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仿照苏联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但实际上，这种观点过于单一。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实行的是什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1，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试图打破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毛泽东向来不喜欢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曾多次将企业管理权等下放地方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照搬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这其实是误解。在当时，毛泽东一直批评中央集权，倾向于将经济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1957-1958年，在他推动下，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然而权力下放后，经济便出现紊乱，“大跃进”期间经济严重衰退，1961年后，刘少奇、陈云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试图恢复经济。
然而，毛泽东对分权依然念念不忘，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试图打破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中央还是虚君共和，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际，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手上来的厂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出去。”不过，文化大革命在几个月后就开始，毛的分权计划再次推迟。七十年代初，政治形势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向地方分权的这种局面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应分散到各地方去。…
毛泽东认为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规划、规章管理经济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为何不喜欢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央集权限制了民众的积极性。1956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反教条主义”，对苏联发展经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那么毛泽东要实行的什么经济模式？那就是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建国初期，毛泽东尝到了几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甜头，认为群众运动这法宝同样也可以搞经济。他多次说过，不要怕教授，不要怕权威。他曾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人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义者恐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源于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还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归结起来是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某此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二五”“三五”计划难以进行，企业的苏式标准几被取消
长期以来，每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计划，但是“二五”（1958-1962）开始执行不久就被“大跃进”打乱，“三五”（1966-1970）刚开局，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政权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在当时，毛泽东个人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几乎等于零。1967年的计划订出但无法传达到基层；68年年干脆就没有计划，而1969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国家财政收入从66年的559元降到67年的419亿元，68年更跌至361亿元，比十年前的水平还低。而中国的经济也在大跃进和文革时间出现剧烈波动。
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宏观经济层面的混乱局面，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亦出现。毛泽东批评苏联的经济模式后，在华苏联专家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学者沈志华引用苏联政府的报告说，1958年下半年，中国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如1959年4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苏联工程师抱怨说，他们已有3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
沈志华在地方档案还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
02，但以群众运动搞经济与苏式的计划经济无实质区别
以群众运动形式搞经济实际上“不讲科学”“蛮干乱干”
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群众搞经济，调动积极性，但现实中，往往是“不讲科学”“胡干乱干”。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马宾在30年后对历史学者罗时叙讲过一段回忆：1958年，他在北戴河亲耳听了毛主席关于钢产量由535万吨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讲话，会上群情激昂，有人当场作诗曰：“坐八百看一千，土办法不花钱，大家一起努力干，年底一定会实现。”马宾对这个目标很是怀疑，可是却不敢公开质疑，回到工厂后，“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炼钢车间把规章都烧了，对产品质量也不进行检查了”。后来的结果是，鞍钢生产出来的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了42%。
发生在鞍钢的荒唐事并非独例。“广西有了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可是专家们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的，就死活也不肯去。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厂是完全由苏联人援助建成的，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好的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中方为了创造纪录，违反既定的工艺规程，热火朝天地一阵猛干，结果炼出大量的废品。一些苏联专家对钢铁领域发生的盲目过热很担心，他们向苏联使馆作了反映，再由使馆向中方上级提意见，结果当然引来很大的反感。”…[详细]
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也只是领袖实现“政治计划”的手段，“政治”替代了“经济计算”
毛泽东一直将“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可以说，“大跃进”运动表面上是赶超英国、美国，而实际上是在赶超苏联。在发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说：“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实际上，无论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企业的生产管理都需要指导性指标，但是毛泽东时代企业的指标设定并非依据客观的生产能力和运营情况，而是基于领袖的喜欢。尽管当时毛泽东将企业管理下放都地方，发动群众搞经济，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几乎围绕着他的目标运行的。所谓群众运动搞经济只是领袖实现“政治计划”的手段，“政治”替代“经济计算”。
所以，企业根本无“计划”和“经济核算”可言，所谓订计划只是“凑产值”“凑目标”，而工厂的统计也都是“用假的编出来，从质量、计划、成本都是浮夸”。学者贾文娟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把没有完成的产量报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报做完成！……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在制品是靠估算的，黑幕很多了！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50％，那就加到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完成计划的。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详细]
所以即便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企业（工人们）也无法自由决定生产
正如上述所指出，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依然是一种“计划”，只不过计划的制定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中央。即便毛泽东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试图让基层获得更多积极性和自由，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赶超目标通过政治层级由上向下传达后，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自上而下的权力任命模式，使得官员为了仕途给企业下达各种目标，企业被作为升官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各色命令下毫无讨价还价能力，根本无法自由决定生产。而工人们在政治强压下，对生产只好应付了事。
贾文娟引述当时一企业生产科副科长的话说：“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很多工人都不表态——他们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了，有什么办法？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耍你。……。”工人的应付了事，造成了该企业在“大跃进”期间价值超过18万两黄金的损失。
结语
苏联的经济模式虽然融入了“经济核算”，但这种“经济核算”不过是单纯的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出的核算，是政治管控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已。毛泽东动员群众运动搞经济，试图打破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但是实际上他与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无实质区别，两者只是硬币的两面，都是以政治直接指导生产，介入经济活动。
黄家杨/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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