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我的一九四二——两次横穿重灾中的河南

冯小刚导演的新电影《1942》成了颇抓眼球的事。说起来我对1942年有太多感受了。冯小刚的《1942》是描写河南的故事，我就是在这一年，在河南穿梭前行，步行千里，对当时河南局面的复杂、人民的苦难感受太深了。   　　我家在1940年年初流亡到洛阳，生母在那儿病逝。1941年，父亲安排我到南阳读书，当时14岁。那个学校叫“河南战区中学”，不仅不收 学费，而且管饭吃，是对敌后流亡的学生进行援救的一个机构。我是自己背着背包步行前往的，孤身一人从北向南穿过三四个县，当时这对我来说还是短途。那时的 学校给我留下突出的印象有三：一、几十个同学睡在一间屋里的草堆上，天气好时就要把铺草拿出去晒，于是校园里遍地金黄；二、人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在课堂上 有同学躁痒不安时，老师就说：“你到太阳底下把虱子捉一捉再来上课。”午饭后大家常挤坐在向阳的墙根下，脱了棉衣捉虱子；三、吃饭在院子里，一盆饭一盆菜 汤，饭要桌长公平分好才开始吃，要分得非常平均，常常是吃不饱。   　　1942年到来了，河南省有了大灾，群众说是“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那时，学校每天只发一个馒头，大约三四两重，什么时候吃，自己考虑，可以保证饿不死，时间一长，实在难以坚持。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到达皖北，在那儿任一个中学的校长。那不是一般的中学，而是直属中央教育部的国立中学，全国只有23家。他所在的这个学校 是江苏省唯一的国立中学，援救从江苏沦陷区逃亡过来的学生们。我想，去投奔父亲，总可以吃饱饭吧。我的妹妹那时在南阳以西镇平县北郊山区里的菩提寺，那里 有一个战区小学，也是救援沦陷区儿童的。我想她也一定很困难。我投奔父亲也应该带她去，否则我这个哥哥实在不象话。我步行去镇平接她，学校不给我带走， 说：“你还是一个孩子，我们学校把她交给你，出了问题怎么交代？”我妹妹也坚持要跟我走。学校说：“实在要走，你们要找个铺保（旧时以商店的名义出具证明 所做的保证，编辑加注）出具证明。”我又为此折回，找到同乡帮忙，终于把妹妹接了出来。   　　这样我们开始了横穿河南的千里之行。上路之后，发现1942年的河南真是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充满了恐怖的气息。我们没有回头路，只有硬着 头皮向前走。路上看到饿死的人栽到路边的沟里，吓得我们浑身发抖。我当时15岁，妹妹13岁。我们有时也能找到交通工具，那就是农民拉的架子车。我和妹妹 轮流坐上去，但是农民只能送我们一段，不愿意出远门，我们只有背着背包步行向前。这样一个县一个县走下去，看到的到处是饥民，每一个集镇上都有“人行”， 即卖人的行，和卖猪的“猪行”一样。老板的柜台前，凳子上坐着几个人，都是等待出售的妇女。当时有安徽以及湖北的人来买人。晚上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住下来， 就听到一些悲惨和恐怖的故事：不外是说附近谁家人饿死了，还有说谁家的孩子死了以后被吃掉。开始觉得很可怕，听多了也觉得很正常。走到豫东地区，那儿叫 “黄泛区”，是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河南时，国民党在黄河花园口掘堤，让黄河改道以抵御敌人。因为事先没有预告，豫东十几个县变成了一片汪洋，淹死多少 人也说不清楚了。那时这一带又是一番情景，堤岸上群众搭着很多蓬蓬，艰难地度日，也不知他们怎么捱过这艰难的岁月。我们用了十多天，穿过七八个县，总算到 达了皖北的太和县，来到了父亲的身边。记得到家第一天，继母给我俩做了一条鱼，还有馒头。我大为惊讶，多年未吃肉味，更不要说鱼了，所以这条鱼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父亲所主持的这座学校规模很大，他就安排我和妹妹在这个学校里上学。过集体生活。敌占区过来的学生是一律安排的。在我从南阳出发前，曾写信 给父亲诉苦，其中谈到1942年的河南是人间地狱，我虽然在学校里，也感到过不下去了，还提到“水旱蝗汤”一词，当然是对汤恩伯有微词，他是驻河南的集团 军司令员。父亲回信给我说：“不要乱说话，笔尤不可乱写。”到了1944年，日寇已经打通了从北平到武汉的平汉铁路，也就是说皖北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学 校理所当然要迁移到后方去，但这个过程很复杂，任务很艰巨，需要军方的帮助。我的父亲不希望我留在他的学校里做一个特殊的“校长的儿子”，他还有一个说 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锻炼我一下，启发我先行一步。这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作伴，再一次步行横穿河南。这一次更有了艰难险阻，过平汉路时，在秋 风秋雨中走了三夜，白天找个地方躲躲。平汉路两侧有许多敌人的碉堡和堑壕，漫漫征途，不一一细说了。后续20多位同学，碰到鬼子全部被杀害。   　　而后几年的生活资料，都在我的背包中：两斤半重的被子，三四件衣服。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学生，还带着一个空墨水瓶，到一个地方可以买点燃 料和明矾，用来调制墨水。我还带着一盒笔尖，可以用线绑在筷子或树枝上，蘸墨水写字，是必不可少的文具。那时我喜欢看一本杂志，叫《时与潮》，还在背包里 放了它一年的合订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丢了舍不得，放在包里又很重。此外还背着鞋袜。   　　抗日战争是八年，我在河南就住了四五年，主要住在洛阳和南阳，其次在临颍和业县短时间小住。各地往返基本都是步行，从洛阳到临颍甚至是坐牛 车。正因为走得慢，对河南土地的印象就深刻了。最后告别河南，是我一生中戏剧性的转折。我去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西峡口，持父亲的介绍信找他的一位朋友。父 亲说：“他会给你帮助。”不料这位先生早已不知去向。当时正值1944年的中秋节，我四顾茫然，不知何往。当地乡民告诉我：山东省的一个国立中学正在迁移 途中，到达了河南内乡县南乡，你去投奔可能会收容你。我步行两天，找到了这个正在迁移中的学校。老师说：“你是江苏人，我们是山东的学校啊。”我说：“委 员长刚刚在庐山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老师对我的话非常感动，收 了我这个异乡人。这样我和同学们又开始了新的长征，步行翻山越岭到达鄂北，又沿汉水西去，到达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峡谷中，一个叫涧池铺的地方，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中期，对河南省来说是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最复杂的局面。国共之间既有摩擦，又有合作，日本人不断南侵，到达中日两军 最后相持的东经110度线，也就是从潼关到三峡一线。我所在的学校和我父亲主持的那个学校，都先后转移到了这个相持战线以西的地区，所谓大后方。   　　1942河南的局面太复杂了。当时的洛阳是省府所在地，实际上是战区司令卫立煌的司令部所在地。洛阳北枕黄河，我住在洛阳时，洛阳以北就是日寇占领区。洛阳是国共合作局面比较好的地方，延安的领导不时到洛阳来，洛阳有被服厂给八路军加工被服。

丁弘，香港经济导报新浪博客 201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