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土改中的种种酷刑

　　张老汉的回忆


　　1、“杀你没商量”

　　2004年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利用回乡过年机会，还采访了74岁的张六和（化名）老汉，并在当年的《山西文学》第4期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张老汉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油棺材、做纸扎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生活非常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跟着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起他爹来：“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 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告诉他爹：“总之，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他一说，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张老汉就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岁，比儿童团员大，却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之后一并给。爹曾经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万一不成功，也就不成功，没事儿啦！——你还得跟上受害，杀你个没商量。”

　　张老汉回忆说，那时他们家虽然住在河曲县县城里，但是“城里头这一摊也是一个村，村里头经常在街面上走的是民兵。那时候河对岸就是国民党区域，两国交兵，禁河禁渡，一到冻河的时候民兵们天天巡河放哨。每个人发一颗子弹，两颗手榴弹。手榴弹是保德造的，质量不好，一炸两半，扔过去之后，人家对岸的兵踢上一脚理都不理，知道不会伤着人。但民兵威风，背一杆枪，谁也不敢惹，全城都听他们指挥。白天一般上午都是处于警戒状态……，下午人们才敢上街摆摊子做一阵儿买卖。”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外，还有农会，村委会。土改一到，过去的推倒重来。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一律叫秘书，头儿叫主任，土改开始后，先是划成份。为此，城里的临委会七八个人，还有贫农团成员，一家一家转，一家一家摸底。张老汉还记得，有一天，一个名叫吕品贤的人来到他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份！”他父亲看到吕品贤那样子，忍不住笑着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了。”

　　据张老汉说，这个吕品贤出身于富裕人家，祖上开过好几家商号，但是他游手好闲，抽大烟、吸料面，把一份好端端的家业败落了。到后来，他连老婆都卖了，成了个吹鼓手，“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土改时要查三代，因此被划为地主。张老汉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跟着民兵在巡逻，碰见吕品贤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后，骂道：‘狗儿的，好活的吃杂碎呢。”一边骂，一边扑上去按倒就打。因此，吕品贤到他家的时候，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的。


　　2、“起浮财、挖底财”中的小故事

　　说起定成份，张老汉印象很深。他说，当时分得特别细，仅仅是地主，就有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之分。地主指的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干活，秋后收租的人。化形地主指的是“装酸哭穷，小里八气，其实有家有资的人”。破产地主指的是吕品贤这一类人。此外，还有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叫恶霸，不管有地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而霸，叫做“穷恶霸”。

　　张老汉说，成份一定，就开始斗争了。当时“定下调调”叫做“起浮财、挖底财”。“起浮财”就是没收家里的粮食、家具、衣服一直到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隐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洋钱银两全部挖出来。冰冻三尺，也要把底财挖出来。“从那时候开始，城里头每天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听也听不下去，有时候半夜睡梦里就听见嚎叫，是地主让斗得戗不住劲了。刚开始我们少先队还不让参与，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个斗法，后来，民兵农会里人手不够，也将我们叫了去。”

　　张老汉说：“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打人。定下成份，民兵农会齐行动，按图索骥，那叫没一个跑。有的地主鬼精，听见风声不对，没等斗争就将银钱交出来，还有的早就跑得连鬼影子都没有了。跑哪儿了？踏冰跑黄河那边国民党区了。”所以民兵和少先队的任务，一是监视地主富农户的行动，防止他们外逃。规定他们不经同意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能跟这些人家打交道。二是协助民兵、贫农团进行斗争。

　　张老汉还说：“斗争前，要开会。开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农会、贫农团的成员之外，还有定为贫雇农的人。大家在一起拿着名单一个一个过，谁家家底如何，估计有多少财产，看见的看不见的都一个一个过筛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会上吵吵。其实，这些穷汉到底是没见过个钱，谁家有、究竟有多少，贵贱说不出个数数，最后就按谁家的‘铺摊摊’大，就从谁家开始，一户一户过，谁也不能空过。”

　　为了说明这种会议不允许贫雇农以外的人参加，张老汉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但是乔兰却耍起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哇，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这时，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不但不走，还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咋呀你们？”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咋呀。”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早已经预备好生石灰，上前扑在乔兰的眼窝上。

　　乔兰一见这阵势，扭身就跑，还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地说：“正定下他个恶霸要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大伙儿一拍大腿，决定追打。张老汉说，贫农团“一伙人都是二不溜青皮后生，一路追到乔兰家里，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了些石灰，揉得乔兰直是乞讨，嚎叫得都不像人哭了。最后大家看见他实在搓不住劲才罢手。说：再让你看，狗日的。”经过这么一折腾，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直到“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3、斗地主的几种方式

　　在谈到如何斗争地主时，张老汉说：“后来我参加过几次，主要斗争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磨地”。地下铺上些棱角锐利的料炭，没有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颗子大，铺在地上比木锉还锋利。有时候是将料炭和菠菜籽儿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发展到后来，将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折磨得这些人妈妈老子直叫唤。张老汉说：“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也有骨头硬的，死活不说。”

　　比如“东门上的周二干干，这是他的外号，叫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周二干干。有钱。他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但他平时装穷，两个儿子，大的在归绥做生意，冬天连只棉鞋都买不起，冬天回来脚指头冻掉两三个，老二在药铺里拉斗子司药。他就装穷惯了，实际上是小气，叫他个二干干一点也不亏。我给你说，他干到什么程度，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一上午能讨得半口袋油糕。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呢。”

　　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回磨。

　　对于当时的情景，张老汉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他说：“记得斗争他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没漏，临了还是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就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不知道给扔进两块青石蛋，听见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实在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放上小石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看女人都斗争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大门，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在半路就承认下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后来，底财果然起出不少，总共有24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大洋。至于周二干干的下场，也可想而知。张老汉说“到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才发现周二干干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子被磨塌，脑浆都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

　　还有一种方法是“坐圪针柜”。张老汉介绍说，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活像个长方形棺材。然后在底子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到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有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于是人就在里面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晃两下后问一句，直至说出藏金银的地方为止。

　　张老汉说：“死鬼余务本，买卖开得有多大？当铺杂货铺，粮仓好几处。（日本人）大轰炸之后，子孙们陆陆续续都跑过河到归绥一带，生意也随之北移。全家就留下他一下七十多岁的老汉看门。耳朵有些背。有些看不起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反正是个不做声，不吭气，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做“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张老汉说：“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直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不惮其烦，直到摔死，后来见扔下去不死，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谈到这种刑罚时，张老汉也有具体事例。他说：“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对，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田××也是个少先队员。”

　　张老汉还说，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4、当年不许收尸，至今谈虎色变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有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1.两份土改材料

　　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

　　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让他到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当时与会者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他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嚓的一下割掉了宋品忍的耳朵，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

　　当宋品忍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看到现场宋品忍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这时候，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

　　第二份材料，牛荫冠说：

　　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山西）兴县搬到（山西）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2004年夏，在同事的引荐下，我拜访了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

　　白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另外，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所以，人

　　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安居乐业。

　　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本人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刘象坤却成了被斗对象。

　　那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先生说：打人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他们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刘已经没气了。刘象坤被打死时，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听说父亲被斗，他没回家，直接到了会场，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要与父亲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斗对象。

　　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最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来，当他稍微清醒之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母亲，给我留条命行吗？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头部打去，他应声倒下。人们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往黄河里扔。谁知他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想站起来，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用刺刀在他胸脯上扎了两刀------

　　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人的心脏能治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掏出刘的心脏，包好，回家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

　　刘玉明死后，他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且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姓任，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我采访白先生的时候此人已经90多岁了，当时健在。

　　后来，《山西文学》鲁顺民也采访过白建华先生，并写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发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学》上。在此之前，他还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以《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为题，发表于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

　　智效民，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