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师徒对孙中山逝世的反应

　　内容提要：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由于政见异趣，可谓终身纠结。1925年1月，被邀北上进京共商国是的孙氏，检查出身罹晚期肝癌，外界误传孙已病故。康有为在沪闻之大乐，写了一首倒填年份的七律诗，以志所怀。3月12日孙氏去世，梁启超即对报界发表谈话，随后赴孙氏行馆吊唁，予孙生平以适当评价。本文就相关史事进行了梳理，揭示康梁师徒对孙氏之死一事不同表态的原因所在。


　　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关系，在早期即从兴中会创立至辛亥革命爆发的阶段，一般说来，研究得比较透彻。其间保革两派论争因缘与恩怨，人们已耳热能详。民国初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击败孙中山、国民党的史实，更是民初政争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本人曾撰文介绍。但是，孙中山晚年与康梁师徒的关系，尤其是后死的康梁对孙中山去世的反应，似迄未有专文叙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这无疑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胜利。武昌起义后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但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认同。在民国建立后的十三年时间里，康有为曾两次为复辟清王朝奔走，但均未成功。①康有为是在1927年3月31日去世的，死前做七十岁大寿，逊帝溥仪赐“岳峙渊清”匾额一方，康对此感慨万分，写谢恩折恭谢。对康而言，终其一生，确实是以身为大清臣子为荣。梁启超则不然。他可谓与时俱进，他可以从事变法维新，也可以与孙中山谈合作革命；既可出任民国政府的总长，也可在大学讲堂执教鞭。他为了维护共和政权，还与他一度坚决支持的袁世凯决裂。不过，他一直是前立宪派遗绪进步党、研究系的精神领袖，与孙中山国民党在政治上势同水火。政治家的业绩，不论成败，在其身后都免不了受人评论，其中还可能包括死者的朋友和对手。至于这些评论是否公允，是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那就因人而异了。本文所拟揭示的孙中山去世后康梁师徒的反应，便是介绍孙中山的这两位长期的政治对手对孙的终极评论，以补充治“孙学”者以往所忽略的史事。

　　一

　　康梁与孙中山的关系开始于19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时间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革命两派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变法；革命党人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并在次年密谋广州重阳起义。孙中山等人当时还不以为自己是“革命党”，是想倒清兴汉，但他们计划建立共和政府，无疑是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了。孙中山在其所用的政治辞汇中，把维新、改良、改革、革命视为同义词，②迄其晚年，并无改变。有此见解，在1900年以前两派曾讨论合作，但毕竟彼此手段、目标各异，合作未能进行下去。应当指出，这种合作的策划，并不是康有为所乐见乐闻的，他本人更未允许此项策划。

　　从历史上看，康有为颇厌恶孙中山。兴中会成立前，孙中山作为一位名医，在广州执业，结交官府、缙绅，诚非等闲之辈。他要求见康有为，但康要他递门生帖子，为孙所拒。1898年康在日人宫崎寅藏护送下抵东京。同属逋客，孙想见康，未遂。1900年6月，有所谓孙受李鸿章指使用日本浪人行刺康有为的新加坡“刺康案”，此事之真实性可疑，康在致其家属函中亦不信真有其事，但他对外宣传却指为事实。康在致梁启超书中还说“昔孙某频欲害我，汝颇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误，岂有悔哉！”③据北美洪门大佬黄三德记述：“(孙)妒忌康梁，谓保皇会阻其进行。一九○五年六月，即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孙文来函，竟叫三德谋害康有为。此时康先生正在罗省养病，闭门谢客。三德接到孙文此函，极不以为然。”④类似这些材料，我们今日已无法逐一辨证其可信与否。在非常时期，暗杀活动也不止一二见，例如康党1900年就在澳门行刺过刘学询，1909年康徒更刺杀了刘士骥。⑤虽然刺康未成事实，但康对此传闻屡出而对孙产生恶感，也可谓属于情理之中。

　　孙康两派间的斗争，包括保革论战与争夺海外华侨与外国人的支持。保革论战，从东京、南洋到北美等地，争论连年不息。随著时间的推移，保革势力明显出现消长趋势。这种状况，当然也会使康派人士不快，尤其是美洲华侨，包括洪门领袖人物在内，在清末最后几年中纷纷转向革命党，这也就意味著康派不仅在政治上影响消失，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艰难，从而更对孙中山产生怨怼。

　　孙康关系中还有一个死结，便是康有为在广东的一个敌手刘学询始终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康派认为，孙刘结合，为害康有为不浅。香山人、进士刘学询，操纵广东闱姓赌博，称霸一方，康有为曾撰文抨击他。刘曾与闻广州重阳起义，与孙为友，被参革功名后，转往上海活动。戊戌变法前夕开复。政变后，自言能除康，于是有1899年7月～9月与庆宽访日之事。刘抵日后，在日人宗方小太郎联络下，与孙秘晤。返国后刘被清廷交李鸿章差遣，随李赴粤，联络孙中山，故有新加坡“刺康案”的发生。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返国后，与在沪的刘学询重叙旧谊，刘支持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孙则促浙江军政府发还刘在杭州的私产刘庄。武昌起义后，康有为仍居留日本，未敢匆遽回国：南方革命政权既是他所敌视的势力，实际控制北方的袁世凯又是康在光绪死后通电摄政王请予以诛杀的戊戌叛徒，为安全计，康只能继续在海外当寓公了。不过，他不甘寂寞，高?{鼓吹虚君共和的主张，此举被《民立报》指斥其为汉奸。孙中山则主张内外有别。章太炎在东京曾两次倒孙，武昌起义后又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销”，称“逸仙不晓国中情伪”，仍持反孙立场。但是，孙在政治上仍认为章是同志，与康有所区别?。1912年1月12日，孙复函蔡元培称：关于内阁人选及组织用人之道，惟才是称，不问其党与省。“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皆之见也。”⑥人们很难指责孙中山的这个见解有什么缺失，因为康有为当时确实在鼓吹“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即使孙中山肚大量大，汲收康梁加入南京临时政府，估计康梁师徒也不会参加。此时康梁迅速与衰世凯和解，三年前请予诛杀的“袁贼”，如今化敌为友，与“慰庭总统老弟”取得谅解，由粤人梁士诒牵线，袁氏提供钜款，招梁启超返国办报、组织政党，为袁政权效力。⑦要之，民元政治变动中，原立宪派(不论国内与海外)之归心于袁世凯，已成趋势，而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主张，决不可能为各政治派别所接受，这点是无可怀疑的。

　　尽管孙康二人如影相随，但康有为一生，都未能与孙中山见面。其实，康有为对革命党也区别对待。康对孙的印象固然恶劣，但对革命党人的评价却是不同。1921年1月20日，康有为在《跋章士钊致黄兴书》中提及：“革命党人以仗义起，以争权利终，致中国分裂，生民涂炭，然其中固有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⑧这四人中，黄兴已去世，汪精卫还未成气候，吴李则在民党中并不是主要当权派，权利云云者，很难去评判。康有为月旦人物，自有其标准，但他评论民党人物，不妨认为是寓贬于褒之中。民党历来孙黄并称，甚至不分轩轾。康既以黄为正面人物，言下之意，自然孙是争权夺利造成国家分裂、生民涂炭的始作俑者了。事实上，他就是如此判断的，证据就是他所写的《乙卯人日闻大盗死》的一首七律诗。诗云：“乱国残民十四年，喜诛大盗自皇天。血漂岭海户十万，命革中华岁五千。赤化传来人尽畏，黄巢运尽劫堪怜。千刀惜未剸王莽，举酒欢呼吾粤先。”⑨这首诗，人们不太注意，实际上对康有为来说，它太重要了，值得介绍一下。

　　乙卯是1915年，人日是正月初七，西历2月20日。试问1915年2月20日中国有哪个“大盗死”了呢？没有。但是，诗中所谓“乱国残民十四年”，回溯十四年前事，是1911年辛亥革命。革五千年文物政教之命，便是推翻清廷与帝制了。“血漂岭海户十万”，应是指1924年10月镇压商团之事。至于赤化之类的用词，不用说是指广东推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了。由此判断，这个“大盗”被“皇天”所杀，入了鬼籍，应是隐指他的终身政敌孙文。1915年乙卯是倒填年份，确切应是1925年乙丑。1925年人日是1月30日。当时孙中山在北京检查出是肝癌晚期，命在旦夕，立时喧腾报章，海内外广为传播。康有为当时住在上海，闻之开怀大乐，诗兴因之大发，乃涂抹一番，以志所怀。但是，他为什么不书乙丑某月某日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填写日期，实在是明目张胆了，政治上风险太大，一旦传了出来，国民党那帮忠贞之士，岂能放过？所以，便一方面痛加渲泄，另一方面又故作隐晦，示人予谜式标题，让读者去思考判断。此老虽然狡猞，但未免欲盖弥彰。康有为对孙中山如此深仇大恨，既有政见上的敌对，也有现实中的冲突。如果不是搞“赤化”，如果不是孙中山、国民党的友军冯玉祥搞北京政变，驱逐逊帝出京，并且将控制北京的曹吴直系势力击败(1924年4月康有为为吴佩孚写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方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高度捧吴，便是康联络武人搞复辟的重要活动之一)，面对这个败局，康有为当然对孙中山恨之入骨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康、孙实在是一对难兄难弟。古人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真是历史的巧合，以“素王”自命被称为“圣人”的康有为，与被康有为称为“大盗”的孙中山，竟然是以矛盾、斗争相始终。在孙中山死后，孙的朋友吴稚晖，即上述被康誉为干革命不为权、利的四位革命党员之一，写了一篇题为《以学生领袖而为革命领袖》的悼念文章，内谓，“今日中国为学生与秀才打仗之时。秀才领袖为康有为，康当甲午以后，伏阙上书，渐进而有强学会，而有‘戊戌政变’，而有保皇会。其部下最得力者为梁启超辈。今日之所谓整理国学，由学生而绅士，而官宦者，皆属秀才一流。中山先生为四十年前之学生，其主义学说，均由学问而来，故与学生最为默契，是以学生首领而为革命党首领也。其部下最得力者为胡汉民、汪精卫等数人。余从前亦一秀才，后游学日本欧西，与先生接近，渐入于学生一途。今济济一堂，不必悲哀，从此向上进行，于孙先生之主义，必可以发挥而广大之。”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否为“学生与秀才打仗”的岁月，不知所云，但吴稚晖所指此时孙康影响、冲突仍在，则多少有些根据。至于孙中山是否以学生首领而为革命党首领的问题，李石曾的说法比吴稚晖可能更准确一些，李认为孙中山有三个特点，即坚强、进步与容?{，其中的“容纳”，指孙之“主义事业，并非一己之主张，举凡海外最新学说，及国内社会情形，无不兼收并集，熔化一炉而结之。”(11)李石曾不是孙中山的亲信，评论比较客观，他所指的三个特点的说法，一般读者都可以接受。但是要康有为认?同这种评价，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存活在民国，但心却在逊清的康氏，只能将孙定位为“大盗”，造就是康有为之所以是康有为的道理。除了这首倒填年份的“乙卯”人日诗，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康有为对孙是否尚有何种评论，不详。倒是其徒梁启超前往吊唁并说了一番心底话。

　　二

　　1895年3月4日梁启超在北京复函湖北汪康年时，首次提到孙中山。函称：“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君所见之人，所闻之事，望时相告。”又谓：“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12)这是广州重阳起义前说孙之事，梁对孙的活动情况并不清楚。汪康年当时在武昌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对孙极为注意。1897年被驻英使馆派作监视孙中山东返的三等秘书曾广铨，与孙化敌为友，与孙交好，返沪后入《时务报》任翻译。1898年1月，曾陪汪赴日游历，并晤孙。此事成为康梁一派攻汪的把柄。此后国内知识界之了解孙中山，多与汪康年有关。

　　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办起《清议报》，言词颇激烈，甚至大谈革命，颇有革命情绪。一时间梁与孙交往频密，且商议组党之事。但在保皇会成立后，横滨成为该会重镇之一，吸引了大批华商入会，横滨兴中会形同瓦解。孙康两派围绕大同学校、华商会议所领导权之事，斗争激烈。1899年底梁启超赴檀香山，又瓦解了檀香山兴中会。1900年以后，两派合作已不复可能。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民报》与《新民丛报》开展论战，保革势力消长之大势已无法逆转。梁启超乃转视革命党为死敌，较对西太后为尤甚。

　　康梁保皇派虽然在政治上破产了，但是清亡后原立宪派人士在民初政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是袁世凯政权在政治上的重要支持力量。据梁启超自称，袁氏为他在京提供了住房，每月三千元生活费；他抵京后所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欢迎孙黄的热度。有了这种礼遇，梁氏及其同伙便积极支持袁世凯以击败国民党。

　　民初的梁启超不断以政客和学者的身份交替出现。他极希望在财政方面有所展布，但都未能如愿。“五四”运动以后，他虽然已出入于书斋和课堂，但是仍想通过文字力量去影响政治，尽管他从政的心思已大不如前。作为一位学者，审视历史的态度可能较为客观。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末新思想运动的四支主要潮流时写道：“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13)梁深知，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即宣传社会主义。《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中，社会主义更是一个议题。民元孙中山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他的民生主义，这时被解释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凡此，梁启超均有深刻印象，故有此评论。这种尊重历史事实，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评论，体现了作为学者的梁启超的学术风范，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孙中山晚年，较确切的时段是在1922年陈炯明部兵变后，孙的内外政策有使人眼花缭乱之感。孙第一次护法，是反对段祺瑞的皖系军人，为此而与曹吴直系取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次护法，是联合皖段、奉张，搞“反直三角同盟”，即反对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武人；孙所指斥陈炯明罪状之一，即系所谓陈联络吴佩孚一派势力。但是，在孙陈决裂后，孙在上海通过李大钊、张继与白坚武的关系，联络吴佩孚，搞孙吴共(共产国际、中共)合作；此项活动至“二七”事件方告结束。在孙吴共合作的同时，孙继续进行“孙段张合作”，在1923年又加入了与奉张关系良好的旧交通系。这种敌友、分合关系，颇难判断其政治上的价值取向，联甲联乙，皆视一时之利益为进止。在国际上，孙极力争取日美两国的支持，对日本期望尤殷，亟欲结成中日同盟，且许日本为亚洲之盟主。1923年2月返粤第三次开府广州途经香港，则在其讲演中极力赞羡英国在香港政制之优越，随后孙系太子派人士在港大肆活动，显然欲引英国为奥援。但是，西方列强均不直孙氏之所为，诸事无成，于是联俄成为唯一可行之事。联俄必然容共，由此而国内工农运动勃兴，影响所及，几乎无远弗届，中国历史于焉而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是国人所共睹的状况。这种状况也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所以，当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外评论如潮，其关键，莫不围绕其生平思想与行谊去总结。

　　孙中山逝世的次日(3月13日)，北京《晨报》发表梁启超的访谈录。这是难得一见的梁氏对孙的公开评论，不妨详为引录。梁氏说：“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至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不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也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吾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吾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但以这么一个强毅机警在民国成立上有深厚历史的人，一旦失去，实为国家一大不幸，吾们不能不失声哀悼。”(14)

　　梁启超肯定孙中山的三个特点，意志坚强、临事机警与操守清廉，是佩服孙品质与作风可贵之处；称孙是历史上大人物，在民国成立上有深厚历史的人；认为孙的死是国家一大不幸，不能不为之失声哀悼，这是梁氏所能作出的最高评价了。因为梁不认为孙是一个学者，故对孙的理论《孙文学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等主张，均不予涉及。这个做法虽不免失之偏颇，但对梁而言，他本人的态度也确实如此，实话实说。

　　比较有点麻烦的是认为孙“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虽然可以原谅，但不敢恭维。这句话，梁氏应属夫子自道。但他以之奉献给孙中山，孙之党徒便接受不了，差点出了风波。

　　史载，“三月十四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奠。致奠后，由汪精卫等招待，其谈话云：梁问孙先生病逝时情形，汪即略述梗概，并谓：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连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梁极感叹，谓：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时有党员问：昨日《晨报》所载足下论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梁谓：此仅慨叹中山先生目的未能达到。党员尚欲继续质问，汪谓：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党员始无言而退。”(15)

　　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新闻报导，但人们长久以来并不太重视它。为何说它很有价值呢？首先，是梁氏捐弃前嫌，在孙去世的次日即发表谈话，第三日亲往中山行馆(铁?{子胡同顾维钧邸宅)吊唁。这种大度，极为难得，段祺瑞便做不到。孙之左右不乏勇士之流，此行极可能受辱，但憾斯人之不作，他毅然前往，且言行均极得体。文士与武夫毕竟不同，若段祺瑞者，借口脚病拒绝往吊，此是一种并不高明的行动。其次?，当接待人员汪精卫介绍孙病逝经过，并称孙临终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时，梁称“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这是对孙此一遗言最早、最高的评价。当时的中国人尚未发明“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辞藻，但汪精卫从孙中山临终嘱咐中挑选出这三组词语加以介绍，亦足见汪深识孙中山思想的三昧；而梁即刻加以表彰，亦可见梁思想之锐敏，不以人废言。可惜历来介绍孙临终这些嘱咐，均不指明此乃汪对梁所介绍，这种缺失，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应予明白指陈。

　　三

　　康梁师徒对孙中山去世之评论，大体如此。从中不难发现，这两种评价，完全相反。这是颇为有趣的问题。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在对待有政治分歧的人物时，康有为并不是始终持敌视态度的。在戊戌政变后的十余年中，康视袁世凯为死敌，必欲去之而后快。但辛亥革命以后，他终于与袁和解。梁鼎芬在戊戌变法以前与康有密切关系，1888年康第一次上书后惧政治上受迫害，曾以后事相托。但后来康、梁矛盾渐显，迨政变发生，梁揭发、责骂康有为无所不用其极。1913年以后，二人心结化解，关系恢复，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活动中，该二人成为复辟活动的精神领袖。另外，杨崇伊是戊戌政变的积极参与者，在政治上是康的敌人。1923年冬，为筹划复辟在洛阳吴佩孚处活动的康有为，与在洛吴幕府中任职的杨崇伊之子杨圻(云史)结为忘年之交。康为杨圻的《江山万里楼词》作序，并题“绝代江山”。另又书“风流儒雅”四字赠杨。杨在《送南海先生序》中以为康“意殊爱我。余则以戊戌政变，先公与先生政见不合，弹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谈，且直告之。先生则笑曰：‘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由是大加礼异，为论天下大势，至夜分握手倦倦，顾梁饮侯、徐善伯曰：‘云史国士也。其诗海内一人，我至爱之，至敬之。是有缘焉。’”杨氏又说：“余感谢先生爱我之真诚，至不以怨家为嫌，其气度迥非常人所及。”(16)康有为当然有他的气度，但其气度恐怕是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与袁世凯和解，是因为袁掌握了政权，以强势主政，麇集在大连、青岛、上海等地的遣老们虽不忘故主，但要讲复辟，谈何容易。所以，终袁世凯之世，康有为并未进行复辟的具体活动。袁既死，形势丕变，国家动乱不已，群龙无首，复辟势力浮出水面。康与梁鼎芬的和解即是出于复辟的需要而发。1923年康有为游洛阳，据说是要策动洛吴参加复辟。杨圻此时总吴幕文案，是在吴左右能说上话的人，康在杨身上下足功夫，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同样在一个人身上，也有变与不变的问题，一切需视实际情况而定。

　　康有为批评梁启超“流质易变”，梁对乃师亦有所见，谓“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云云。(17)一般说来，学业与治事，总应与时俱进，康氏大言其学三十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恐是真假参半，不必尽信。但从其在清亡后十余年仍从事复辟这点来看，在政治上不欲“有进”，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说，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书本知识的话(他曾游香港，也到过上海的租界，但这些地方是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那么，政变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于1898年10月开始流亡海外，至1913年始返故国，其足迹所至，遍及四大洲，经历三十一国，自称行60万里。他对西方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对西方国家的典章文物还颇称赞，但为什么最终遗坚持要复辟已经倒台的清王朝呢？为何对进行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深恶痛绝呢？除了康个人与清王朝的历史渊源外，更主要的，应是传统文化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发酵所致。或许它可称之曰“康有为现象”。康有为是民初某种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由一批“文化遗民”所组成，而这种“文化遗民”多住在租界与港澳地区，他们是一批复辟分子。在清亡前，其中部分人曾受清廷恩典，时刻不忘大清和“今上”。虽其中部分人并未受清廷多少眷顾，也不见得曾有多少光荣历史，但基于帝制终结、传统崩坏，这些孤臣孽子便以光复旧物、承传文明自任，他们仇视革命、仇视民国，也仇视革命党及其领袖，这就是康有为欢呼“大盗死”而歌之、而咏之的原因。

　　至于梁启超之赴铁×子胡同，似颇有“柴桑口吊孝”的味道。他对孙中山之死的评论与吊唁，言行尚称得体。他也完成了一件大事，为孙梁关系划上了一个句号，对历史有个交代。梁启超对“行者之局”始终不以为然。但是，自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逼近北京、王国维沉?湖后，梁始感到“行者之局”承接者的压力。形势大非昔比，所幸北伐战争结束不久，1929年1月，梁即去世，从而免除了许多无法预料的烦恼。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式政敌并没有多少雅量，对梁氏之死也未作何种表示，对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权来说，死去一名它并不见得喜欢的文化巨匠，虽不能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它实在无所谓悲喜。它还能有什么表示呢？

　　孙中山、康梁师徒都走了，他们的恩怨自然也结束了，留下的是供后人玩索的历史。

　　注释：

　　①第一次复辟系1917年的张勋复辟。第二次复辟密谋在1924年。有关此次复辟密谋，可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等书。

　　②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陈旭麓先生。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74页；拙文《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83年，第422页；第614、658页。

　　④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自印本，第13页。

　　⑤赵立人：《刘士骥与振华公司血案》，《岭南历史名人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⑧该文称，1913年夏，黄兴与康徒麦孺博通款，谓中国国情不适合行共和，愿从康所主持，率国民党拥戴，又劝康另组党，提供30万元组党费。(《跋章士钊致黄兴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73页)今案，章士钊致黄兴书不存，康有为所说未知所据，据当时情况，黄兴有此举动，实匪夷所思。是夏黄兴忙于反袁，困于经费，何来此三十万元？康说往往无稽，属游谈一类，多不可信，于此，则可谓厚诬死者矣。

　　⑨上海文管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3页。

　　⑩(11)(14)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上海：三民出版部发行，1925年，第66页；第72页。

　　(12)上海图书馆整理：《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1、1380页。

　　(13)《饮冰室文集》，第十册，专集75，第30页。

　　(15)原刊1925年3月18日上海《申报》，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30页。

　　(16)《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页；《近代史资料》，总61号，第168～169页。

　　(17)《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34，第65～66页。


　　作者简介：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吉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