体经济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又在呼唤集体经济。可能30年算是一个轮回吧。我觉得要解释集体经济，还是要有个理论的视角，还是要从农业生产力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够看清楚集体经济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为此，我进行了以下一些理论预设。

　　第一，利益愿景。集体经济是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既然是合作，一定存在共同的利益愿景。这种利益愿景，来自于合作，而不是单干。如果集体成员没有共同的利益愿景，那么这种合作可能是“被合作”。但是如果存在明显的利益愿景，这种合作就不是“被合作”。秦晖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被集体”，甚至把人民公社比作“集中营”。在我看来，秦晖先生过于情绪化了，这比较遗憾。中国农业合作存在的共同的利益愿景，是从生产力的视角来看的。首先，它来自恶劣的自然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负的公共品和负的公共资源，它使得整个村落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低劣，时常威胁整个村落居民的生存。因此，对自然环境的改善是农民一贯的一个愿景，此愿景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并且，越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由于负公共品越多，越容易催生合作的动机。因此，农民合作的愿景首先在于改善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垦荒、平整土地、绿化荒山和搞水利建设，等等，其中，水利建设是主要的一个目标。但需要区分一下，合作的愿景不应该包括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间，农民基本没有合作的愿景。农民生产合作的愿景主要是在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方面，即农民所说的“治山治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就在于，它设想的合作愿景涵盖了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恰恰把合作的范围扩散到全部生产过程和消费领域，也就是大食堂。我认为饥荒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办大食堂。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来讲，它剥夺了农民的食品权利。

　　合作社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它和马克思的生产力的观点不一样，和列宁的合作观念也不一样。我觉得，毛泽东可能意识到了“系统”这个问题：合作社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系统有简单系统，有复杂系统。在产业组织上，系统表现为劳动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它不是农民数量的简单叠加，因此合作社必然产生一种新的系统的生产力。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先进与落后，而是取决于结构。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毛明白这个道理，因而他坚定地认为传统的、低素质的农民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组织起来的。毛的合作思想和集体化思想应该发端于建立简单的劳动系统的考虑。生产队这样的简单系统，显然与大型国企（如鞍钢、宝钢）和跨国公司等大型复杂的产业系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不能小看生产队的劳动分工与协作。所以毛在1956年最先见到钱学森的时候，首先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有很高的评价。钱学森反过来说：“主席，你才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我觉得钱学森并不是完全出于恭维。合作社必然要求农民改变“小而全”的简单的单干方式，接受分工与管理。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和村干部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合作社的困难是巨大的。前面我已经讲到，毛的合作社的系统思想应该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区分生产条件的合作和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可能是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军事组织很容易成功，但是在农业生产、建设方面很少成功，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是极少的案例。这说明，农业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非常之困难，生产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困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直存在毛刘之争。刘少奇认为中国农民的合作应该在机械化以后（马社香老师的书，提供了这样一个叙述）。刘的理论可以解释为，合作社是一种机械化诱致的农业模式。但是，毛则根据西方手工业作坊的经验，认为中国农村在机械化以前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毛的理论应该来自于系统思想，可以将它解释为：低文化素质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形成一种力量，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并通过这种生产力在机械化还未实现以前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说，在机械化还没实现以前，是可以成功合作的。因此，毛的合作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它超越了生产力。但毛根据其对历史的深刻的洞察，认为农民经历数千年的单干仍未彻底摆脱饥荒、饥饿的阴影，这足以说明，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寻找另外一条进步的路径。但是，毛没有区分“治山治水”的农业条件的合作与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这导致他在1962年以后坚决反对刘的“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刘对人民公社的改造就是要倒退到1953年合作化以前。毛的坚持有其合理性，因为人民公社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取得明显的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呢？这是因为，“治山治水”这种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劳动不同。它可以是有规模的、专业化的、可以“监督”的产业劳动；它没有季节性，农民可以挑灯夜战，比如在修水库的时候。但是，农业生产过程就不行的，受季节性的影响太大。

　　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济基本没有能力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形成一种系统的生产力来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其原因在于：在封建地主所有制背景下，地主虽然拥有一定的权利，但不可能与佃农、贫农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地主一般有稳定的地租收入，因此“穷山恶水”的后果主要是由佃农、贫农承担，地主不大可能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合作愿景。但是，共产党不同。第一，共产党其本身是工人、农民的组织，通过土改赢得农民的高度信任，与农民形成共同的利益愿景。第二，共产党把这种利益愿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式明晰化、具体化，从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同。第三，很多共产党人本身就是农民中的精英，在长期的革命和生产劳动中锻炼了其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合作理论在山西的西沟、大寨，河南的红旗渠，以及广东的韶关、河源等不少地方得到验证。农民的这种低层次的劳动合作，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面貌。这说明，低素质的、传统观念的农民在机械化以前完全可以组织起来，形成钱学森意义上的系统的生产力，改造农村的水土条件，提高土地的生产率。2011年，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的严海蓉、潘毅老师合作，研究广东南雄小陂村的农民合作问题。根据严老师的建议，我们对黄坑镇的历史档案进行了整理，获得了一些证据。广东南雄的小陂村由于丘陵山区地貌，历史上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严重，长期以来用农民的话来说都是“三年两不收”的状况，一下雨就洪涝，不下雨就干旱，农民生存状况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治山治水”的合作愿景明显。根据南雄县志记载，在民国33年，南雄县政府就为发展所谓“后方”的生产，希望开展“一保一塘”的运动，以解决水利问题。国民党时期农民合作的失败与农地制度的地主所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地主与农民的愿景分歧问题。但是，共产党完全不同。共产党完成了土改，使农民的利益愿景得到统一。还有一些材料，在1955年冬，南雄县大规模修建水库、水塘，横江水库、乌泥水库、梅花水库、寨下水库等工程上马。1956年又兴建大源水库、蛇岭水库，次年竣工。1963年，兴建围背水库。1965年兴建杨梅水库。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口述史访谈，在1960年以后，由于洪、涝、旱导致的“三年两不收”状况就逐步得到改善，农民就能够吃饱饭，而且还能够分到花生油了，每人每年都能分七八斤花生油。这说明，“治山治水”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材料让我有了一个思考。大饥荒的三年这个地方并没有饿死人，那么我们放眼全国，如果水利化提前三年，可能中国历史就要重新叙述。1966年，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孔江水库全面动工，1976年完成，整个工程耗时10年时间。1970年冬，兴建瀑布水库，1万多民工以民兵师形式组织施工。1977年11月底，宝江水库又投入建设，1979年冬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大型水利是县以上的行政区域进行组织的，中型水利则由县、公社组织，小型水利由大队、村组织。顺序上，是先建成小型水利，然后是中型、大型水利。而到了70年代，合作化的边际效果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在70年代末期，全国农村的各类水利基本完成，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集体经济也就完成了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反过来我们可以看，既然完成了主要的任务，那么支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消失了。长达二三十年的以农田基本建设为目标的、集体性质的艰苦劳动，终于获得了巨大的实效。这个实效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寿命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建设领域的边际合作效果，在70年代开始下降，这个很正常。

　　同时，农业生产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是不符合农业生产力基本特征的。所以，在这个生产过程的合作应该说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大锅饭”之类的抨击，这些抨击还是有些道理的。在生产过程的合作中，确实存在“大锅饭”的问题，存在林毅夫讲的“监督”问题。

　　农业的家庭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它的合理性是由农业的特征决定的。农业存在特有的产业缺陷，就是生产周期和劳动周期的错位。就像冬小麦，230天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实际上它的劳动机会不到15天，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农闲。农民干什么呢？农业为农民提供的专业劳动机会太少，这种缺陷束缚了农业分工，从而使得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不可能产生种植业企业。它不可能形成企业，就只能够由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方式能够灵活产生各种兼业机会，以维系最低生活。生产队无法解决农民在农闲时候的劳动安排的问题。

　　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它退出历史舞台有它的道理。但是集体经济还有其他的任务，在村庄里，还有许多公共品需要由集体经济来生产，来供给，来服务，来管理。

　　由于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句话。中国农地改革适当走回头路，并非不可取，因为，改革就是个探索的过程。你摸着石头过河，前面没有路了，你怎么办？你还继续往前面闯吗？适当地回头是理性的、必要的。

　　《开放时代》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