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浪迹天涯，章太炎弹尽粮绝

马勇《1911中国大革命》书摘（上）


革命在危机中

　　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后建立的“后权威时代”的政治架构，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相对弱势的摄政王和他的执政团队，相对弱势的中央权力建构，都是那几年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外在因素。当然，这对大清国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中国人的思路、情绪都被调整到了清帝国主导的政治变革上了，毕竟革命的阴影、威胁，都因立宪运动风起云涌而在逐渐消解了。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当君主立宪完全实现时，大清国的政治安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对清帝国而言。然而对于革命者来说，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顺利发展，蓬勃发展，其实真的是一种威胁，革命在清政府宣布要立宪了之后一直向下滑，到了1911年初，革命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之中，革命队伍严重萎缩，人心涣散，前途渺茫，除了孙中山、黄兴等已在清廷挂了号的老牌革命家无法加入政治变革的主流中，许多原本处在革命的非主流地位，或原本并不坚定的革命者，纷纷离开了革命转向了改良，加入立宪运动的主流中。


孙中山：浪迹天涯

　　革命的危机与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相向而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顺利地走，革命危机就加深。只有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出现挫折出现问题，革命才有转机，才有机会。
　　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1905年之前真的是艰难发展。孙中山经过十年奋斗，经历无数挫折，方才结束“一个人的革命”，方才唤醒一大批有识之士。到了1905年，各路各自发生的革命力量在东京集结，成立同盟会，中国革命终于达到高潮，是过去十年发展的顶点或者说高峰。而孙中山也在这时被先前分散的革命组织一致确认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新成立的同盟会接受了孙中山先前提出的政治纲领，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决定将黄兴、宋教仁华兴会领袖先前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升格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同盟会设想成立一个“影子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创设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参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构建未来新政府的框架；而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其隐含的意义也是未来政府的构想。显而易见，同盟会不再是一般意义的革命团体，而是以夺取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为其根本宗旨。
　　同盟会的宗旨是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府，而不是推翻清廷我来干的改朝换代，因而在成立之后获得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好感和支持，革命队伍也就比较迅猛地发展着。根据同盟会成立之初的规划，同盟会准备在国内外分设至少九个支部，分别归属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国内的五个支部按照区位分别为东、西、南、北、中。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辖区为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西部支部设在重庆，辖区为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南部支部设在香港，辖区为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北部支部设在烟台，辖区为直隶、陕西、山西、山东、蒙古、东三省等；中部支部设在汉口，辖区为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设在外国的支部有四个，即设在新加坡的南洋支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支部，设在旧金山的美洲支部，设在火鲁奴奴的檀岛支部。按照同盟会章程，国内五个支部下面还有各省区分会。很显然，同盟会期望用新的方式将全国联结起来，这当然不是旧时代的造反，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革命，是要以一种新的政治架构改变中国。

　　根据同盟会各领袖达成的共识，同盟会成立后要在短时期内有个大的发展，队伍要有一个大的扩充，要为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准备力量，于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领导人都将精力放在发展队伍上，国内外支部、分会相继建立，同盟会的规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大发展。香港、越南、新加坡、南洋等分会先后建立，至于国内，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福建等省也先后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从先前革命团体改组而来，如香港同盟会分会的前身就是香港兴中会，湖北同盟会分会的主体就是先前一直比较活跃的革命组织日知会，湖南同盟会的基础主要是先前华兴会的班底。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同盟会的成立是因为日俄战争的刺激；而日俄战争的刺激也使清廷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觉醒，所以，当同盟会成立大发展的时候，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也在兴起，革命与改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同一竞技场上赛跑。1905-1906年所谓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实际上就是革命党与清政府之间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冲突在思想文化上的展现，而这两者之间又总是呈现出跷跷板的形态，革命发展顺利了，很可能就是改良遇到了挫折；革命发展遇到挫折了，很可能就是因为改良进入了比较顺利的路段。

　　大致上说，革命危机初现几乎与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同步。当清廷决心接受中外大臣的建议，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的政治危机其实就已经发生。革命党人当时和后来都喜欢说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是一场骗局一场梦，清廷在政治变革、宪政发展等方面缺乏诚意，理由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自动地收缩自己的权利，这是人性使然。

　　革命党人对清廷的批评在一段时间和一部分人中间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革命党人本身对于清廷的政治变革其实充满着恐惧，最不希望清廷的政治变革能够成功，而是希望清廷继续烂下去，然后被革命一举推翻。所以当清廷下决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举国上下深受鼓舞，一片欢腾，充满希望的时候，革命党人相当恐惧，相当担心，于是发生吴樾不惜牺牲的自杀性攻击。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许多人以为吴樾的自杀性攻击表明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显然是不对的，是不合逻辑的，吴樾的行为只是在表明革命已经不再有希望有未来，所以破釜沉舟鱼死网破孤注一掷。

　　吴樾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同盟会也在后来将他的遗著在《民报》等刊物中发表，中华民国成立后，吴樾的遗骸也被给予隆重安葬，像邹容、徐锡麟、秋瑾一样，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

　　当然，中国历史上像吴樾、徐锡麟、秋瑾这样的刺客，特别是具有政治理想的刺客实在太少了，他们确实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不过从民主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力主用暴力的革命的手段去推翻一个政权，拒绝原有政权通过政治变革创新制度，无疑又显得太蛮横了些。所以当吴樾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当时，除了革命党人对吴樾的精神表示敬佩外，国内外一切具有良知，对中国具有真诚同情的人，其实并不认同吴樾的做法，普遍给予谴责，以为吴樾和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绝对不合作不妥协，是对国家的不负责。

　　国内外舆论原本对清廷的立宪并不都看好，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在那之前并不少，但当吴樾事件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清政府，支持清政府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走下去，谴责革命党人不应该以革命恐怖手段去绑架政府绑架人民，不应该用这种手段去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正如许多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吴樾的临门一脚，虽然出乎一般人情之外，很难体察吴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个非常之举所取的效果，可能正与吴樾的期待、革命党人的期待相反，或许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先前犹豫不定在革命与改良两者之间游弋的人，经过此次事变终于确定了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就是倾向于支持清廷主导的立宪，反而至少是疏远了孙中山和革命党。

　　这也是人性使然。因为正像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从来都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只是到了朝廷实在昏庸得不可救药，人民才会起来革命。革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但不能轻易使用，朝廷既然愿意进行变革，那么不论你有多少理由，都应该暂时停下革命的打算，让朝廷进行这样的政治变革。革命总比改良带来的破坏多且大，这就是1905-1906年革命与改良论争中的一个重要焦点。

　　吴樾的炸弹唤醒了朝廷，从此后，清廷不再像1898年、1901年之后几次起步，几次犹豫，几次停止，而是坚定了立宪的信心，坚定了向东西洋各国看齐的信念。吴樾的炸弹反而使革命党人陷入孤立，革命前景由此蒙上一层阴影。

　　君主立宪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革命渐渐边缘化，革命者的队伍在日趋萎缩，更多的知识青年投身于政治主流，参加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中去了，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革命领袖仍在坚持革命立场。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因为他们中出于各种原因无法介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或者早被朝廷打入另类打入政治异己，而他们又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说无法转身投靠朝廷，于是这些革命者只好在海外继续坚守，静以待变。

　　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的中国知识界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的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国内外知识界，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的低落状态。而且更厉害的是，清政府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政治、外交上的优势地位，于1906年底翌年初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庇护、支持已有很久的历史了。根据可信史料，孙中山发誓推翻清廷第一年，就和日本政府建立了联系，此后这些年，孙中山往来日本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或许是因为日本政府在东三省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政府，或许是因为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顺利进行使日本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也就是决然抛弃孙中山。

　　日本政府当然也没有完全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实际上是两边下注，既不愿意就此得罪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过分为难，谁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日本政府不愿用强制手段去压迫孙中山，而是通过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头山满劝说主动出境，并由外务省和一家商业机构分别提供一万八千元经费资助。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种两边下注的讨好做法谁也不得罪，清政府那儿可以交代，毕竟你要求让孙中山走，他走了；孙中山这里也好说话，你看，实在没办法，暂时避避吧，反正日本的大门朝你开，将来环境改变了，孙先生还可以回来。

　　拿了日本人的这笔资助，而且人家日本人又说得这么诚恳，孙中山也就不得不离开日本了。这件事在过去的分析架构中，一般认为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镇压革命，其实，如果从革命与改良二重唱的视角进行观察，就是改良压倒了至少是暂时压倒了革命，革命就这样陷入了低潮。

　　孙中山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还只是革命低潮的开始，由此而发生的革命党人内部的冲突乃至决裂，更是意味着随着清政府立宪运动的深入，革命逐渐陷入了绝境。


　　章太炎：弹尽粮绝


　　据说日本人向孙中山提供资助的事情，《民报》主编章太炎当时就知道，而且在章太炎的概念中，日本人提供的这笔钱似乎就是给他章炳麟办《民报》的，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否这样现在无法证明了，但是章太炎当时确实这样提出过要求，这也算是光明磊落，只是章太炎当时似乎并不知道日本外务省和商业机构究竟资助了多少。

　　孙中山也并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他或许并不知道日本人的资助有明确的用途，其中专门有一部分是用来资助章太炎和《民报》的。但他确实将资助款中的两千元交给了章太炎，至于其余款项及其用途，孙中山没有告诉章太炎。然而没过多久，章太炎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日本人的资助数额，知道孙中山眼见着《民报》如此困难，却将这些原本资助给《民报》的款项截留。不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章太炎确实很愤怒，并由此引发同盟会内部的大分裂。

　　过去的研究就事论事，以为章太炎是借机闹事，是闹分裂，为孙中山抱不平，以为孙中山并没有将这些款子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革命上。其实，现在仔细想想，章太炎之所以不管不顾这样闹，不就是因为《民报》经费没有了吗？而《民报》在创办时经费并不成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就在于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运动进展顺利，海外华侨华人开始转身信赖支持清政府，因为渐进的改良总是要优越于暴烈的革命，所以向同盟会向《民报》捐款的就越来越少。根据章太炎的描述，那一段时间，《民报》真的困难到办不下去，他们这些编辑出版人员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有心思去办什么刊物呢？那一段时间，章太炎自己也拿出相当精力办些讲习班，给其他刊物写点文章，这多少可以补助经济上的困难。

　　《民报》和同盟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困难，除了清政府立宪运动进展顺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即日俄战争后，列强在远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日同盟引起了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关注，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远东的战略均势被英日同盟所打破，所以德国人就于1906年希望组建一个中美德三国同盟去对抗英日同盟。

　　对于三国同盟构想，清政府显得非常有兴趣，特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袁世凯对此更加热心，以为这是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所以愿意积极推动，遂于1908年秋派遣唐绍仪出访美国，探讨三国联盟具体事宜。

　　出访美国，日本或许是必经之地。或许是中国外交当局自以为聪明，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为了迷惑日本和英国，唐绍仪的代表团没有直奔美国，而是途径日本，并准备在那里短暂逗留。不料，英日两国的谍报系统太厉害了，他们对中美德三国情况了如指掌，对唐绍仪代表团的活动也一清二楚，日本人蓄意要破坏中美德三国新同盟的建立，因而略施小计就将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

　　1908年10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东京。第一天即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及首相桂太郎会晤，商谈中日邦交。18日，唐绍仪再与日本外相进行谈判，涉及许多具体问题，重申中国政府的要求，希望日本政府不要伤害中日邦交，不要支持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查封在那里出版的《民报》等刊物。

　　马勇，《1911中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