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9日 星期六

我為新政權打基礎,新政權建立後反過來迫害我

回憶我的青春歲月和革命引路人(2)

《新史記》郭羅基




批判反動教育制度受迫害

暑假以後,陳國偉和蔣渭農去上海南洋無線電專科學校學習,我住到蔣渭農家,看守這個據點。
我討厭學校裏“公民”課的灌輸,決心自己去尋找真理。經多方涉獵,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我反覆閱讀渭農家的進步書籍,孜孜不倦。由於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自覺的追求,吸引我全身心地投入。早年的努力,奠定了我畢生的理想。共產黨掌權後,把馬克思主義也像國民黨的“公民”課那樣,對學生進行灌輸,反而使人生厭。

除了組織讀書和討論,每天夜裏“記錄新聞”的任務,就由我一個人承擔了。音量很小,干擾很大,我必須聚精會神。再加警惕周圍的動靜,防止有人闖進來,精神十分緊張,記錄完了,一時還難以入睡。

中央社多次發新聞,說劉伯承被“擊斃”,已經死了好幾次,每次都附有“照片”,“記錄新聞”報道了劉伯承還在指揮作戰;中央社不斷發新聞,說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節節勝利,實際上淮海戰役已經打完了,以國民黨軍的失敗告終。後來有人揭發,中央社事先寫好一週的新聞,不管戰局如何,每天發一篇。

從電台廣播中得到的解放戰爭勝利的消息,鼓舞人心,我的精神越來越振作。由於過分亢奮,我做出了一些魯莽的舉動。當時無錫《人報》有一個專欄“學府風光”。我以化名寫去一篇稿子,抨擊國民黨的訓育制度和軍訓制度,以輔仁中學為實例。這在一潭死水中掀起了一點小小的波瀾。校方很震驚,查找作者是誰。因為文中的說法與我平時的言論相仿,一查就查到我頭上。校長楊四箴的代理人李康復、訓育主任王祖璲輪番找我談話。開始,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說“你們可以到《人報》報館去查”。心想:我沒有留下真名,要查也查不出來。接著,他們又找秦伯益。秦是介紹我加入星火社的,我們兩人被老師和同學認為是搭檔。我怕連累秦伯益,所以就承認稿子是我寫的,與秦伯益無關。校方向全校公佈,給我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的處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我本是年年被評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這一學期的變化,使人感到驚奇。也有人猜到我“赤化”了。有一位陳壽文同學對我說:“你功課好,本來考上國立大學是不成問題的,我為你惋惜。不過,我也對你佩服,為了……可以犧牲自己的前程。”

我反問:“你說我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要說下去了。”

我本人認為,我是因堅持真理而受打擊,而且背後有強大的力量在支持我,心情極為平靜。同年級女同學、也是星火社的成員惲志吾(她告訴我:父親是惲逸群,當時任解放區新華社濟南分社社長),住的地方離我很近,常來看我,有一次她說:“我本來想安慰你,看來你不需要安慰。”年輕時的這一經歷,鍛煉了我的心理素質,為真理而鬥爭,滿懷自信和自豪。五十年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一次不受衝擊,我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以至在北大得到這樣的評語:“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寒假以前,校方以拒收定額金的形式將我和秦伯益開除,到底還是連累了秦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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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羅基2009年在波士顿。


立志作“成熟的革命者”

寒假中,陳國偉和蔣渭農回到無錫。國偉同我長談了幾次。他一方面表揚我立場堅定,另一方面又批評我過於衝動。他希望我成為“成熟的革命者”。我第一次聽到“成熟的革命者”的說法,牢記在心,努力踐行。

國偉為了培養我成為“成熟的革命者”,介紹我參加一個革命組織。我問:“什麼組織?”他在紙上寫了幾個字:“中國共產黨”。我大為驚訝,原來他是地下黨員!國偉是無言的榜樣,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我迫切希望作為他的戰友,成為他所在的組織的一員。當時,對我來說,共產主義不過是抽象概念,具體要求是自由、民主。但意志堅定,流血犧牲,在所不惜。

星火社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一些地方也建立了地下組織,無錫沒有。星火社實際上就是無錫的地下青年團,培養和輸送了一批優秀青年加入地下黨。

國偉對我進行了一番考察。他問我:“你是不是出身於書香門第?”我年輕時風度翩翩,真像出身於大戶人家,其實不是。

他又問:“你家裏是地主?”我說:“不是。”
“那麼你父親是資本家?”
“也不是。”
他說要到我家裏去看看。

他跟我到家一看,明白了。我的家是破破爛爛的,父親做小買賣,賣些針頭線腦,草紙香煙,香煙是論支賣的。周圍的環境也不好,鄰居是大餅油條店、老虎灶。他說:“真不能想象,你是出身在這樣的環境。”這一次大概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後,他常常提醒我“回家看看”。年輕時,我是一個激進分子,一心幹革命,六親不認,不顧家庭。1958年,父親過早地去世。那時我在北大學習。在無錫辦完喪事回到北京,收到國偉的一封信,附有他代我父親歸還人民銀行的貸款96元的收據。我和母親都不知道這筆貸款。他是怎麼知道的?看來他比我更關心我的這個家。“三反五反”時,核定我父親的資金是人民幣100元,欠人民銀行的貸款倒有96元,一生的財產,只有賬面上的4元。

國偉考察了我的家庭,又讓我談思想經歷。

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的次年,正當國難臨頭。1937年日軍轟炸無錫,我才五歲,人生的記憶是從流血、逃難、戰爭開始的。少年時代生活在淪陷區,深感亡國奴的痛楚。由於我身處社會的底層,家境貧困,不僅從小培養了反抗侵略者的民族意識,也具有追求平等、變革現實的社會意識。1945年抗戰勝利,我對國民黨抱有極大的希望,以為將會迎來一個民族獨立、社會平等的新中國。誰知迎來的是接收大員的“五子登科”(“五子”指房子、車子、票子、金子、婊子)。接著是物價飛漲,遍地災難,國運沈淪。我在作文本上寫道:“中國吃了慢性原子彈了!”老師在這句話的旁邊畫了一連串的圓圈,表示是警句。1946年內戰又起。我思想極端苦悶,因憂國憂民而病了一場。1947年,我就奮起參加學生運動。所以,我在1948年投身革命,參加共產黨是合乎邏輯的。

後來我發展地下黨員,也是學習國偉的做法,先到他家裏看看,再談思想經歷。
當時我以為地下工作很神秘。國偉對我說,我們的工作既不拿武器,也不搞情報,生活方式和普通人完全一樣。不一樣的是,為人方面要做表率,以後人們會知道,共產黨員是什麼樣的人。那一代共產黨人確實是為人的表率。他還說,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指引人們前進,聯繫群眾,團結群眾,為未來的新政權打下基礎。毛主席說,解放軍作戰是第一條戰線,國統區的學生運動是第二條戰線。我們這條戰線的任務就是和國民黨爭奪人心。

入黨以後,我在聯繫群眾、團結群眾和國民黨爭奪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可算為新政權打基礎的人物了。誰能想到,新政權建立以後,又反過來迫害我。(《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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