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以笔为刀——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民国报人有怎样的风骨和追求？（上）


　　二、民国报人以笔为刀——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王芸生】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失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军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吞吞吐吐，以军事机密为由不肯说明真相，引起在场记者一片鼓噪。财政部长俞鸣钧、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欲出面解围，《大公报》王芸生起来嘲笑说，“这是什么话！究竟机什么密啊！抗什么战啊！走吧，不听这个招待会了！真是岂有此理！”说罢，与会记者纷纷随他退出了会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反对政府镇压学生。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
　　
　　【萨空了】不畏政府，敢说真话，营救“七君子”
　　
　　萨空了原名萨音泰，蒙古族人，1907年生于四川成都，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他追随成舍我南下上海，担任《立报》副刊编辑工作。这段时间既是他新闻实践活动中空前成功的一个阶段，也是新闻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
　　
　　1935年11月23日午夜，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被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史称七君子案。此事当局并不想让公众知道。能够公诸于世，全是新闻工作者的功劳。
　　
　　当天夜里，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赶到《立报》报馆，找到总编辑萨空了和主笔恽逸群，通报了这一消息。萨、恽二人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发表。但当时所有新闻都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一查必通不过，甚至还有查封报馆的风险。于是，二人以《今晨七人被捕》的含糊标题，写一条简短消息，又把一版经过审查的消息抽下一条，换上此文，不经审查，便交印刷厂付印。
　　
　　第二天、 这一消息轰动上海，传遍全国。各报跟着报道，当局也无可奈何。随后，《立报》派记者到苏州监狱探访七君子，又报道各界人物的反映及营救情况。在“七君子案”七个月间，《立报》对此案的报道一天也没有间断。直到七君子获释出狱。
　　
　　《立报》原来发行二万多份，因为不畏政府，敢说真话，深受欢迎，发行量直升至二十万份，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和《申报》，成为全国之冠。
　　
　　【张高峰】冒停刊风险真实报道“大饥荒”
　　
　　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也让豫东的收成毁于一旦。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秋粮绝收，崩溃来临了。
　　
　　1942年，政府对舆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大公报》的社址在重庆，张高峰前往河南需要经过陕西。路过西安时，他便看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个个鸠形鹄面”，沿街乞讨。东行至洛阳，只闻城内呼救声不绝于耳，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详尽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苦难，披露了当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人祸加剧了灾情，批评政府的不作为。2月1日，《大公报》为通过新闻检查，将《饥饿的河南》改题《豫灾实录》全文刊出。虽然张高峰对题目的更改并不满意，但报社“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令他十分感动。等待他的，是《大公报》停刊3天的处罚。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
　　
　　【吕碧城】第一女报人用笔争女权
　　
　　慈禧刚刚驾崩，有“华北第一报”之称的《大公报》上，就登出了一篇炮轰这个独裁者的奇文，题为《百字令》，作者是大公报的第一个女编辑，名为吕碧城。 此时正值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之际，这篇不到百字的小文，如同滴落油锅中的火星，炸起了一片喧嚣。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甚至动了杀心，吕碧城闻讯，不得不离开报馆，前往欧美游历。
　　
　　1904~1908年，在任《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发表了大量尊重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杂文，一时间，“坊间皆传吕碧城”，人们在纷纷猜测，这个横空出世的女编辑，究竟是何许人？秋瑾蒙难后，中国报馆“皆失声”，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让整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中国女革命家。此时，无人敢为秋瑾收尸，吕碧城冒着极大风险安葬了好友。看守清军得知此人就是誉满华夏的吕碧城，也无可奈何。
　　
　　她无疑是民国女子中的一个“另类”，个性张扬且独立，这也体现在她那身时尚新潮甚至颇为出位的服饰上。某次集会，她别出心裁地穿了一身袒胸露腹的“孔雀服”，在时人的记载中，她“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枝，美艳有如仙子”。她的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有袁世凯之子袁寒云以及李鸿章的后辈等。不过，这个眼光颇高的女人，只看上了梁启超和汪精卫，但她又嫌弃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她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她同岁）。
　　
　　【张友鸾】用“标题党”痛骂国民党
　　
　　七七事变后，张友鸾在他主持的《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中央社的消息，标题做得巧妙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简单的标题，明显的讽刺当局不抵抗政策，令何应钦怒不可息。
　　
　　抗战时，前方军民浴血奋战，而后方的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期间，《新民报》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此标题因其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以至于轰动了整个山城，至今仍被人拍案称绝。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张友鸾在新闻报道中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令人叫绝。某次遇到一条为前线军人征募寒衣的新闻，张友鸾借用诗词小令，随手做成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信手拈来却是文采飞扬。一日，张友鸾看到一篇反映市场商品销售的消息，联想起逃到南京时的许多难民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情景，做了一个对比性标题：“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
　　
　　【程大千】关注民生，“公教人员不是东西”
　　
　　20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仿宋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1947年，金圆券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公教人员不是东西——是东西也应当涨价》。解放战争时期，湘鄂的国民党报纸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一天，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新闻”，原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结果，出报时，变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
　　
　　【彭子冈】毫不客气地讽刺孔祥熙
　　
　　彭子冈1938年进入《大公报》，其后的十多年里，发表了大量鲜活生动、有棱有角的通讯，与《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记者。
　　
　　1943年3月7日，彭子冈《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重庆的低喟》，毫不客气地讥讽宋美龄在美国的言论。
　　
　　同年，在一次推进“节约储金运动”的记者会上，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说：“今天讲节约储金，所以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是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各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做成的。……各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
　　
　　他的话还没说完，彭子冈当场就向他发难：“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惟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一番话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只得“哈哈”两声，匆匆宣布散会。
　　
　　1957年，彭子冈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文革期间，她和丈夫徐盈一起，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从事重体力劳动。1979年，她获得平反。不久，她突患脑血栓，从此半身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
　　
　　三、民国报人的社会价值——守望公共空间，推动社会进步
　　
　　公共空间的守望者：“言论独立”“文章报国”
　　
　　民国自由报人以“敢言”的精神开辟公共空间。自由报人视报刊为“社会公器”和“人民喉舌”。以“言论独立”、“文章报国”为己任，通过公开的报道和评论将所报道的事件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使之转而具有了公共的性质。以公开讨论和政治批评为标志，民国自由报人以他们敢言的精神。在险恶的民国社会中开辟出纵论时政的公共空间。
　　
　　在黄远生的政论和通讯里，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都敢于揭露指斥。邵飘萍撰写了250多篇《北京特别通信》，几乎全部是批判军阀政府政策的。自由臧否时政。公开批评政府，是这些文章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自由报人依然坚持引领公共舆论的讨论与批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张季鸾撰写社评《党祸》对国民党以暴力铲除敌对政治派别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体现了自由报人敢言的本色。紧接着，张季鸾的三篇“骂人”的社评。讥嘲吴佩孚，痛斥汪精卫，直指蒋介石。在各界激起了更大的反响。
　　
　　民国自由报人以客观的立场维护公共空同。自由报人“言论独立”和“客观报道”的职业追求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基础，使民国“公共空间”更具有了包容性。
　　
　　1935年11月起，范长江采写的长篇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在该报连载，国统区的各界人士正是经由《大公报》客观真实地了解了中共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细节。蒋介石为此曾大发雷霆，斥骂张季鸾，但张却独立不惧。顶住压力，让《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文章。
　　
　　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篇幅报道，并发行《京报特刊》写道惨案“为世界空前之惨剧，人类未有之奇变，……此而不能置之于法。则人心尽死。种灭国亡。可立而待”。决心将真情“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也用大量篇幅发表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并发表以“舍我”署名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严厉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在对黑暗腐朽的现实政治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自由报人还对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黄远生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现实的分析入木三分，认为革命后“不过去一般旧食人者，而换取一般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申报》连续发表了《髑匪与造匪》、《再论躺匪与造匪》以及《三论剿匪与造匪》。指出“‘匪’皆黑暗政治造成”，真正应该剿灭的是造匪者。
　　
　　针对中国的前途，张季鸾发表社评《中国的文明在哪里》。指出：“中国之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是也，此殆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亦都会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精神 堕落沦为寄生虫之由来。”“凡都会居住之有支配权者，反躬自省。对同胞大众曾扶助否？曾教导否？让一步，曾不加剥削摧残否？”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身处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转型的特殊环境中，秉承古代士人“议政”、“敢言”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的自由报人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他们的文章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社会发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他们还亲身投入到社会发展的洪流。推动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
　　
　　邵飘萍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1915年1月。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集会，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冯玉祥曾感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自由报人又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就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愤然指出：“今日唯一要图唯有一战。养兵百万。非侮艋头，不能一战，本已莫大可耻。国土任人占领。国人任人屠杀，乃犹不出一战。并世各国未尝有者”。这天的新闻版还刊登了日军屠杀东北同胞的多幅照片。激起了读者仇日反日的爱国情绪。
　　
　　平民大众的启蒙者：“以社会服务为职志”
　　
　　启蒙民众一直是自由报人自任的时代重任，他们时时注意采取各种措施，普及文化，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素质。史量才提出“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的口号，决定《申报》出版“业余周刊”，“以引起一般工友店员学徒的读报兴趣，输灌各种常识。亦改善其业余生活”。“增设各种附刊”，以求“使读者各就所好。获得其所需求的智识和资料”等。
　　
　　民国自由报人还积极参与组织各种社会福利救助活动。回报社会。服务民众。自由报人们希望“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宣为其先锋或助手”。从贩灾募捐到抗战义演。从慰劳前方将士到抚恤后方遗孤。从奖励国内有功人士到褒扬国际友好。一次次的社会服务活动，可谓倾心竭力、满腔热情。抗战时又在武汉组织“大公剧团”，演出抗战话剧《中华万岁》等。至于全国各地的灾难，个人及其团体事故，《大公报》一经与闻，也总是慷慨救助。如长江水灾、献机救国、响应滑翔运动等。
　　
　　身处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民国自由报人是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特殊的职业与坚定的追求，使他们在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他们既是知识分子话语的积极传播者，又是积极的话语者；既是孤独的思考者，又是真正的力行者，体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四、结语：民国报纸乃天下公器 不以言论作交易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民国时期都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时期，中国报刊的品种之丰富与各类之繁多，以及其生死频率之高，实在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那个时代，尽管一些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当时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怪异的事情。
　　
　　而支撑，或者说造成这一奇异之景观的中坚力量，自然是那些报人莫属了，如果没有他们矢志不渝，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作出的努力，相信这一奇观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也是他们的一些人至今还让我们怀念和敬佩的原因。

　　冯相军，雅虎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