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跋山涉水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残酷迫害。知道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许多国家领导人、著名文艺界人士上百万人被残害至死。但对于1958年到1962年因为毛所推行的三面红旗最后导致4000万到5000万农民在没有战争、没有灾荒的和平年代被活活饿死，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今天仍然鲜为人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有些人问：“既然饿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万人坑？”“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过饿死人？”甚至有人说：“这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污蔑。”“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凭空捏造出来的，是造谣。”

　　漫漫半个世纪过去了，大饥荒饿亡者的冤魂仍然没有得到慰藉，幸存者的心灵仍然没有得到安宜。没有人承认、没有人认罪。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念馆......那四、五年中国的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广大的农民到底是怎么被饿死的？幸存下来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能忘记过去的苦难吗？带着无数疑问，笔者用两年时间走访了当年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饿死了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甘肃省，寻找大饥荒幸存者，采访调研，目的在于记录下亲历人的口述见证。


酒泉夹边沟：右派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处甘肃省酒泉地区的沙漠荒滩之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将甘肃省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他们多是大学教授、报社编辑、中学教师、作家画家等等，遣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们住着地窝子，喝着糊糊饭，在寒冷、劳累、绝望和饥饿之中，有两千多名右派饿死在戈壁滩上。其中包括中共高干傅作义的弟弟，从美国归国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先生。

　　在天水市，笔者有幸采访到三位夹边沟幸存者，其中之一是九十高龄的李景沆先生，他是天水一中的老师，并是一位虔城的基督徒，终身侍奉上帝。他是天水一中六位去夹边沟的老师中，唯一一个活着回来的人。写有《蒙恩历程》一书。

　　“鸣放的时候，我没有说一句话，人家说我对党怀恨在心，被打成右派……1960年冬天，在酒泉的夹边沟已经饿死了一千多名右派，但是上级还下达指示，让我们转去高台明水河农场大搞春播大战。什么叫春播大战？一无土地，二无水源，三无工具，四无籽种，五无住处，这不是让这些知识分子白白去送死吗？不是集体的屠杀吗？”

　　两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两糊糊汤可喝，他们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连大小便都走不动到外面解决，只能在自己冷冻的床铺上解决。
三千名右派，最后饿死的只剩下四百多名。因为有时一天就是四、五十个，来不级埋葬，只有拖出去扔在戈壁滩上，让狼吃掉啃掉。有一个邓立之医生的身体被饥饿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七十七岁的蒲一叶，当年是天水市团委“黄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因为年轻气盛，给市委领导贴了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他回忆到：“睡在我旁边的姓何，我叫他小何。上海人，大家叫他小上海，他饿的成天呻吟着：‘妈妈__！妈妈___！’我劝说：“你不要叫了，你的妈妈在哪里呀？’他就哭开了，可怜得很，才二十出头嘛。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推他，他已经死硬了。被子一裹抬出去就埋掉了。我另外一边是一个兰大的法律教授，他就说了一句：‘把我们的法律健全一下。’就被打成右派，也饿死了。家里还留下四、五个娃娃。我们一个地窝子，刚开始四十多个人，最后饿死的只留下不到十个。我算幸存的，因为妈妈给送吃的，算是活下来了。我害怕人家偷我的馒头干，晚上就放在头下睡。”

　　现年八十二岁的赵铁民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数力系高才生，他在报栏上看到：“支援大西北，西北要人才。”就积极报名来到大西北当中学数学老师。五七年，因为他所在的天水铁中右派名额完不成，他就被补充进去，送夹边沟“劳动锻炼”。“我想去个半年就回来了，谁想到那里没有吃没有喝，比劳改还厉害。我吃过青蛙，吃过蛤蟆，找点柴火，用棍子一戳烧一烧，熟了没有，不知道。我不想死，我就想回来看看我的老伴，我的孩子啊。”说到这里，八十二岁的老人泪水纵流，泣不成声。他从夹边沟回来后，没有工作，拉板车给人送货十多年。昔日有骆驼祥子，今天有北大祥子。

　　仅仅天水地区，去了238名右派，仅仅回来22个，其它都命丧夹边沟，他们每个人得到2000元的抚恤金。由作家杨显惠的小说《夹边沟记事》改编，王兵导演的电影《夹边沟》，曾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目前还不能在国内公映。


先饿死地主、富农、四类分子

　　“打土豪，分天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国枪毙了七十多万地主，几百万家庭被戴上了地主、富农的帽子，他们的儿女，以至孙子都继承了这个成分。五八年陆续开始饿死时，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富农家庭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被驱逐出家，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财产，因为他们比饥饿的农民得到的粮食分配更少，甚至没有一颗粮食......

　　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张忠信老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姓赵的干部领着四十多个人闯进他家，用绳子捆绑吊打他的父亲、大哥，抢劫去了家里的家具、牲口、被褥、农具，最后只剩下一个破木桶。“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家庭就饿死了六口子人。”张忠信的大哥张忠平不到四十岁就饿死了，临死前对他说：“我不行了，以后麻烦你照看我俩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三十多岁的二嫂，因为两个孩子在家饿得受不了，出门逃荒没有音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后还是饿死。同时饿死了一个几岁的小姑娘。

　　因为是地主家庭，偷庄稼被干部抓住处罚更严厉。张忠信的五叔父因为偷了一碗豌豆，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杀，最后一个没有人管的三岁侄子，一头绑在腰上，一头绑在窗框子上，被活活饿死。说到“一碗黄豆，三条人命”的家史，张忠信老人留下悲伤的泪水。“这些事情我到死都不得忘，总是像电影一样从我眼前放过。”

　　现年六十二岁的农民牛富贵，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家里饿死了爷爷牛福成、父亲牛志恒、姐姐牛佛黛、弟弟牛祥娃、和一个尚未取名的小妹妹。“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大人还挖个坑一埋，小孩就抱出去一扔。我经常三、四天没有一口吃的，就唆点冰柱子。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饿的滋味，不好受。”因为饥饿，牛富贵的个子只有十来岁的孩子高。


饿死八万人的“通渭问题”

　　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1965年通渭县的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写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出现多期人吃人案件。

　　笔者来到通渭县鸡川镇采访，他们中有九旬老人，也有六十出头的幸存者。听老人们说这个村子当年一到晚上，队长就带人给家家户户上锁、贴封条，不允许已经饿的奄奄一息的村人掐谷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团到各家各户搜粮，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没有粮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队的劳改队劳改，打骂拷打，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劳改队，就是饿死在劳改队。那时，公社、大队都有自己的劳改队，可以任意对社员打、吊、泼、跪、扣饭等等刑罚惩处。

　　笔者采访到七十四岁的苟应福老人，他说：“我们一家子饿死完了，就活下我一个。”当细问饿死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时，老人一一回忆起来。笔者做了详细记录。

苟振德，男，48岁，苟应福的三爸爸，饿亡。
王菊莲，女，40多岁，苟振德之妻，饿亡。
苟根来，男，14岁，苟振德的长子，饿亡。
苟XX，男，12岁，苟振德的二子，饿亡
苟XX，女，年纪不详，苟振德的大女儿，饿亡。
苟XX，女，年纪不详，苟振德的二女儿，饿亡。　　
苟XX，女，二、三岁，苟振德的三女儿，饿亡。　　　　
苟振武，男，50岁，苟应福的二爸爸，饿亡。
刘X娥，女，50岁，苟振武的老婆，饿亡。 
苟XX，男，7、8岁，苟振武之子，饿亡。
苟XX，男，5、6岁，苟振武之子，饿亡。

苟振兴，男，55岁，苟应福的父亲，饿亡。
牛中娥，女，55岁，苟应福的母亲，饿亡。
苟应斗，男，34岁，苟应福的大哥，饿亡。
苟xx，女，4、5岁，苟应斗的大女儿，饿亡。
苟xx，女，2、3岁，苟应斗的小女儿，饿亡。

　　苟应富老人一家就饿死了十六个亲人，令人发指。他自己没有被饿死，是因为他当时去“共产主义的宏伟工程，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的洮河工程上当民工，逃过一劫。“有没有人来调查过你们家饿死多少人？”“没有。”“有没有人来记录过。”“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死了就死了。”

　　同村七十四岁的苟祥子说：“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饿死的。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我看见村边水沟里都是死娃娃，扔满了。那时间，一家子饿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因为母亲吃不到饭，没有奶水，许多婴儿被活活饿死。

　　同村八十九岁的老奶奶王彩林饿死了两个女儿，自己靠偷吃猪食活了下来。五十年过去了，这位老人吃完饭，还是习惯性的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这个饥荒年间留下的动作让笔者看着触目惊心，心痛不已。真是：“吃饭舔碗，通渭特产。”


从没有记录过的人吃人事件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饥荒过后这么对毛泽东说，令龙颜大怒，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都到了国家主席承认、惊慌、不安的程度，可见大饥荒中的人相相食到了何种程度？仅仅安徽省公安厅有文件记载的人吃人案件就有上千起之多。由于当时严控的政治环境，更多的人相食事件并没有报案、记录。笔者所调查、记录的大部分是吃饿死的人，也有杀了活人吃肉的案件。有几例是吃人者被政府发现，逮捕枪毙，还发了布告。但是他们吃人的唯一原因：因为没有粮食吃，饥饿难耐。

　　甘肃省秦安县王家村，那家有一个老汉，五十多岁，孙子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儿子、媳妇能跑动的都出门要饭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动的留在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办法。娃娃饿的成天哭，要吃的，爷爷也给不上。老汉饿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动弹了，就打这孙子的注意，屋里再没有啥吃的。爷爷硬起来，抱了些柴，烧了些水。甘肃有些地方锅头都是在炕边上，爷爷就问孙子：“娃，水煎(开)了没有？给爷看看。”孙子饿得皮包骨头的，还乖得很，鼓劲翻起来看了看锅，就给他爷爷说：“爷，煎了，我看着煎了。”爷爷又说：“没煎，你哄爷哩，你再给咱看清楚。”娃子往锅边边子爬近了些，给他爷说：“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爷又说：“没有，你凑近些，再看看。”孙子一凑近，爷爷把孙子一把就掀进锅里去了。煮熟了，这个爷爷就把自己的孙子吃了。人饥饿到爷爷吃孙子的程度。

　　还有静宁县的宋宏仁老人回忆：“我的堂兄宋东川和堂兄宋勤珍从工地上回来，眼看有个人拿着镰刀来撵他们，宋勤珍跑得快跑了，宋东川没有力气跑，被那个人一把按住，杀掉刮着吃肉了，人饿得跑不动。”当笔者问：“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宋宏仁说：“白天。”笔者又问：“有没有报案？有没有人来调查？”宋宏仁说：“那阵人都饿得走不动路，谁报案去？没有人管，连尸骨都没有拉回来。”

　　人吃人现象在甘肃省的重灾县通渭、秦安、静宁并不是个别现象。笔者的采访中，很多老人都亲眼目睹了有人在大路上、田间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饥解饿。有两 位老人更是回忆到，因为当时吃死人肉太多，干部们把死人肉端到会场上，教育社员们不要再吃死人肉了。八十二岁的通渭县农民染月花说：“有人把人肉腌了几缸，准备度荒，都成黑色的了。”

　　陇西县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把母亲的尸体藏在地窖里慢慢吃，被发现后逮捕枪毙。在天水市发现有一个老妇人贩卖人肉包子，里面有小孩指甲。被逮捕枪毙。受访者曾经去枪毙人的现场观看。

　　和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人相食”不同，这是在没有战乱、没有天灾、没有异帮侵略的和平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吃人现象。加州大饥荒史学家宋永毅先生说：“人相食”已经极其残忍，可说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禁忌。但是在人类所经历的这一最大的苦难中，最大的苦难又莫过于被迫吃掉自己的亲人。但是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政策，就制造了这样的家庭成员之间互想吞噬的人间惨剧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不伦的自虐自残行为，使人性倒退到兽性，从而也彻底地摧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道德体系。”

　　因此，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学者，都应实地走访、揭露和记载这一悲惨的历史真相，以告慰被食者的冤魂。

十万妇女从甘肃逃荒到陕西

　　今天，有“陕甘一家亲”、“陕西人救了甘肃人”这些民间说法。
　　1958年到1962年几年之内，从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陇西等地县有八万到十万的妇女逃荒要饭到陕西的宝鸡、武功、兴平等地，和当地的男人同居。她们当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饿死了，没有办法生活，带着年幼的孩子出门找活路。有些是已经嫁人，但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男不保女，让儿子吃，饿死媳妇去。”女人被饿得跑出来。也有年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父母没有办法，对她们说：“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来一条活命。在家就饿死了。”于是，很多妇女在人贩子的带领下、或者成群结队的扒火车、扒煤车、扒油罐车来到当时条件相对比较好一点的陕西省，她们唯一的出路，嫁给当地男人生存下来。

　　现年七十七岁，落户在户县的王秀英老人说：“我那时候已经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给吃的，把一个儿子饿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个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编了个谎：‘放开手，妈妈给你要馍去。’就抱上一个刚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一个二岁的娃娃往陕西跑。’”

　　但是，在当时严控的政策下，这些因为饥饿不得不逃荒乞讨的妇女被定为“盲流”，被在火车上赶下来，被强制收容，有些人就饿死在收容站里。王秀英看见：“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有两个、三个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没有办法，回去还是饿死了。”被收容后的王秀英，被派去干活，不然，连一碗热汤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来，她放在草地上的女儿已经饿死了。她祈求看门老汉给扔掉，老汉不愿意帮忙，说是一条人命。最后没有办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儿扔到麦地里。

　　来到陕西户县，媒人一连给王秀英介绍了三个瞎子，王秀英气的大骂：“你们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最后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男人，在陕西生活下来，生育了四个儿女。

　　户县七十多岁的张海花说：“把我就换了两斗玉米。我不爱这个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兴平县七十一岁的李淑芳老人说：“一下火车，就有这里的男人等着。两个人见面，男人说；‘跟我走，我家里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这样来的。” 十六、七岁就被人贩子领来的王秀英说：“人家人贩子把钱一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么办法都没有。”

　　一九六二年，甘肃和陕西双方在陕西西安开会，制定出《陕甘两省关于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纪要》，把一些留陕妇女遣送回原籍甘肃，有两万多妇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

　　王秀英老人说：我的儿子来找过我，但是在陕西留不下，我这里的儿媳妇不愿意。他就回去了，有时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陕甘一家亲是用血、泪、生命凝集在一起的。当时陕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确是收留了数万甘肃逃荒妇女和他们的孩子，扶养他们长大成人。是大饥荒中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

我们永远记念你们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场仍然被掩盖、被掩埋的大饥荒。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他的百万言《墓碑》中这样写到。

　　他们死了，我们活着。他们不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手足。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悼念他们。笔者的大饥荒亲历者访谈实录正在出版之中，意在让人们更加了解、关注这场饥荒，记住这场人类的最大悲剧！

　　依娃，《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