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两个特殊问题的交代

“大跃进”运动，是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结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我衷心拥护，没有异意。当时，我是温江地委第一书记，温江地委对党中央和四川省委“左”倾错误的高指标、瞎指挥、高估产、高征购等，一般都接受了，执行了，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我这个第一书记负主要责任。这我在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讲了。当时，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委负责，不要地委、县委负责。我在温江地区的小组会上讲，我们地委也有责任，上面“左”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向下面贯彻了，下面浮夸虚报的情况我们向上面报告了。“文革”中温江地区机关的造反派把我揪回去，召开地区机关干部、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喊打倒我和打倒曾在我领导下工作的干部的口号，我不举手，打我也不举手。他们问我喊打倒你的口号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我在温江地区工作中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他们又问我喊找倒宫韫书(我在温江地委时地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我调离温江地委后的第一书．记)的口号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我在温江地委工作期间工作中的错误我主要负责，我调离温江地委后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但地委比较接近实际，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细一些，做工作比较谨慎一些，因此，对过分“左”的东西和我们在工作中觉察到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能说的话说了，能做的事做了，能不执行的没执行，避免了一些更大的错误和损失。党中央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精神是宜粗不宜细，我没看见各省、市、区和地方总结这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我也除给四川省写历史的部门和成都市写党史的部门写送过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的材料外，也未讲什么意见，我也从未想讲什么意见。现在有人在写原温江地区的农业“大跃进”，这关系到温江地委的这一段工作，关系到温江地区的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关系到温江地区有粮死人的特殊问题，我必须以史实说话，把我亲自经历过的而档案资料和别人都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交代清楚，以免给后人留下弄不清楚的情况，被没有经过查证核实的、不能全面正确反映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材料歪曲了这一段历史。这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是：

(一)水稻亩产万斤问题的主要情况。

一九五八年春党中央成都会议提出总路线以后发动“大跃进”运动，当年秋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翻番，人民日报放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我叫地委办公室以地委的名义给各县委发了一个通知，如有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块，报地委验收，没经地委验收的，地委不承认。有一天郫县县委报告，他们犀浦乡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田，要收打，请地委去验收。同时，他们报告了省委。我们地委去时，省级和成都市级机关已去许多人参观，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廖志高同志、省法院院长张书时同志、成都市市长米建书同志也来看了，四川日报社和农民报社记者拍了照片。水稻已收打一部分，谷子堆放在那里，农民在休息，还有一部分待地委验收后收打。我们当时头脑发热，没作调查，也没现场检查，就让他们继续收打，由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郭岚同志亲自掌称称谷子，称的结果亩平三万多斤。我们兴高采烈回到县委，接到省委书记兼秘书长闫秀峰同志的电话说，省、市机关参观了的同志中有人反映是假的。我当晚就找县委书记刘致台和乡、社的同志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讲真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是真的当然好，如是假的，早点说清楚，现在影响范围不大，还好挽回。不然，省委通知各地来参观了，影响范围扩大了，就不好收拾了，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他们始终坚持说是真的，只好第二天到现场检查和调查。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致台同志一起到现场，田已耕，谷桩已看不见了。省委派农村工作部史立言同志先来了，他在这里驻过社(即蹲点)，干部、群众都熟，很快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是假的。因此，他一见我就说：“老宋，不用调查了，假的”。我发火了，当时就对刘致台同志讲：“此风不可长，要刹”。回到县委，我给刘致台同志讲了三条具体意见：一、要检讨；二、这个假现场是那个搞的，弄清楚叫他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挽回不良影响；三、要处分他，给什么处分，你们县委研究提出意见，报地委审批(后来县委报告是赵忠福同志搞的，处分了赵忠福同志)。然后，我就到省委，向闫秀峰同志作了汇报，闫秀峰同志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我回到地委，已搞两天一晚上精疲力尽，就睡觉了。第三天郫县县委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又有一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请地委去验收。我们地委去时，他们已收打完了，我们没验收，即返回地委。有一天，省委办公厅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到成都市红照壁礼堂听报告。我们去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是省级机关的干部，有没有成都市的干部不清楚，地委的干部只有我们温江的。李井泉同志在报告中讲到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问题时说：“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后来我在四川日报上看见新繁县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叫地委办公室打电话问该县县委书记曹云生同志，他说是并栽的，我们没有管它。又后来我在四川日报看见郫县也有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的田，我们没有理它。此后我就奉命上山大办钢铁去了，地委的日常工作由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曾笳同志主持了。当年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李井泉同志在报到当天晚上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上问我：“你们郫县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中央广州会议已印发材料，你还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去了解一下”。我说：“好么”。省委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开完，我从重庆回温江，刘致台同志从郫县到重庆，我把上述李井泉同志问的情况给他讲了，请他给李井泉同志当面汇报。我回来问地委的同志，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弄清楚，是我上山大办钢铁期间，省委廖志高同志去郫县检查工作，郫县县委向廖志高同志汇报，他们有十三块亩产万斤的水稻田。廖志高同志把这些材料带到中央广州会议印发了。但我们地委始终没有承认一块水稻亩产万斤田，这股水稻亩产万斤田的浮夸风没在温江地区其他县刮起来。

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郑州会议提出，农业“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具体解释是，耕地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分之一轮息。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曾笳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反复研究，一亩栽多少窝，一窝栽多少根，一根结多少颗粒，怎么也算不到一万斤。一九五九年初，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会前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我感冒了，派曾笳同志参加。李井泉同志讲：四川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配四百万亩万千田的任务。首先就问：“曾笳你们温江怎样？”曾笳同志说：“我们全区只有五百三十万亩水稻田，要搞四百亩万斤田有困难”。李井泉同志说：“你们不是有亩产万斤田吗？”曾笳同志说：“那靠不住”。李井泉同志说：“你不相信，叫刘致台来”。刘致台同志来后，李井泉同志对着刘致台同志说：“你们的万斤田有人不相信，你说是不是有？”刘致台同志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有”。李井泉同志转过脸问：“曾笳你说呢？“曾笳同志说：“有没有是不是调查一下再定”。李井泉同志很不高兴的说：“啊！我们会场上就有怀疑派呢”。曾笳同志对刘致台同志很有意见，公开同他唱对台戏，所以就派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去郫县调查，申培林同志到红光公社调查。

曾笳同志回来，把上述情况给我讲以后，我说不能这样做，这样硬顶起来不好，查清有一万斤你下不了台，查清没有一万斤李政委(李井泉同志兼军队政委，人们习惯叫李政委)下不了台，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同志叫回来，先想办法缓冲一下，以后把情况弄清楚再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把申培林同志叫回来。申培林同志回来要给我汇报他初步了解的情况，我没要他汇报。另一面，李井泉同志要郫县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介绍水稻亩产万斤田的经验。我给刘致台同志说，你给李政委说一下，这次会议不讲，以后弄清楚再说。

他说，他不好说。在这种省、县夹攻地委的情况下，我含着眼泪对刘致台同志讲了两句话：“你们县委讲，我们地委检讨”。省委开三级于部大会，红光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同志介绍他们公社青年种植小组种的水稻试验田亩产万斤的经验，讲得有声有色，活神活现。李井泉同志当场就严厉批评曾笳同志：“曾笳你为什么要吹了，你从心不良”。郑功瑶同志讲完，我走到主席台前请示李井泉同志：“要不要我们地委检讨？”李井泉同志说：“不要”。我们地委没检讨。但是，四百万亩产万斤水稻的任务怎么办？这是我们地委在会中和会后考虑的主要问题。执行，危险很大；不执行，省委又不允许。正在这样为难之际，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下来了，我们以为这一下解决问题了。省委通知，将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到县委，传达到生产队长。并传达李井泉同志的指示，“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我们遵照执行了。传达后，省委又通知收回去，我们也遵照执行了。李井泉同志和廖志高同志在重庆召集川东南的地委书记座谈贯彻执行毛主席(党内通讯)的意见，写了个(会议纪要)的稿子。廖志高同志把这个稿子带回成都，由李大章同志主持，召集川西北的地委书记座谈。这个会我报到得早，我去时田家英同志(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已从新繁县大丰公社点上回来(当时他带中央办公厅一个工作组在那里蹲点)，我们二人谈了一会。谈到水稻密植问题，我说，我们研究最密也只能栽窝距四寸，行距七寸。他说，他们和农民研究的意见是“一尺见方”或“一尺两头栽”。(具体栽的密度的尺寸记得不准确了)按这些密度栽插，亩产万斤的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天座谈会开始，田家英同志没讲他的意见，我讲了我的意见，会议没指名的批评我“吹冷风”。我头脑发热了，在吃中午饭时冒了两句：“我是稳健派，不是激进派”。会后，李井泉同志从重庆经川北回到省委，亲自给我打电话批评说：“你吹冷风，瓦解士气，动摇军心”。同时，通知我们温江地委常委和各县县委书记到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开会，意思是我贯彻不下去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省委直接往下贯。我到省委开会，带了大邑搞小麦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的试验结果只收六百斤的材料，给李井泉同志看。这块试验田我看过，是精心选择的一块容易通风透光的包包地，进行高度密植，防止倒伏，苗期长的很好，最后还是由于过密倒伏了，产量不很高。我给李井泉同志看的意思是，小麦搞高度密植亩产一千斤没成功，水稻大面积搞高度密植亩产一万斤要考虑。李井泉同志没看这个材料，就讲他的意见。在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会议完了，我们地委常委回到地委，开常委会，讨论给省委写检讨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这个检讨没法写。宫韫书同志(地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说：“老宋，准备再挨批评，你去省委向李政委把我们的意见讲清楚”。大家都同意宫韫书同志的意见，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一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行不通，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

(二)有粮死人问题的主要情况。

一九五九年，高指标，瞎指挥，使粮食减产，高估产，高征购，使农村严重缺粮，但在中央卢山会议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的压力下，于部、群众不敢讲真话，一时弄不清情况。

当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下午我到温江县永兴公社田间了解小麦播种情况，跟随社员回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看见蒸笼里蒸的是红苕，没有米饭。我便问社员，你们怎么尽吃红苕，不吃米饭呢？社员说，红苕不好保管，谷子好保管，我们把红苕吃了，再吃大米。我又问队于部粮食产量、征购和留粮情况，从他讲的数字看没有问题。但我察颜观色感到情况不正常，内心发生疑虑，回到地委机关，派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丁文同志回家乡大邑县王泗公社了解水稻产量的真实情况，他回来汇报说亩平九百多斤。又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柴荣华同志到他常年蹲点的温江县万春公社了解水稻产量的真实情况，他回来汇报说亩平八百斤。又叫地委办公室给各县委打电话，要他们报安排群众生活需要的统销粮的数字，有的县不要，多数县要的不多。我把这两个矛盾的情况向地委常委会汇报了，经过地委常委会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下决心准备犯浪费国家大量粮食的错误，把地委有权支配的二亿一千万斤或一亿七千万斤粮食的三分之二一亿四千万斤或一亿二千万斤，按人均一半(口粮)、猪均一半(饲粮)的办法，分配给各县安排群众的生活。同时告各县委，地委手里还掌握七千万斤或五千万斤，不够再报，以防出问题。郫县不要，地委没少给。但是，由于我们当时的头脑还不清醒，对一般的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粮食减产的情况不清楚，对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对党中央卢山会议反右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压的干部群众饿死人也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更未想到，没紧接着督促各县委一定认真负责切实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有些县，如新繁县，当即把这批粮食全部拿下去，就出的问题小。而有些县，如广汉县，没及时把这批粮食拿下去，就出的问题大。如全区各县都及时把这批粮食全部拿下去，再把地委手里掌握的粮食也要的拿下去，可以少饿死很多人。当时，温江地区仓库存有粮食，如情况明，上下认识一致，经过报告请示批准，再动用国库的一部分粮食安排群众生活，可以做到不死人。但在中央卢山会议反右精神一直传达到基层的压力下，没有能够做到，这个教训很沉痛。

一九六０年夏，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布置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铺张浪费的新三反运动。我从温江乘汽车到重庆经过资中县在公路旁边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休息了一下，看见炊事员烧火做饭，在一大锅水里煮了少许小麦颗粒。有一位老太婆一边用棒子复打小麦壳壳，一边说：“害死人，害死人，他们瞒产私分，说我们也瞒产私分”。我把麦壳壳拨开看了一下，地下有很少一些小麦。我便问生产队干部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区委发现有个生产队把打下的小麦的一部分藏在麦秸下面准备私分，就说其他生产队也有瞒产私分，叫生产大队派人监打小麦，并把打下的小麦当即全部送到生产大队仓库，叫生产队吃瞒产私分的小麦。我问他，你们瞒产私分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他你们吃什么？他说你看，就吃复打小麦壳壳里的小麦。我下午到重庆，看见内江地委第一书记张励同志就把上述情况给他讲了(资中县属内江地区)。晚上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叫各地区汇报小春粮食征购情况。有的地委书记汇报说，小麦是打下了，但有的(些)生产队瞒产私分了，收不起来，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还没完成。第二天晚上省委召开电话会，一直开到县，督促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叫上述地委书记在电话上介绍了他在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上汇报的情况。第三天早晨温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报到了，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短会，把省委电话会议的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叫他们打电话回去打个招呼。我说：“我是两面开弓，小麦真正打下了，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如没打下，不要乱来(即不要搞反瞒产私分)”。各县小春征购任务都完成没有，记不得了。省委在会议期间讲，省的三级干部会议完了，各县要紧接着开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我就打电话回去，请地委督促各县委，抓紧时间耨水稻的二道秧，力争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期间耨完，县委书记们回去要开县的三级干部会。但我从省委开完会回来了解了一下情况，水稻的二道秧还没耨完，经地委研究，我就给省委秘书长周颐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省委批准我们把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的时间推迟，集中力量耨水稻的二道秧，耨完水稻的二道秧再开县的三级干部会。周颐同志说：“其他地区都是一面开会，一面抓生产，以会议促生产”。我说：“促上去当然好，促不上去一亩水稻至少要少收五十斤谷子”。周颐同志把我们的意见报告了省委，廖志高同志批准我们的意见，我们耨完水稻的二道秧才开的县的三级于部会。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两条具体措施，减轻了当年减产的程度。

一九六０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温江地委完成。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只有新都县火车站仓库的粮食，动员于部、群众连夜搬运才能赶得上，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新都县委完成。在这种已经造成全国严重缺粮的局势下，只好局部服从全局。温江地区自己生产的粮食被外调一部分，本地区农民和全省农民一样人均每天吃半斤大米。在这样非常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级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决定，从地委起，全区各级机关干部都和群众一样吃(农民大小人平均每人每月十五斤大米，机关干部大人多每人每月十九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每人每天加四两糠(粗细混合)，一斤蔬菜。如行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如不行，再说。会后地委在崇庆县三江公社开的现场会，各县县委书记参加，就是按这个标准吃的。省委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书记杜心源同志和秘书长周颐同志来地委，我们也是给吃的米面加糠菜。但时过不到一月，地委办公室主任杨彬同志从农村肿回来了。地委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下乡的干部每人每月增加三斤黄豆，磨成面粉，炒熟，每天晚上用温开水冲一碗吃，以坚持工作。同时考虑到农村有四种人过不去，即老人、小孩、病人、孕妇，全区大约一百万人，给每人每月增加三斤粮食，到接第二年小春粮食下来得一千几百万斤粮食(几百万斤记不的了)，地委没报告请示省委，违反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擅自动用了国库的粮食，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省委李大章同志(分管财贸工作)知道了，批评我们地委搞本位主义，巧立名目，动用国库粮食，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地委接受这个批评，保护这一百万人，又少死了一些人。当年冬天我也肿了，有一天到厕所解手倒在回来的路上，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注射青连霉素控制不住，白天黑夜咳的不能安眠。省委秘书长兼保健委员会主任周颐同志带领西医曹中梁、中医黄德璋和省党校“火神”(专长用热药)医生卢铸之给我看了病，召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海香同志、地委办公室主任杨彬同志和我老伴石彬同志商定，为了使我的身体能够支撑当时的局面，瞒着我给我搞特殊供应，我觉察后责令公务员小毛到地区商业局查出来，从石彬同志那里要出供应证，退给地区商业局，坚持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

一九六一年夏，温江地区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农民的口粮就没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够农民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的口粮，就完不成小春征购任务。经地委研究，我把这个情况向省委李大章同志汇报了，要求少完成些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多给农民留些口粮，李大章同志在办公室走过来，走过去，不表态。我看见他难为情，就回去，向地委常委汇报上述汇报的情况说，看来李大章同志也很难为情，同意我们少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省上不好办，不同意我们少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出了问题他也不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地委无能为力。各县委继续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实际都完成没有，记不得了)，而农民的口粮不够吃。新都县委反映，水稻的二道秧子耨不起走，农民下田耨几行就没力了，躺在田坎休息。我又把这个情况向省委廖志高同志汇报了。廖志高同志说，贾启允同志(也是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刚从彭县回来，也看见这种情况了，问题是没有粮食。我说，我们仓库还有一些粮食，但没指标了，我们借，秋天保证还。廖志高同志问，得多少？我说，只解决坐上锅没米吃的问题得一千几百万斤(几百万斤记不的了)。廖志高同志请示了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在外地)，批准我们借了一千几百万斤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的问题，又少死了一些人。当时温江地区库存粮食只有二千几百万斤或三千几百万斤，省上还要调，我们地委不同意调了。先由地区粮食局和财委向省上主管部门反映，不行。然后我亲自到副省长兼财委主任张韶方同志那里谈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库存粮食只有这么一点了，省上还要调，调完了我们再出问题怎么办？张韶方同志说：我再从别的地方给你们调粮食。我说：你把温江地区的粮食调完，那里还有粮食给我们调？他说：你说的也是，把你们温江地区的粮食调完，再没有什么粮食可调了，即是还有一点，也在边远地方，远水解不了近喝。问题是现在宜宾地区在死人，是先把这些粮食调到宜宾地区救人，还是放在那里准备你们再出问题用？我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同意先调到宜宾地区救人。当年秋天，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同志在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养病，到灌县看了一下，回来给我打电话说：“老宋，你今年遭了，成灌公路两旁田里的稗子长的比谷子还高”。我说：“是，二道秧没耨上去，一亩少收一百斤谷子”。

一九六一年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我请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同志向省委李大章同志反映，解决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即少配一些征购任务，多给农民留些口粮)，不然温江地区再垮下去，就保不了成都市了(省上每年从温江地区调几亿斤粮食保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反映后，李大章同志说，回了成都再说。李大章同志又是西南局常务书记，回成都后派西南局农办主任张励同志来温江地区调查。张励同志调查后，认为我们地委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意我们地委的意见，向省委写了报告。李井泉同志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前省委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再说，看看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省委在成都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题之一是小春粮食征购问题。省上提出的讨论文件中给温江地区分配的小春粮食征购任务仍重，完成这个任务农民的口粮又不够人均每天一斤原粮。我根据一九六一年的教训，坚持农民的口粮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安排，要求减少小春粮食征购任务，或者是说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尚差部分在大春粮食征购中一起完成，使我们喘一口气。省上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发生争论，我发脾气了。我说：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再不解决，继续垮下去，不仅自己没有饭吃，也保不了成都市，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和绵阳地委李林枝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李林枝同志说：全省的问题一下解决不了，先解决温江地区的问题，不能使温江地区再往下垮，温江地区再垮下去，保不了成都市，不仅是温江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省性的问题。当天上午，廖志高同志主持会议，宣布休会。中午，李井泉同志叫我谈话，问我：你上午发脾气了？我说：发了。他做我的工作说：不要发脾气，心平气和地说。我说：好么。下午省府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省长赵仓壁同志、副省长兼省财委主任张韶方同志、省财委副主任何仲明同志、省粮食厅厅长管学思同志、副厅长刘运生同志，集体给我谈话，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解决了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一九六二年温江地区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在省委、省府、省级有关部门和兄弟市、地支持下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口粮问题，再未出现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开始恢复生产，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水稻亩平增加一百多斤，全区共增加五亿多斤粮食。又经过三四年努力(我一九六四年初调离温江地委)，到“文革”前粮食生产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写后之语

这个《交代》，我本来还想在文字方面修改一下，但眼底黄斑又出血，视力又下降，不能再勉强了，只好如此。请谅解。

宋文彬，宋文彬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