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方：我向毛主席的上书

　
1948年9月，我考入华东大学学习，这是华东局主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做支前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回地方工作，历任青年团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等职。1956年夏，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58年下半年，我由学生调任教师，走上教学与科研之路。1959下半年党内反右倾斗争中，就因我坚持认为人民公社化没有铁的必然性，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对市场供应紧张表示不满等，被重点批判，定为严重思想右倾，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反而更加促进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62年5、6月间，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再教育的指示》，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支部举行了多次发扬党内民主的座谈会。为了让大家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该指示明确规定了十三个“不”，除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老“三不”外，又增加了不作记录、不入档案、不彙报、不秋后算账等。在此期间，我回顾了1958年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于是我在党内座谈会上作了多次发言，着重阐述了我们党1958年以来如何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特别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犯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比历史上的三次左倾还时间长（58年到61年四年）、规模大（全国范围），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后果更不堪设想，尚须再作一个历史决议。这次全党性的路线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我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毛主席应引咎辞职，以谢天下。”

在座谈会期间，我认识到这次左倾路线错误，源自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我当即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向《学术月刊》投稿，试图在理论界引起注意，但此稿很快被退回。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能从中央解决，本来问题的发生就出自中央。于是我迅即写好了向毛主席的上书，于1962年6月30日党的生日七一前夕经邮局给毛主席寄去，并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事后我告知了党支部和其他同志。上书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并中央：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近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自己对我党几年来的工作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自己深感粗浅，不敢说有多少是对的。不过，自己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感，本着爱护党和党的事业的精神，把这些想法报告给您，即使不能对党有所帮助，也可以反映党员群众当前一些思想动态，提供进行党内教育的一点材料。为此，我特写此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您。

我的一些想法，涉及的方面很多，自己尚未完全系统整理起来。因此，此信仅谈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中的一些问题。

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认为，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所致，也就是混淆了革命的发展阶段所致。

近几年来，有一种新理论在我们党内广泛流传着。按照这种新理论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不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从资本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样两个时期在内，前一个过渡只是这整个过渡时期中的一个阶段，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被并入了过渡时期之中。由此，这种新理论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不再是在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时期，而是包括从资本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到来为止，原来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被并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和第一阶段之中。既然如此，这种新理论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之中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由此，这种新理论又说，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之中的社会，所以，不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中的社会，而且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从一种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就是贯穿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之中，即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中，并作为这个时期中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不但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而且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即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按照这种新理论，既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是所谓社会主义时期，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按照这种新理论，既然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即坚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为止，这就叫做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所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把上述两个阶级之间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坚持到共产主义到来为止，不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谈不到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之时。

持有这种新理论的同志，不但坚持说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还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其实，这是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我认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应抱着严肃态度，绝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曲解。我认为，后人不但有发展马列主义的权利，而且也有义务，如果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的确已为新的实践经验所补充，我们就应该直言不讳地加以说明，这正是忠实于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应有的态度，我们绝不能任意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新理论。我们知道，这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耻取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彻底弄清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究竟是怎样说的，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后人可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但是，不论马克思和列宁原来说的是否正确，我们都应该弄清其原意，我们都应保持其原意。即使经过实践的检验的确证实了他们的说法是不完备甚至错误的，我们可以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但是，我们仍按照其原意加以理解。但是，据我体会，上述的新理论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相违反的，至于究竟是马克思和列宁对，还是这种新理论正确，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不过，在我看来，正确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而不是这种新理论。

持有这种新理论的同志，不但坚持说这种新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还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彻底弄清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究竟是怎样说的，他们的原意究竟是怎样的。为此，我把自己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体会写了两个材料，即（一）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几个问题和（二）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的几个问题，随信附上（这两个材料已丢失，其内容体现在此后不久我撰写的《社会主义再认识》论文中）。据我体会，这种新理论恰恰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在此，我仅谈谈对上述新理论的一些基本看法。

我认为，这种新理论是违反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的。马克思和列宁原来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它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内，即不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在内。同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完结之后才开始的，它不包括过渡时期在内。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自身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的社会，它不是具有这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是作为新旧社会交替之中过渡性质的社会，而是作为新社会产生以后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段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贯穿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之中，并构成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过渡时期完结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述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但至少可以说不再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只是作为旧社会的某种残余，主要是作为思想意识上的某种残余而存在着。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一种建成了的既存事实，虽然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不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建成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问题，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开始之时。因此，所谓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的说法，是不对的。同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个过渡。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也就完结了，虽然在社会主义阶段上，还存在某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残留任务，但是就整个说来，在社会主义阶段上，不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如果要说是什么革命的任务的话，那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

由此可见，这种新理论既不适当地扩大了过渡时期，又不适当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从而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歪曲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真正面貌，抹杀了它的真正的历史地位。这种新理论，实际上是企图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一并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从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过渡阶段混淆了起来，企图把这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实践表明，这种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上述那一整套的新理论，近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广泛地流传着，并且居于统治的地位。情况表明，这种新理论并不是由某些普通的理论工作者首先提出来的，它不仅在我党的理论工作中间广泛地流传着，我党几年来的实际工作正是在这种新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之下，在实际工作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我党几年来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因为在这种新理论指导之下，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就这一点来说，我党几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具有混淆这种革命发展阶段的性质，从而是一种路线性的错误。

这一整套的新理论，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广泛地流传着，并且居于统治的地位。我身居微末，党内事情不详，至今不明这种新理论兴起的始末，不过，从几年来我党的公开文件和党的一些领袖的言论来看，这种新理论显然不是由某些普通的理论工作者传播开来的，而是首先党的中央和党的一些领袖人物提倡起来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的实际情况吧。

我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经济关系来说，要到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才算完结，社会主义社会才算建成，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然后才有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国至1957年为止，农业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化刚有一年之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尚未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远未根本改变。这个情况表明，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离建成社会主义尚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1956年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曾经正确地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我们的总任务仍然是为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建成社会主义而继续奋斗。具体说来，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新制度提供的优越性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其次，要认真总结经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特别是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但是，当1957年冬至1958年春从农业开始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出现之后，曾被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把头脑弄得不够清醒的人们，这时就更加不冷静起来，他们一时被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浪潮所激动，以为这样标志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际开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实际上肯定了我国已开始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宣布我国已经又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时我党就已制定了一整套的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办法，这些办法被积极推行着。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明确地提出了把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并且断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北戴河决议是在党的文件中提的最明确的一个，只是后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便不得不开始收缩。但是这种收缩是不彻底的，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总的说来仍然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方针，只是某些具体做法上的调整，把过渡的步子稍微放慢了一些。八届六中全会，正是一次有计划的但是不彻底的退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方针不抛弃，继续退却就是在所必然的。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的继续退却很快就出现了。经过一年的试验，事实教育了人们，许多人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但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限制了党内正确意见的发言，反右倾运动，更是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正确的意见被扼杀了，错误意见又有所抬头，这就出现了所谓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的再次跃进，更严重的是前述的新理论被系统地提出来并在党内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1960年下半年，特别是1961年以来，严酷的事实实际上已把这种新理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人们既依然固守着与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的理论教条。现在已是彻底清算这些理论教条的时候了。

我的这些看法以及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的体会，很可能都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即使我的体会是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然而马克思和列宁原来的论述也可能有不够完全之处，我们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不能以死人压活人，后人可以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理论。不过，我认为，不管马克思和列宁原来的论述是否完全，我们都应还其以本来面目。

当否，请示。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一个党员

徐振方

1962．6．30

回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第十宿舍318号

这个上书一直未见到上面的回音，至今不知所踪。然而在下面却激起汹涌波涛，说我把反党的炮弹竟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从此便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又加上反毛主席而变成了“四反分子”。

在我向毛主席上书之后，为了对这些年来理论界在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问题上的混乱，拨乱反正，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我又写了《社会主义社会再认识》的长篇论文，提交南开大学1962年10月举行的科学讨论会。这篇论文1964年被天津市委文教部负责人定为“八万言的反党纲领”，同时在河北省（当时天津属河北省管辖）作为反党毒草广被批判。1965年，当时在河北省委党校任教的妻子被迫与我离了婚。1979年我被平反后，《南开学报》为了庆贺我的平反，决定发表此文（缩写稿），编者按都已写好，即要付印，忽然传来胡乔木的什么讲话，遂即撤销了排印。此文真是命运多舛。

党内座谈会和我上书之后不久，不讲理由地停止了我的教师工作，也不让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从此我被挂了起来，等候批判处理。1963年南开大学进行了“四清”，1964年臧伯平来校任党委书记后，在一次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宣布：“南开大学的‘四清’要推倒重来”，就是因为政经教研室（首先是徐振方）的问题没有搞彻底。1965年南开大学进行“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省委先是发来一个红头文件，标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副标题是：“一个彻底烂掉了党支部”（指政经教研室党支部）；随后派来了省委工作组，直接主持清查政经教研室的问题。其实，所谓政经教研室的问题，几乎全是我的言行问题，别人全无明显问题，对此历史已作了结论。在“社教”中，我被圈禁了两个多月，日夜有人看管，天天大会小会追查批判。匪夷所思的是，最后政经教研室竟搞出了一个“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所谓八大员）的反革命集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对我并未作出定性和组织处分，不了了之。此后，我背负着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1970年开除党籍）仍被挂着等候处理，不让我教学，只是随时派我做一些杂务性的事，如搬运办公室桌椅，管管学生的伙食，跟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劳动等等。命运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虽生犹死，真是蹉跎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我便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天天拔草劳动改造，唱牛鬼蛇神嚎歌，剃阴阳头，挂黑牌子，戴高帽子，住牛棚等，应有尽有。所幸的是，我的问题在“四清”、“社教”时已反复搞过，我也早已认罪服法，并有老实改造的表现，所以，文革到来时，我已是死老虎，对我的进攻火力不太猛烈。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什么“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和“毛主席应引咎辞职”，那一定是现行反革命，很可能落一个像张志新那样的悲惨下场。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70年7月，我被下放农村转为农民。1972年10月，天津市下发通知，要我们这些当农民的人员返回原单位。但校内有关人员对我岐视，拒绝我回校。直到1975年5月，同村的下放人员都已返校，南开大学的下放人员也都已返校，我才最后一个回来。

1979年7月，我终于在南开大学第六次全校性平反大会上得到了平反。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并不一定是很科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许并不一定适用这个路线图。这个理论的实践现在还只限于个别落后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暴力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特征等是否科学，尚待实践的检验。但是有两点应该肯定。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来，不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可社会主义尚未建成就趋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只是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之时，而不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至于搞什么“趁穷过渡”，断言共产主义离当时的中国已不是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对的。二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抱有严肃态度，既不能盲目迷信，食古不化，也不能断章取义，随意曲解。当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上的混乱，应引以为戒。

1958年起中国发起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志气高昂，轰轰烈烈，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至今在党的有关决议中尚未明确论及此事，人们也总是说毛泽东搞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搞的是贫穷共产主义。我们不应忘记此事的教训。

向共产主义过渡，本是苏联首先提出的。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但未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卫国战争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至斯大林逝世前，苏联逐渐论及向共产主义过渡之事。不过，苏联只强调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技术基础，曾规定钢产量要达到五千万吨/年，石油要达到七千万吨/年，把开凿土库曼大运河等称为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等。总的看来，苏联的做法虽嫌过早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倒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虽在苏联之后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1958年起发动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抢在苏联前头过渡到共产主义，以便使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居于中心地位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居于首领地位。中国的做法与苏联不同，不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是企图走捷径，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共产主义化，省力省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结果，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发生了四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教训是惨痛的。


徐振方，《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