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父亲晚年写的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道：“我永远是个求知者。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是我的座右铭”。
“求知者”——应该是父亲认可的定位。
我说的就是一位求知者的故事。
（一）
父亲的去世很突然。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干宣传工作的人格外忙碌，忙中有乐——我当时想，父亲出生于1921年，这不就是为父亲祝寿吗。
这年3月干部例行体检，父亲的化验指标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健康尚可，每天出门行走，步履依旧匆匆。
7月，弟弟小马一家三口从美国回来探亲，住在父亲家中，特别是他们的宝宝“沫沫”第一次回到祖国，大家欣喜万分，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操心忙碌自不待说。
7月底，父亲胃部不适并拉肚子，自己吃药多日不见好转。8月13日到医院治疗检查，发现白血球比正常值高很多；第二天去医院继续检查， B超发现肝上布满结节，医生要求立即住院；第三天住进病房，要紧的化验指标均不正常，一切都向坏的方向发展……
8月22日下午，是父亲与我们的最后对话，嘱咐学习要用心、做人要低调，当我们谈到这些年母亲因糖尿病眼睛失明而使父亲拖累很重时，父亲打断了话题，说他 与母亲是“生死与共”。这一天，他对来看望的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近代史、当代史和党史……”从23日凌晨开始，父亲就昏 迷不醒了。
从8月15日住院，到8月25日去世，在医院只待了11天。
悲痛的我们头脑麻木，没有任何事先设想，只能按照组织上的规制安排丧事。8月30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大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宋平、曾庆红、彭冲等领导 同志送来花圈，邓力群同志早晨起床后知道消息，一定要来，告别仪式为此推迟半小时。匆匆赶来眼睛几乎失明的邓力群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不是你妈妈身体不好 吗，怎么你爸爸走了？
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老《红旗》杂志等父亲工作过的单位来了许多人，鱼贯而入，一一握手问候。那些育才学校白发苍苍的“学生”们，看着老师的遗体，痛哭流涕，不顾礼仪，大声呼叫着“徐大哥”……
9月6日，新华社发出“徐荇同志逝世”的通稿(此时我正赴日本东京进修学习，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通稿是新华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徐荇同志生平”缩减编发的。
父亲逝世后，中组部老干局将组织上撰写的“父亲生平”交家属征求意见。也许是父亲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保密观念极强，我们在遗物中找不到他在中央部门工作的 任何文字记录，经历只能由组织上说了算。关于评价，我们只加了四个字：“言行一致”，因为这四个字不是所有共产党员能做到的，然而父亲做到了。
这一年过春节，父亲不在了，可是他在阳台上栽种的花长得出奇的好，那棵挺拔的巴西木竟然罕见地开花了（据说比铁树开花都少见），花穗大得枝干都撑不住，无数小白花每晚盛开，奇香无比，弥漫所有房间，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能闻到，好似父亲的生命之花，流芳后人。
悲痛之余，整理父亲的遗物，其中有大量的读书笔记。有一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五七干校”期间写的“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法”，翻开其中的一本首页 发现1995年3月父亲又新添了几行字：“这个笔记看来很难写成一本书了，因为我的健康和家务负担使我无法完成此后十多年中所收集的资料和思考之概括整理 工作。真是可惜！然而，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言之谆谆，一位求知者的思虑之心跃然纸上。
在笔记本里还夹着一些抗战时期父亲写的现代诗，大都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我们几个子女过去没有看过，我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加上父亲文革时期在“五 七干校”写的一些诗词，编印成一本叫《思念》的小册子，于2002年清明节扫墓时与鲜花一并拿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东一室的父亲灵前。
近来因为搬家，又找到父亲在1967年文革时期手写的一本《自传》，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了40多页，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里写的，有些地方“交待”得很细，让我们这些后代知道了许多许多……
我试着按其时间线索、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父亲——一位求知者的足迹。
（二）
父亲的原名叫“徐多騯”，1921年农历9月21日降生在安徽巢湖边上的高林乡姥山村一个没落地主家中。
他是家中的老小，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分别叫“徐多骅”、“徐多骏”，三个男孩的名字都与马有关系，可想一匹骏马在中国农村人眼里是多么重 要，祖辈们以此寄托着对下一代成才的向往和期待。然而，岁月蹉跎，风雨沧桑，三个男孩子却走着不同的路，大哥参加了国民党，二哥不问政治，父亲投奔了革 命。
在父亲幼年时期，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虽然日渐减少，但是那近百亩土地完全可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供孩子们读私塾，上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不成问题。然而， 就在一个孩子从童年走向青年、亟需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发生了大事件，动荡到不仅是在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小小的巢县照样也放不下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吞了东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开始向关内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 头，当权的国民党抗战无方，执政独裁，对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扼杀民主，剿共卖力；而在野的共产党，却高举民主抗战救国的旗帜，在剿杀中奋起。共产党 这样的处境和表现，对满腔热血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父亲是在巢县读中学时结识共产党的。
1935年，父亲进巢县中学读初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刘毓璜。
刘毓璜（1909-1993）是巢县的杰出才俊。其父刘晦九曾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创了巢县人在大学执教的先河。在家庭的熏陶下，刘家的四个孩子刘 毓璜、刘毓珩、刘毓璠、刘毓琳个个优秀，全都考取了在北平、天津的知名大学。更为传奇的是，1935年北平爆发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刘毓璜 兄弟四人全都参加了。而后，三个弟弟一起奔赴延安，老二刘毓珩到延安后，刘少奇为其改名“陈其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老三刘毓璠参加八路 军，1942年战死在太行抗日沙场。刘毓璜排行老大，只能回到家乡任教，以养活家中老小。别人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而刘毓璜却是“少小回家老大离”，在 家乡执教十多年，直至全国解放后才离开家乡到南京大学当教授，直至逝世。
那时，巢县中学的校长陈灌芜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由任教导主任的刘毓璜说了算，此时的刘毓璜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经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他决定在学 校实行四项改革：一、废除国民党的“纪念周”，改成自由学术讲座，宣传抗日救国。二、废除公民课，改为生活座谈，根据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杂志，宣传 抗日民主。三、编写墙报和《晓光》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四、跟地方民众教育馆合作抄录新闻，并编成简讯再油印散发给群众。此外，还用画漫画、出墙报等 形式，一度把巢县的抗日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这“四项改革”够大胆、够进步，冲破了巢县沉闷的空气，对一些学生影响很大。父亲在《自传》中写道：“约从初二开始，爱读五四以来文艺作品，受到老师刘毓 璜（陈其五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贾霁（1917-1985）的影响，爱看鲁迅的小说、臧克家等人的诗，及《文学》《新生》《生活周刊》等杂志，学过拉丁 化新文字等，还与同学在校内办过铅印的文艺小刊物，名叫《晓光》。”喜好文学的父亲，成为巢县中学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搞的一些活动在巢县县志中都有 记载。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虽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和破坏，但是余波不息，还在蔓延。“七七”事变后，有些进步学生开始走向偏僻的乡村、工矿，继续宣传 抗日救国，此时，小小的巢县也来了一支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骨干组成的队伍——“平津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这只队伍里有一些刘毓璜在北平认识 的学生，他将其中的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生魏东明介绍给了父亲。
魏东明（1915-1982）①是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的负责人，他像一位能干的大哥哥，带着父亲这样一群中学生小弟弟，一起在巢湖边上搞起了抗日演讲，散 发抗日传单，撰写抗日文章，相处短短几天，两人关系即非同一般，情同手足，因为除了抗日宣传之外，彼此还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鉴于共产党有严明纪律，魏东 明临走也没有将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告诉父亲，此时他已经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平津学生宣传团在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魏东明比父亲大六岁，中学时期即开始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 学生运动，与姚依林（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入党，“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昌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蒋南翔（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入党，“一二•九”学 生运动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人既是同窗学友，又是北平青年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精英。1937年春天，魏东明在清华大学 读书期间由蒋南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他的清华大学同班学友韦君宜回忆说：魏东明在校期间“以才华茂发知名，而且持才傲物，目无余子”。在那个时期，作 为一个学生，他不仅同时兼编两个刊物《泡沫》和《益世报》，又同时给四五个刊物写稿，当时北平、上海的刊物都刊登过不少，可以算作“一二•九”时代青年文 学创作的代表。后来在延安，曾作为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历史纪念馆里悬挂的那张当时毛泽东与文艺界 知名人士的大合影里还可以依稀找到他的身影。可惜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因为脾气秉性桀骜不驯，不要说仕途无法与上述学友们相比，生活和写作也屡 受周折磨难，这是后话。
日本鬼子进攻巢县，16岁的父亲不愿做亡国奴，跟着大哥大嫂，走长沙、奔贵阳，开始流亡生活，1939年到达重庆。一路上父亲给大哥家干过家务活，读过难 童中学，当过练习生，由于与大哥政治观点各异，关系不好，就试着以自己的文学特长写一些诗歌散文投给进步报刊，好挣些钱过自己的独立生活。他用“铁马”的 笔名写了“巢湖的激流”、“蓝色书简”等几篇文章，投给长沙的《观察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结果出人意料，全都刊登了，反映不错，“铁马”的笔名也 被一些人记下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魏东明也来到重庆，他是为了恢复自己丢掉的党组织关系而来的。“一二•九”运动后，魏东明为了追求初恋的同学韦 君宜②，没有经党组织同意就擅自离开北平，只身追到太原，结果人没有找到，党组织关系也丢了。为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按照规矩，必须要找到当时他在北平 的单线联系人杨述来证明，也就是后来韦君宜的丈夫，而杨述此时就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天，父亲翻看重庆办的《战时教育》杂志，发现上面刊登有魏东明写的文章，他乡遇知己，欣喜不已，立即到《战时教育》杂志社找到魏东明，不仅叙旧，还请他帮忙找份工作挣钱糊口。
父亲仍然把魏东明当作“老大哥”，时常拿出自己写的文章到杂志社请教，一起热烈地讨论文学和时事；魏东明也热心对待这位“小老弟”，告诉父亲要好好阅读鲁 迅的文章、特别是他最欣赏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还说他的学长蒋南翔在重庆办了《抗战青年》杂志，推荐父亲给他们写文章。
1939年夏天，是一个酷热的晚上，魏东明独自找到父亲的住所，拿走了父亲一些发表的文章，几天以后，他郑重地告诉父亲：我把你写的文章拿去给陶行知先生看了，他认为不错，同意你到“育才学校”工作，做文学组的“小先生”。
（三）
陶行知（1891-1946）③的大名，读过书的父亲当然知晓。
陶行知是安徽人，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师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大师杜威，回国即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成为中国高等学府里的知名教授。 他的老师杜威奉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哥伦比亚大学里就设置了像工厂一样的所谓“生活试验室”。陶行知没有食洋不化，他把老师的理论倒转赶来， 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走出学校的小笼子，迈进社会这个广阔的大天地。于是他自己率先走出深宅大院，脱下大褂，戴上草帽， 走乡入村，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扰封杀，致力于富有创造而又艰辛的平民教育，办晓庄师范、山湖工学团的传奇故事，流传颇广，世人皆知。
1939年重庆凤凰山古圣寺育才学校的校门和学生
1939年夏天，陶行知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创办“育才学校”，即“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其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育才学校设在重庆北碚凤凰山麓的一所寺庙里，入学无需考试，上学后也没有升级考试，最后也不管毕业分配。学校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点，设立音乐、戏剧、绘 画、文学和社会等几个组，聘请一流学者到该校任教，如文学组的艾青、舞蹈组的戴爱莲、音乐组的贺绿汀等等；邀请享誉全国的名家到学校讲课，如郭沫若、翦伯 赞、何其芳等等。学校里还实行独特的“小先生”即“艺友”制，陶行知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学友，我的学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小孩子 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他建议凡是学校有一艺之长的人便可招收为艺友。从幼儿园以及到研究所，只要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试行艺友制。可以说，育才学校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 特异的试验学校，有着独特的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也只有这样的学校能向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逃难中学生敞开当教师的大门。
走进育才学校，走近陶行知，是父亲人生路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1939年8、9月间，我随魏东明一起到了重庆北碚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学校实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试验，学生从小 就分音乐、绘画、文学、戏剧、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专科。我在文学组工作，职务叫‘艺友’（即小先生），做辅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等工作。文学组主任是魏东 明，艺友还有冯兰瑞、路翎等人”。
育才学校里人才荟萃，不仅老师优秀，小“艺友”们也不平常。如冯兰瑞（1920-）④以后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1939年底，胡风介绍徐翤兴给魏东 明，其人16岁时因发表进步的长篇小说而被学校开除，陶行知欣赏其才能，吸收到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此人即后来胡风集团的主要人物——知名作家“路 翎”。父亲因爱好文学与他交往甚多，结识了不少后来的“胡风分子”，解放后因此遭难，被审查一年有余。
第一次见陶行知的情景，父亲写过一篇《陶行知在凤凰山》的文章中这样描绘：“时值盛夏，陶先生打着赤膊，披着夏布衫，摇着一把芭蕉扇，除了从他的黑框眼镜 上还能感到一点学者名流的样子之外，其余的完全像个老农民。我当时不满18岁，还很拘束，有点畏怯。但是他的纯朴、亲切、热情和诚恳，立即感染了我。他很 随便地谈到，我写的近十篇剪贴起来的文章，魏东明转给了他，他已经看过，欢迎我到育才文学组去工作；还说，当小先生，教学可以相长啊。”
父亲多次对陶行知说自己只读过中学，还想上大学。陶行知告诉父亲：不要迷信国民党办的那套传统教育，一个人边教边学，只要持久、刻苦和得法，也一样可以有 成就；法拉第当过装订工，一边装订一边读了许多书，靠的就是刻苦，人要有志气。父亲向陶校长讨教自学应该注意什么？陶行知说，学习就像探访，自己找到的地 方一定比乘车去过的地方印象要深刻，下次再去更认得路。他鼓励父亲刻苦自学，遇事要虚心加留心，并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父亲听：“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 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地、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名字颠倒叫几何。若向八 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向难童赠送漫画
父亲在古圣寺教书时与诗人邹绿芷（1914-1986）⑤共住一间房，交往甚密，邹绿芷不仅是文学组的老师，还兼做过陶校长的秘书。陶行知喜欢写诗，经常 来此聊天，他说：“要把育才办成一个诗的学校，要以诗的真善美来办教育”。父亲理解陶校长讲这番话并不是要求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诗人，而是要努力使学校的学 生有诗的感情，诗的道德。陶行知有句名言：“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在陶校长的影响 下，育才学校读诗、写诗的师生很多，经常开诗歌朗诵会，陶行知也多次咏诗向屈原、李白、杜甫、莱蒙托夫、普希金等表示敬意，他对学生说，我们要欢迎“诗神 同上凤凰山”，要让诗人“进入我们美好的心灵”，在陶行知心里，“诗情”和“美德”永远是不可分离的伴侣。父亲还记得，有一次他写出一首《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的英文诗，高兴得连夜把学生们喊起来，亲自教授这首歌颂人民的美好诗篇。
文学组主任魏东明非常喜欢读鲁迅的文章，与父亲的志趣相投，他们一起在文学组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陶校长很支持办这样的研究会，并把自己收藏的一部许广平编 的《鲁迅全集》捐献出来，供大家一起阅读学习、讨论研究。厚重的全集，博大精深，研究会和文学组的师生们仔细地阅读每一篇文章，热烈议论，相互启发，越读 越爱，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成为父亲的最爱。研究会还在文学组住所的墙上贴了陶行知写的一首诗，诗云：“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 照人创造到天明。”这首诗是1938年6月陶行知为《鲁迅全集》出版时写的祝词，“六百万”，是按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字数计算的，意为每一个字就是一 把“照人创造”的火炬。这段学习研究经历对父亲影响很大，魏东明也一样，他曾撰文自称是“由鲁迅的乳汁与血浆哺育成长的”。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大教授、小先生、学生们教学相长，切磋交流，其乐融融，父亲读了许多书，教了不少的课，写了不少文章和诗，学问见长；在这里，更有许 多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教师，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讲延安和八路军的见闻，父亲的思想也渐渐变红，与共产党越来越近……
（四）
陶行知与共产党有着极好的关系。
办育才学校期间，周恩来曾送给陶行知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认真地读了一天，看后高兴地对魏东明说：“生活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 分”。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曾专门约时间与陶先生会晤。陶行知与周恩来相识很早，1938年，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的陶行知结束了游说欧、 美、亚、非各国后，即在武汉与周恩来就时局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自感“蒙其指示甚多，收获很大”，从此成为好朋友。办育才学校后，陶行知多次邀请周恩来 和邓颖超一起参观育才学校，周恩来夫妇还捐款资助学校开展文体活动。中国共产党充分相信育才学校的教育水平，曾经把一些烈士子弟如后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李 鹏介绍到这里来学习，育才学校也尽力帮助共产党，多次将一些优秀学生送到延安急需的岗位上。
育才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位很特殊，他不属四川省的地下党组织领导，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延安和南方局都直接向这里派遣过党的干部。父亲在 学校结识的很多老师都有着双重身份——教务主任方与严（1889-1968）⑥是地下党员，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是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文学组主任魏东 明是地下党员，社会组老师廖意林（1914-1968）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就是与父亲同组的“小先生”冯兰瑞，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近朱者赤，父亲的思想日趋进步。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到育才学校，感到那里很进步。热衷于学习，也参加一些劳动。当时除读苏维埃小说及文艺理论外，还 爱读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等。”1940年夏天魏东明去延安，父亲要求同去，魏东明没有拒绝，只是告诉父亲这次他是乘汽车去，乘坐的人 员有限，等下回有机会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好了再说。
这里多说几句魏东明的事。在北平读书期间魏东明与韦君宜的恋爱失败，1940年他在育才学校当文学组组长期间便与文学组的“艺友”冯兰瑞结了婚。后来冯兰 瑞因为党员身份暴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悄然先期去了延安；魏东明则是后来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与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一起途经 成都、西安辗转到达延安。到延安后不久，魏东明与冯兰瑞的婚姻关系破裂，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离婚，冯兰瑞后来与魏东明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李昌成了一家人，魏 东明则在解放战争期间到东北与抗联巾帼战士梁再结为夫妻。魏东明离开育才学校去延安后，即与父亲失去联系。蹊跷的是，解放后的1952年，父亲有一天翻看 报纸，发现《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封群众来信，举报南昌大学党组书记魏东明在某火车站与查票员吵架，导致列车晚点开车。魏东明因此举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后来调至湖南大学任副校长，而父亲则据此消息恢复了与魏东明的联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的校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魏东明在湖南大学被批斗的很惨，造反派还将这位校长从长沙押往北京，与其学友教育部长蒋南翔 一起同台批斗。有趣的是魏东明在陪斗会的台上，竟然呼呼地打起鼾来，鼾声从麦克风里传出，经高音喇叭放大，搅和的批斗会场秩序大乱。他在北京陪斗期间，还 利用自己在“一二•九”参加学运时对老北京大学地形的熟悉，巧妙地逃脱学生之手，独自找到位于沙滩的我们家中，蒙头睡了一天，然后不辞而别。那时我还是中 学生，对这位矮矮个子、戴黑边眼镜的大学校长印象颇深，因此记住了他的大名。前一阵子，看到一位收藏爱好者居然在北京潘家园文化市场收购到魏东明亲笔写的 《自传》，还将其成果汇集编成一本书——《从潘家园翻出来的历史》，当我读完用魏东明《自传》编的“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魏东明”一节后，不觉新奇，只 感苦涩，心里一直在嘀咕：他的家人今在何处？怎么不收藏好这珍贵的历史资料呢？又是谁把他亲笔写的《自传》当破烂卖掉了呢？联想起看过韦君宜1984年写 的《忆魏东明》一文，文章结尾处写道：“呜呼东明，人琴俱亡。我们这一代这一群中当年公认为拔尖的才子，我们都曾认为必有很大成就的，结果仅以他的文字作 为‘资料’而传，如此归于澌灭。实在可惜可痛！”更为可惜可痛的是，写此文的韦君宜不知道，如今魏东明亲笔写的《自传》竟然连资料都不如，与废纸旧报一起 流落在旧货市场，任人叫卖，真是可怜……
书归正传，再说育才学校的事。育才学校成立时，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曾对陶行知说，当前要做两件大事，其一就是要反共，陶行知坚决反对。但是皖南事 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育才学校的政治空气也变得紧张了，按父亲的话说：学校变得比较灰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使陶 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 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在困难时期，有些教员不辞而别离开了育才学校，为此陶行知伤心不已，1941年1月26日专门写信给副校 长马侣贤（1907-1974，又名肖生）⑦，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再让得力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徐多騯”流失走了，一定要保证发薪水。
1941年1月26日陶行知写给马侣贤的手书信件
就在白色恐怖气氛嚣张期间，学校按照上边要求重新清理登记教员名册，父亲觉得“徐多騯”这个名字过去与红色的《全民抗战》杂志通过信，并多次刊登出这个名字，暴露较多，而“騯”字又难认，乃改名“徐荇”，以便隐蔽，至此，“徐荇”成为父亲的大名。
对于一般人说，“徐荇”的“荇”字也并不好认好读，我是读了诗经《关雎》一节里美丽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之后，才得知荇菜是一种漂亮且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可以“左右采之”，可以“左右芼之”。父亲用这个字是取诗里“向往美丽”之义还是取 “追求不易”之意呢？或是留恋家乡巢湖里成长的荇菜呢？不得而知。前些天，又注意到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有“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 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爱写诗的父亲一定读过这一句，但是我没有问过父亲，不能胡乱猜测。
白色恐怖期间，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不只是设法隐蔽自己，还周全地关心帮助身边的进步青年。父亲记得在重庆大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期间，是研究部主任王洞 若把八路军办事处发的几块银元交给他，告诉躲避搜捕时好用，父亲就是用这几块银元，在大嫂家里躲避了近两个月。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的老师廖意林，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意姐”，她是党从延安派过来做党的工作的，看到父亲一度心情苦闷，就给他讲延安的情况，要父亲看到解放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她把从延安带来的 书籍杂志交给父亲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整风期间作的整顿三风的几个报告，就是在意姐那里看到的。1942年夏天，父亲向廖意林大姐提出加 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大姐报告上级后转告父亲，这一段时间因白色恐怖，组织上已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暂停发展党员。
此时，中共南方局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暂停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但是决定在进步青 年中建立一种不定型、无章程的组织，这种没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周恩来把它称作“据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 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青委：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 个。这种‘据点’是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的小组，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与通讯工作。第二年四月．周恩来又在南方局青年 组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南方局建立的“据点”，通过广泛“交朋友”和 开展各种秘密的、公开的活动，有效地把进步青年紧密地联系起来，团结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当时南方局领导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些据点的同 志要当作党员来用”。1943年，父亲成为育才学校党的一个“据点”的负责人，经常参加南方局青年组召开的会议，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文字宣传的 任务，开展各种活动——如“交朋友”。
1943年，对父亲来说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共产党内部很在乎资历，职级待遇都与此有关。讲资历主要看两条，一个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一个 是入党的时间。关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有文件规定：“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 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南方局建起的“据点”，毫无疑问地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其活动，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1943年——因此成为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起始时间。
（五）
地下党工作的规则是单线联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联系人，父亲的联系人叫刘光，他就是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书记，皖南事变后改称青年组组长。
刘光（1916-1946）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记载的重要领导干部，他幼年投身革命，16岁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列 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工作过，回到延安后曾与胡乔木一起办《中国青年》杂志，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党做青年工作的先驱人 物。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1940年5月，刘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先是与蒋南翔一起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副书 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南方局青委成员大部分撤离重庆，青委改为青年组，刘光任组长。那个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当甩手掌柜的，刘光不仅担任 南方局青年组组长，还具体负责主办《新华日报》上的“青年生活”专栏，由于经常看到父亲写来的稿件，就格外注意和关心这位青年的成长和进步，亲自当父亲的 联系人。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在重庆红岩村留影
刘光不仅指导父亲撰写文章，更要父亲“多交朋友”。他曾专门让父亲去找自己在歌乐山医院治病时认识的一个少年，结识交往并帮助其进步，此后，还布置父亲写 了一篇“少年宣言”的诗，登在《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上。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嚣张，刘光多次讲：“共产党员要像一团火，走到哪里，那里就要有 生气，就要有光亮。”他自己就是一团烈火，青年朋友们遇到什么困难，包括个人生活问题，他都愿意耐心倾听，在关键之处给以恳切的帮助，在政治气候严寒中温 暖着青年们苦闷的心灵，在社会无边黑暗中照亮着青年们前进的道路。他就是这样帮助父亲的。刘光经常同父亲谈心，嘱咐父亲要多调查了解农村的情况，多写一些 给农村青年看的文章；父亲多次提出要去延安，刘光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照样可以锻炼人，并指点父亲学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常 召开一些读书会、报告会，刘光也通知父亲来参加，学习毛泽东新发表的文章，听老红军讲长征的经历，帮助父亲坚定信念，开阔眼界，做好党交给他的任务。在刘 光的帮助指导下，父亲用铁马、羽阳、黎庶之、令狐玄、虞挺英等多个笔名给《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写了大量的文章，1945年写的几篇有关农村青年工 作的文章，还受到了当时在南方局担任领导的王若飞同志的赞扬。
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民主活动高涨，南方局开展的“交朋友”活动也非常活跃。发现一位进步同学外语学的好，就布置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延安和解放区非常缺 乏外交翻译人才；知道一位进步同学是国民党资深参议员的儿子，就安排父亲与他交朋友，因为与国民党高层打交道的统战工作用得上……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父亲 交了许多朋友，有教师，有学生，有工人，有穷孩子，也有知名学者，他们相互帮助鼓励，这些人日后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政协委员、资深教授、知名记者， 许多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在交往的工人中，有一批来自重庆中央印制厂做工的青年女工，由于喜欢写作而与父亲交往频繁，我的母亲商沅君就是其中的一员。父亲还 按照党的部署，动员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工作，为党和革命事业输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看，开展“交朋友”活动真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当时在野的共产党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却有本事化解统一，包容共济，把一切进步的人、有本事的人都团 结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把自己的朋友和队伍搞的人马多多、兵强马壮，把敌人的支持者和阵营搞得支离破碎、形单影只；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却做不到标榜的“精 诚团结”，表面上效忠领袖，实际里尔虞我诈、阳奉阴违、相互掣肘拆台，最终闹得是孤家寡人，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
父亲在古圣寺育才学校校本部的教书生涯与地下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父亲因肺病吐血，经学校教导主任方与严批准，由古圣寺调到重庆市区 里的育才学校办事处工作，以方便治疗疾病。当时育才学校绘画组也搬到这里，父亲还兼当他们的语文老师。另外，陶行知在这里办了育才补习夜校，后来发展为社 会大学（陶行知、李公朴任正副校长），各界社会名流也常来此办讲座，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来此学习（母亲就曾在社会大学新闻系学习过），父亲也在社 会大学讲过文学课。为了结合实际、改进教学，陶行知曾与父亲等人一起商量教学改革，鼓励青年教师要发扬勇敢的创造精神，不要畏惧名流，并建议父亲将一般的 文学常识课改成更加实用的“文学语言”课。这个建议果真见效，对爱好文学的青年人帮助很大，其中一些教学经验，也为日后父亲撰写《论文学语言》一书提供了 素材。
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距离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所在地“星庐”很近，这个地方对外公开的称呼是“新华日报记者部”，父亲讲课之余，除了兼做《民主教育》杂志的编 辑，与南方局党组织的联系更频繁了，有时干脆就住在“星庐”，写调查报告，编宣传材料，撰文写稿，忙得不亦乐乎。
抗战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社址
1945年春天，父亲再次向刘光提出入党要求，这次是和中央大学“据点”的负责人吴佩伦一起提出的。6月的一天，刘光通知父亲，党组织需要他写一份自传上 交，同时将一份铅印的入党志愿书交给父亲填写，在入党介绍人一栏里，父亲庄重地填上了：“刘光”，还有“朱语今”。
朱语今（1916-1988）⑨，也是父亲在给《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栏撰稿时认识的，他是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 生运动，到南方局后成为刘光做青年工作的得力助手。有一段时间他曾专门负责各个“据点”的联络工作，为了将“据点”所有人员的情况搞清楚，也为了防止泄密 并便于隐藏，父亲记得他抄写的名单是用那种很薄而柔韧的纸，写尽可能细小的字，“蝇头”已不足以形容，而是像小蚂蚁一样，可是却书写的异常工整、清晰。为 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窥视，他整理名单时白天也不敢开窗子，经常在昏暗中抄写，再加上熬夜工作，双眼愈加近视，早早就架上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年纪不大就被人 们称为“老夫子”。
解放以后，父亲与朱语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朱语今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总编辑，凭着对重庆地下工作的熟悉，组织作者采写并出版了 长篇小说《红岩》，轰动全国。拨乱反正之后，朱语今从西北回到北京，再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老干部，1988年重病住院， 他的家人不知应该按何等待遇住院，也没有去找他的亲家、已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医院居然将他送进了杂乱的大病房，还是父亲和另外几个老战 友找到有关部门，才将他按规则收入高干病房。这段经历我听父亲说过，记忆深刻，后来又读过朱语今写的一首《忆旧游引》的诗词，更加佩服其人。词中写道： “忆多年往事， 万般情思，乱窜心头。 当大地疮痍，国事沉浮， 少年纷纷投笔，试吴钩。 死生非所计，名利耻追求； 只存一个私愿：改造旧神州。 虎穴猎奇，枪林跃马， 有万千烈士，头断血流。 赢得了胜利， 山河待精心绘绣； 主义须坚持，大同远猷。 又孰料，忧患迭生， 少年旧境疑重游! 怪不? 岂丹心易碎，豪情难留? 革命营里，竞有人学王侯； 或素餐不知羞； 或竟做牛马走，为儿孙谋； 或死盯着一点儿权位物利，争闹不休； 更有那，数不清的旧恨新怨， 结下了多少冤家敌仇! 但回首，看曙色染苍穹， 感年华虽逝，壮志可酬。 且拼却余热，发微光， 迎接爽气高秋。”写的真好！
1946年初，重庆发生较场口流血事件，国民党在发动内战前夕对重庆共产党活动的限制也日渐加剧，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被迫南迁。在部署南迁的一次秘 密会议上，刘光、朱语今告诉父亲和吴佩伦，南方局青年组要迁往上海，并准备在那里办一本青年杂志，还要出外文版，组织上决定父亲和吴佩伦去上海做这件事。 就在这次布置工作的会议上，刘光正式通知父亲和吴佩伦，你们的入党申请已经组织批准，但是此刻转移工作紧迫，等到达上海以后再过正式的组织生活。
离开重庆前夕，刘光写了三封信交给父亲，分别致胡绳、陈翰伯、潘梓年，告诉父亲到上海后找他们接洽办青年杂志的事。
（六）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中心也从重庆转移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和南方局诸同志飞赴南京，刘光也随机同行来到上海。
为了支持育才学校，周恩来离开重庆时专门嘱咐，将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部房屋、家俱、图书都捐赠给育才学校。而此时，陶行知也来到上海，一方面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刺杀威胁，为国内的民主和平呐喊演讲；一方面联系上海各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将育才学校搬迁到上海。
1946年4月，父亲利用自己大嫂的社会关系，开出了一张工商联合会的假证明，说父亲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需要到上海履行公务，然后找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人批了一张条子买到飞机票飞往上海。
刘光曾经对父亲说过，要学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父亲这次找到大嫂，也算是实践了这样的要求，这是父亲少有的几次利用社会关系为共产党办事。父 亲的大哥笃信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铁杆骨干，而自己的大嫂则是名门之后，一度时间还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过文书工作，其父张怿伯（1884-1964）是 当时知名的企业家，经办的无敌牌化学公司全国闻名。日寇攻占江苏镇江后，张怿伯曾对日寇烧杀掠抢罪行作了翔实笔记，后来辑录成《镇江沦陷记》一书自费出 版，使之成为一份讨伐日寇罪行、动员群众奋起抗战的檄文。父亲很少同自己大哥来往，但是同自己的大嫂关系不错，与她在大学读书的弟弟张小怿、齐锡宝夫妇更 是因为文学爱好相通，在重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张飞机票就是齐锡宝找她的同学搞到的。后来张小怿夫妇也来到上海，当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经济资助时， 父亲曾写信给张小怿，期望其父张怿伯能给予帮助；齐锡宝的弟弟齐锡玉追求进步，也是父亲写信将其介绍给党组织，就是这个齐锡玉，后来成为新中国翻译事业的 领军人物，在很多重要的外交场合给毛主席、周总理当过英文翻译。
父亲到达上海后，立即与吴佩伦按约定会合，一同到上海新知书店书店找到了胡绳。出乎意料的是，当父亲将刘光的信交给胡绳后，看完信的胡绳沉吟片刻后告诉父 亲，现在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无法在上海筹办中国青年杂志了，因为就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蓄积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即刻爆发。
办刊工作受阻，父亲写信向刘光请假，留下通讯方式，回老家巢县省亲，去看望离开近10年的母亲。
抗战胜利之日，父亲兴冲冲地返回家乡，却败兴归来。
关于此次回乡的经历，父亲1946年7月给《文汇报》写了一首诗“还乡记”，诗中这样写道:
“以为可以向故乡袒露心胸,/以为可以轻声的唱歌给故乡听，/以为可以亲吻故乡的土地，/以为可以拥抱故乡的每一粒砂，/每一棵草，/——但是故乡轻蔑 我，拒绝我。//因为我脚上没有惊人的马靴，/腰里没有逼人的手枪，/身后没有张牙舞爪的卫队，/逢人讲话的时候，/又不会做出特别的神气，/不离口的说 着“我们在大后方的时候……”/瞅瞅我的手上，没戴闪亮的金器，/也没有翻卷袖口，露出手表，/随意把一大扎票子掏出来数数，/大口的说，“有什么事情， /老子用票子挡着它”！//我的故乡看出了我不过这样平凡，/就轻蔑了我。/因为我的故乡，惧怕人的欺侮，憎恶人的欺侮，却又瞧不起不欺侮人的人。”
“我回到了故乡，/真仿佛走进了《儒林外史》，/我记了买鸭子须用针，/探进肉去，看看它的肥瘦；/我记得一条猪走失到家，/须扣留起来，说是晦气，/要 送钱挂红才准领回，/并且下次再跑来的时候，/就说这条猪是我自己的，曾经寄养在他家；/我记起了，如果弟弟死了，/没有子嗣，就得同弟妇争夺财产；/我 记起了想买人田地，先不妨叫佃户装做光棍，/敲他一点钱，弄送他一顿，/或者设法偷来他的田契；/我记起了胡屠户的势利，张铁臂和洪憨仙的骗局，/我记起 了在衙门里当差的凶横和奸滑……//虽然时代已经进前，历史已经越过了八年抗战，可是新生的正被不容，儒林外史所概括的社会，仍然是这里的缩影。”
父亲后来同我们说过，他热爱自己的家乡，思念美丽的巢湖，可是却不喜欢有些安徽人，讨厌一些人的势利刁钻，可见此次回乡经历对他的刺激之深。
就在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之时，对父亲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刘光和陶行知先后在上海逝世。刘光7月16日死于胃溃疡，终年30岁；陶行知7月25日死于脑溢血，终年55岁。父亲在一个月里同时失去了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和最尊敬的如父辈般的师长。
刘光住院期间，周恩来同志正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奔走在上海南京之间，在极度忙碌之中三次到医院探望，16日夜里邓颖超大姐一直守护在刘光身旁。刘光逝世后，重庆《新华日报》破例一连七天刊出了刘光同志逝世的讣告，以志纪念。
7月25 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会谈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 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守候在陶行知身边的夫人吴树琴听了这番肺腑之言，泪 流满面。这一天夜里，周恩来专门给延安党中央发去电报，电报里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 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说来也巧，陶行知的夫人吴树琴解放后离开了上海选择定居南京，而父亲此时也在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与师母一直保持着联系；而刘光逝世后他的夫人 刘肃宴却不知去向，直到上世纪60年初父亲从南京调到北京后，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夫人名字虽然叫“刘叔宴”，其实就是当年在红岩 村见过的“刘肃宴”，但此时的上下级关系已经今非昔比，只能把这个疑问藏在心里，什么话也不多讲了。
刘光和陶行知逝世的消息，父亲是8月份才知道的。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期间收到党组织要他回上海的两封信，但都不是刘光写的。一封署名“冯”，父亲接到后不 知其人是谁，真假难辨，有点疑惑，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冯文彬写的，他曾短暂地负责过南方局的青年工作；另一封就是同自己一起入党的吴佩伦写来的。吴佩 伦告诉父亲:刘光同志逝世了，朱语今同志也因身份暴露隐蔽起来了，党组织让他来联系父亲。父亲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合法工作，吴佩伦就对父亲说，他有一个 亲戚，倾向进步，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工作，日前他手下有一个雇员辞职上大学去了，父亲可以先去那里顶替当雇员，安下身来再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当雇员期间， 吴佩伦继续与父亲保持着单线联系，传达党对形势的分析，布置党组织要求做的一些工作，但没有要求在美国新闻处内部进行什么秘密活动。1947年春天，吴佩 伦因身份暴露转移到香港，不久，父亲也被美国新闻处解雇。这时，育才学校已经从重庆北碚搬迁到上海大场，马侣贤继任校长，他欢迎父亲继续回校任教，不是当 “小先生”，而是语文老师，还当研究部主任。
吴佩伦转移到香港之后，父亲的联系人换成了素不相识的“劳辛”。劳辛（1914-），原名劳家顺，是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曾担任中共云南省青 委委员，1946年随中共南方局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劳辛告诉父亲：“徐荇”这个名字党组织是知道的，因为南方局青年组研究并同意接受你入党，但是在 南方局在撤退时没有给你履行入党仪式，必须补办这个手续。1947年10月，在上海北四川路843号育才学校办事处一个小阁楼上，举行了只有两个人参加的 入党仪式，劳辛同父亲握手，领着宣读誓词，还告知有三个月的候补期。1947年12月转正时，劳辛同父亲在一间咖啡厅谈话，先让父亲谈了入党后的体会，然 后代表组织宣布批准父亲“转党”，并说如果在解放区是要举行隆重仪式的，现在是地下环境，谈谈就行了。
由于刘光同志逝世、父亲秘密转移上海和回乡省亲，几个衔接环节上的阴差阳错，父亲正式的入党时间因此推迟了一年有余。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 下，也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写过反省日记，他认为共产党的第一优点就是“组织严密”，当然还有“纪律严厉”、“精神紧张”、“手 段彻底”等等——从我的父亲的经历看，其讲的真不是假话。
在以后历次整党运动中，父亲都提过一个问题：自己的入党时间应该是从1946年初刘光同志通知自己之日算起，不应该从1947年底正式举行的宣誓仪式的日 子算起。然而，宣布父亲入党的介绍人刘光已经英年早逝，而记载父亲宣誓入党的材料却一直留在组织上的档案里，1947年入党，看来是无法更改的。
（七）
父亲入党后，按照党的部署，继续广交朋友，积极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也利用学校在当地农村开设卫生课的机会在加紧活动，准备在农民中发展党 员。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发展党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其中一些人还真的发挥过很大作用。
比如，父亲到上海后碰到了在重庆认识的朋友丁日初，丁日初是福建人，其父丁超五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院长。党组织了解到此人背景，立即 布置父亲去做工作，与他继续交朋友，将他发展成为党员。解放前夕，上海党组织将丁日初派遣回福州，利用其父的社会关系做工作，还在他那位国民党元老、时任 福建省参议长父亲的宅院里架设起了秘密电台。有材料记载，当时隐藏在国民党内部、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革命烈士吴石（解放以后在台湾被蒋介石枪 杀，时任国民党中将），就是通过丁超五宅院里的电台，将涉及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的情报发送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福建的解放做出了 特殊的贡献。
又比如，党组织为什么要在大场附近的农民中积极发展党员呢？因为当时解放军正准备向启东进发，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而由崇明岛过了江就是大场，所以大 场成为共产党着力做工作的重点地区。为了使这里有良好的迎接解放的群众基础，父亲还记得他们利用讲课做掩护，在当地农民中宣讲科学道理，号召破除愚昧和迷 信，积极发展进步力量，由此一些觉悟的农民还做出过火行为——捣毁和尚庙，领头者就是他们准备发展的党员——农民沈阿根。
父亲与母亲是1948年8月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结的婚。他们相识在重庆，重逢在上海。父亲离开重庆一年后，母亲打工的中央印制厂被关闭了，她接近的重庆地下 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那些一起活动的工友，有的被捕关进渣滓洞，有的回家躲起来了，有的去了解放区，1947年10月，母亲在一位工人老大哥吴在明的帮助 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一个月后在上海由吴在明介绍加入共产党。母亲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找到了曾经辅导过她学习的父亲，还在附近的一所农村托儿所找了份工 作，从恋爱到结婚，与父亲一起开始了美好的生活。
父亲和母亲1948年在上海大场育才学校留影
就在地下党积极工作、迎接解放之时，国民党政权也在垂死挣扎，对地下党的搜捕更加疯狂。1948年9月，父亲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几次都联系不到劳辛，又到过 去经常与劳辛接头的几个联系地点试了试，还是碰不到他，焦急万分。那时的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不能横向联系，在育才学校里即使知道某某人可能是共产党 员，也不能随便联系，父亲的焦急只有母亲知道。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吴在明是一位老党员，也是地下党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的信息更加灵通。几天之后，吴在明告 诉母亲，父亲的上级出了问题，情况还不清楚，嘱咐此时不要随便找朋友，也不要回育才学校，暂时躲蔽一下，等待组织上弄清楚情况。父亲想到自己的二哥在南京 已经找到了工作，就与母亲一起暂时躲避到南京二哥家里。
1948年11月，吴在明通知在南京躲避的父母到上海与党组织接头，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人换成了陈明（解放初曾在上海提篮区任副区长）。陈明告诉父亲：他 原来的联系人劳辛在去一家出版社时被捕了，幸好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就出来了，没有发生问题，组织上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陈明与父亲商量，因上海 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就住在南京，保持通信联系，等待组织安排。陈明留下的通信化名叫“罗亭”，通讯处是上海闸北区的一个中学。父亲在躲避和等待工作的期 间，也没有闲着，利用在社会大学教“文学语言”课时的积累，为上海文化工作社赶写着一本书：《论文学语言》。
没隔多久，一个人拿着署名“罗亭”信的陌生人从上海来找父亲，说父亲和母亲的组织关系已经由上海转到南京，并告诉父亲南京党组织来联系父亲的联络暗号是： “有没有大米卖”，另外还说，可以帮父母办两张在南京居住的身份证。就在办理身份证、等待南京党组织接洽期间，“罗亭”曾交给父亲一个任务：与一位要求进 步的富家子弟凌定贤交朋友。此人是茅山一个绅士的儿子，父亲要以朋友的身份到他家乡办小学，发展他入党，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工作，准备配合茅山区解放军的 战斗。就在父亲找到凌定贤、准备去他家乡办小学的时候，南京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朱启銮按约定的暗号来找父亲。父亲向朱启鸾汇报了上海党组织安排的任务，朱 启鸾说去茅山办学校的事南京党组织知道，现在不用去了。这样，父亲中断了同凌定贤的联系，并用暗语写信告诉上海的联系人陈明：“母亲（南京党组织）已经来 了”。
（八）
朱启銮联系父母几次后，就要求母亲到南京白下路中国银行门口去接一个领导父母工作的人，这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名字叫“陈修良”，父母当时只知道她是自己的领导，不知道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一号人物——市委书记。
陈修良（1907-1998）⑩的经历足够传奇。她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 遇，结为终生伴侣。1930年夏天回国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巾帼英杰。1946年4月，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 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 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解放以后，耿直的陈修良先后在上海、浙江担 任领导工作，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株连，1957年又与已经是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成为共产党内职务最高的“右派”夫妇，直到 拨乱反正的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1949年南京解放后的陈修良（前排左一）
陈修良来到父母当时居住的小火瓦巷私宅，察看了周围的环境，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之后就多次约地下党的同志来这里开会谈工作，每月还发给父母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从此时到南京解放，父母主要就靠这些钱维持生活，成了职业革命工作者。
父亲开始是给陈修良做秘书工作，保管党的文件，处理公文，整理调查材料。看到父亲能写书，陈修良曾让父亲编一本“中共怎样处理工商业”的小册子，准备解放 南京后好用。有一次陈修良还专门布置父亲写一篇驳斥时任总统李宗仁的文章，说要拿去考验一个杂志，看他们敢不敢登。
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交给父亲一项新工作，联系地下党的一个秘密电台，具体任务就是与两个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直接联系。其中一个人，潜伏在国 民党空军司令部里，负责搞情报；另一位叫李瑞敏，由他用秘密电台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某部队联络。陈修良还告诉父亲：他们两个人负责搞情报，你是准备在收到 密码电报时翻译成文字。陈修良反复教父亲背熟两句诗：“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并说以后再告诉你用这两句诗破译密码电报的方法。有一天，陈修良交给父 亲一包香烟，让他交给李瑞敏，说其中一支烟中藏有小纸条，情报就在上面写着，发报人看了就知道怎么搞。陈修良让父亲联系电台后，反复强调此事的重要和危 险，她告诉父亲敌人装备有一种检波器，可以收听到电波，进而发现电台的位置，因此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懂无线电知识的父亲不知检波器为何物，但是明白做这 项工作必须慎密。父亲联系电台后，陈修良就不再与父亲直接联系了，而是派一位有经验的地下党员包浙潮作她与父亲之间联系人，以防万一。陈修良告诉父亲：包 浙潮是老党员，坐过牢，受过敌人拷打，很有地下工作经验，要向他多学习。
包浙潮每次约父亲会面的地点都选择在繁华闹市，经常在南京中央商场附近的街上接头，只要发现有人注意或者盯梢，就立即与父亲分开，约定下次再联系。有一 次，包浙潮拿来一捆电台用的AB电池，要父亲交给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里的那位地下党员。当时，由父亲去约定地点接头，母亲拿着藏好的电池在附近的一家 电影院门口等着。就在父亲与那位党员接上头边走边谈之际，发现后边有人盯梢，他们俩就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分开了，约定改日再接头。当晚，父亲向联系人汇报 了情况，包浙潮立即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门口秘密观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按重新约定的时间交接了电池。由于没有及时送达电池，陈修良很生气，批评 父亲不镇定，此后就不再让父亲做联系电台的工作了。
南京地下党在南京解放前夕做的情报工作做极为出色，军事专家曾这样评价：“南京地下党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策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 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兵；地下党又打入反动政府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了核心军事情报，使蒋介石不可守之险。”至于父亲联系的这位潜伏在敌人核心军事机关——空 军司令部里的地下党员搞到了那些有价值的情报，解放军渡江部队又利用这些情报怎样顺利地攻克浦镇、浦口，进而胜利渡江，做具体工作的父亲不可能知道细节， 但是从陈修良那次发火的态度看，我猜想传递的情报一定是很重要的。
解放前夕父亲在陈修良直接领导下做秘密电台工作的时间很短，尚待挖掘的故事也许很多，但是留给父亲的却多是教训与遗憾。父亲之后经常自我反省：在发现盯梢 时为什么那样不镇定？处置的为什么那样慌张？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将电池及时地送到同志的手里？对照理想信念自我检讨，共产党员就能在风浪中成长，不断提高本 领，这是不假，但也不是万能。“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从父亲的经历看，一辈子与文为伍，舞文弄 墨，就是一介书生，哪里有在敌特如林的险恶环境下做秘密工作的经验呢？让他从容应对，镇定处置，的确勉为其难，还是发挥特长和优势，去做自己擅长的工作 吧。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三野8兵团35军经过激战解放江浦，占领浦镇、浦口。23日凌晨，在南京地下党 的配合下，南京城里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守敌溃不成军，集结于鼓楼的解放军战士奋勇将红旗插上国民党政权总统府的楼顶，南京解放了！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权的总统府的楼顶，南京解放了！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父亲此时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被派往报社，接管《益世报》、《新民报》，去做他擅长的工作了。
（2010年8月草于马连道高楼）
（注：作者系中宣部《党建》杂志原总编辑）
徐纪新，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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