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王实味叫板延安供给制真相


  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这自然引发了“理想主义者”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牢骚、不满和怨言。


延安枣园

  1937—1938年,延安普通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仅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 为1角5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每月法币4圆5角,约合人民币135元)。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 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则是“高粱米饭、大锅菜、粗布服”。从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的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

  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跟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处于被封锁的不利状况,延安的生活领域出现了变化。1940年以后,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下,确保高级干部供应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

  规定不同级别的人员享有不同的生活待遇,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当时,任弼时(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具体筹划此事,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明确规 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它生活供应的需要,开辟了 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又如,专门为江青从 山东置办阿胶等。诸如此类,引发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不满。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一提法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著名诗人艾青对此作了说明:王实味所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级干部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艾青同时指出:“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着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谓“食分五等”,其实,最高级的也不过四菜一汤,而最差、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最后,艾青为高干们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那么,王实味究竟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 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人们感觉他们是“异类”。当时,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 姆、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有的甚至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 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周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派去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 卫员早已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

  正因为王实味等人对这些现象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判。

  艾青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别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

  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共计100多万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了王实味的翻译能力,于是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他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 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为4.5圆(当时,毛泽东月津贴为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4圆)。研究生 大多为20多岁的年轻人,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为1.2—2圆不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供给制乃“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 一员。革命队伍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的供给标准。

  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可以说,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陈明远/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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