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文革新政”和70年代——文革分成两阶段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

　　我个人倾向于把“文革”分成两个阶段：1966～1968年，这一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则是所谓的“文革新政”时期，这一时期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为标志，不仅开始全面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新政时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脚医生”制度等等）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看，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社会原有的导致“早期文革”爆发的某些矛盾状况（比如官僚特权、干群矛盾，等等）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同时，“文革新政”自身也开始产生新的矛盾，这些重叠的矛盾累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以危机化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尽管这一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在80年代获得了某种“命名”，可是在1976年，却顺利地帮助了国家的某种转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这一所谓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的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新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特点之一是它的下层化倾向。如果说以往的阶级斗争对象常常是所谓的“上层”（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以此识别并重新巩固执政基础，那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方式则将斗争目标移向下层，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后果之一是造成群众内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不仅指向每个人的旧有历史，同时对“阶级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权力的空前膨胀。而所谓“思想罪”、“言论罪”也开始流行，不仅导致群众逐渐疏离政治，也是后来“公共 / 私人领域”的理论能够流行的历史前提之一。我并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如何并且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这一泛政治化的激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时期遭遇了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非意识形态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问题。1949年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自身的种种问题并要求政治的回应方式，比如：个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渐向欲望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计划经济的危机）、娱乐（其中包括在同时性中寻求非同时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时尚塑造，等等。我曾经强调社会主义也在生产自己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那么这一阶层的要求如何潜在地对抗“文革新政”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三，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新的技术和媒介的出现。农村问题这里可以暂时搁置（实际上无法搁置， 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产到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导致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遭遇到什么样的技术挑战，新的审美观该怎样回应，等等。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它会要求相应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视，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领域中的号召力，它的力量就会相应变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现的另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专业而言），是审美领域事实上开始疏离政治，个人开始通过非主流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化追求。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曾经有效地利用了种种审美形式，并成功地将政治情感化和审美化，那么，在70年代，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政治的这一审美化的转换过程？如果将审美活动处理成个人的情感领域（施米特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的政治无法再度进入个人的情感领域，而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实际上推动了80年代的另一种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怎么解释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特性？），这一群体和取消高考制度有关，事实上的人才积压。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分层（特权、开后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行抹平这一分层现象，从而导致阶层间的流动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讨论70年代的阶层分化，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比如经过“早期文革”，官僚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甚至固化），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什么是可以容忍的阶层差别，以及在这一可容忍的阶层差别之间，形成良性的流动，而不是根本的否认，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否认，又恰恰为制度上的分层提供了阶层固化的可能。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的悖论现象。

　　第六，应该承认，“文革新政”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何种现代化仍然存在冲突），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思想冲击，中美、中苏、中美苏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家利益被凸现出来，两个传统的世界性视野逐渐淡出：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而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离开这两个视野，离开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现代化才可能转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马语），而这一现代化理论导致的结果则是“内面的人”的建构（槟谷行人语）。

　　第七，在“文革新政”时期，“早期文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造反、怀疑精神、独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和群众的直接结合，由此导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种迷信状态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学理论”运动，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阅读，造成的实际的思想结果，其中一点，是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被打破，个人开始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开始产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对未来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这一“异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异同（从杨小凯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讨论和研究，而这关系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学运动的研究。

　　《开放时代》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