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女：两条路线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激烈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下）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晚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一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王任重跟我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一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一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装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晚，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上，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投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出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们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气。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已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来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明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虑，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干革命！

　　 刘涛，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196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