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反细菌战是中国造假宣传吗？（上）
核心提示：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苏共中央12份档案摘抄件。其内容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况。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之前，在中国档案文献能够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之前，任何对这些档案真实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种推测，而不能形成确切的结论。
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问题，美国当局一直持否认态度，并说“这是共产党传统式的天大谎言”，是共产党搞的“宣传战”。[1]在美国解密的有关朝鲜战争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其实施细菌战的内容。因此，国内有些学者也对美军是否在朝鲜战场上实施了细菌战表示质疑。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苏共中央12份档案摘抄件。其内容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况。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摘抄件，并配有两名美国学者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于是国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关于这个问题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粉碎美国的细菌战》一章中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笔者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再次表明如下四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和蜘蛛，散布的面积长约200米、宽约100米。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召洞、龙水洞也发现了蜘蛛和形似虱子、黑蝇的昆虫，面积约6平方公里。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该军卫生科无法确认这些昆虫是否带有病菌。①这是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昆虫。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的报告后，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还要求该军上送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转发了第42军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查看驻地有无同类可疑昆虫，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报告后，除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外，还派出专家到朝鲜战场了解情况、对昆虫标本培养化验和指导防疫工作。
从1月29日到2月17日，志愿军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发现美军投撒的小蜘蛛和苍蝇、蚊子、跳蚤、蟋蟀、蚂蚁等昆虫，密度最高的地区达每平方米1000多只。这些昆虫的出现比每年正常出现的时间平均提早了两个月以上1月底到2月中旬是一年中期鲜气温最低的季节，日平均气温为-4℃～-6℃，2月的日平均气温最低为-19℃～-22.5℃，这种寒冷的气温完全不适于昆虫的生存，并且这些昆虫都是在美军飞机过后发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于2月17日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细菌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标本上送外，要立即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扑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就在这天下午，4架美军飞机经过平康西北下甲里志愿军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炸后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即布满苍蝇，阵地官兵目睹了这一过程，证实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投掷。18日，志愿军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各部在驻地发现可疑昆虫，“为敌机投掷后而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昆虫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及处理意见，呈报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报告中说：朝鲜前方敌人投撒昆虫有三种：一为蜘蛛，二为苍蝇，三为跳蚤，投撒面积甚大。“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往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需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予以援助。”
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朱德还特别批示“不宜送回，以免传染”。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当晚，周恩来即拟出了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并呈报毛泽东：“主席批示已悉，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前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三、先请朴宪永发表声明(即电告)，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和大向世界和大②建议，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③此6项措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判明，美国在朝鲜投撒各种昆虫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其目的是意图进行恫吓和威胁，并试验细菌武器的效能。”④此后，即按此展开了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工作。
从1月28日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可疑昆虫，到2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系实施细菌战的判断、下定反细菌战的决心，前后共23天时间，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事既高度重视，也极为慎重。
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
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开始，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实质性的议程中已有两项达成或基本达成了协议，即第二项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了协议；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于1952年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其余两项实质性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即第三项议程“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1月27日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开始，12月4日起改为以谈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2月11日以谈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始。因这两项议程的谈判双方实质性的分歧较大，至1952年1月底均无明显进展。经双方同意，第三项、第四项议程谈判从2月6日开始暂时停止，转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讨论第五项议程。第五项议程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后，29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复会，继续谈判战俘遣返原则问题；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于4月3日复会。也就是说，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停战的安排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并且谈判双方对这两项议程分歧较大。其中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从2月7日至29日，谈判小组委员会休会参加第五项议程代表团大会谈判期间，双方仍举行了参谋会议，除遣返原则外，对战俘遣返问题各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无论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判断看，还是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看，以及从朝鲜停战谈判情况看，进行反细菌战斗争都与停战谈判毫无关系。到1952年5月初，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基本达成协议后，在战俘问题上的谈判(主要是遣返原则问题)才陷入僵局。而在3月7日中央军委就致电志愿军首长并谈判代表团，专门指示在谈判中慎重对待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这更说明反细菌战斗争与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毫无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
从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在朝鲜投撒带菌昆虫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日朱德的批示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确定反细菌战要办的几件事，均可看出中共中央作出反细菌战的决定是根据战场上自1月28日以来连续发现美军投撒带有病菌病毒昆虫的报告，并按美军实施细菌战而采取措施的。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月19日晚，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研究确定：将国内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三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朝鲜；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和与朝鲜政府协调。⑤
20日上午，聂荣臻、粟裕、贺诚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顾问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顾问表示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美军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在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必将对中国大量使用。苏联顾问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责成卫生顾问阿萨杜良协助中方制定防疫计划。聂荣臻、粟裕当场决定，由总后勤部卫生部集中力量领导此次防疫工作，与苏联顾问一起组成指挥所性质的机关，并于当日将会议情况及苏联顾问建议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一事呈报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
2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容迟。为争取时间，除已令贺诚与苏联顾问和其他专家务于今日(廿一)提出防疫计划外，并自昨日(廿)起已将现有鼠疫疫苗三百四十万份、消毒粉剂九千磅及喷雾器、防疫衣物等，分三日用飞机运到安东，由志愿军留守处速转前方。此外，在国内再赶制一千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入朝鲜。防疫人员除部队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应进行紧急动员外，已令东北防疫队待命出动，并已电请苏方派遣专家指导。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为便于掌握敌人继续散放细菌和我们防疫的情况，请志司⑥务应每日作一简报。至于前方尚需何种药品和用具，亦望随时电告，以便筹送。”⑦同日，以毛泽东名义将这一电报有关内容发给金日成和具体主持停战谈判工作的李克农。
2月23日，周恩来审阅由贺诚组织拟制的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认为“原则可用”，同时呈报毛泽东，建议反细菌战工作可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当日得到毛泽东批准。[2]
2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志愿军发出防疫指示，指出：“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撒下昆虫；很多昆虫朝鲜人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上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投掷方法都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月中旬集训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因此，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为此，除在外交上、宣传上中央另有布置外，现将有关前方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规定如下：(一)防疫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即在目前前线病菌不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军委机构内部由总参、总政、公安部、卫生部等派代表组成中央防疫办公室，战区则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先由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以便分别掌握防疫的情况，交换疫情，研究和指导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后方的支援工作。如果敌人在我公开控诉它的罪行后，仍继续散下细菌昆虫，而前方化验中又更加证实为传染病菌，并不断发现病员和死亡，且数目又日益增多，则我们便应宣布进入第二阶段紧急措施阶段。那时战区和国内都必须组织包括各方面的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全面领导。(二)立即动员前方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速将已送到前方的三百四十万份鼠疫疫苗在部队和防疫区居民中进行强迫接种，并进行疫区的消毒和隔离工作，此事应毫不犹豫地进行。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A、B及破伤风混合疫苗)，现正开始包装，约于三月中旬可送去二百五十万份(供党、政、军工作人员用)，及霍乱疫苗五百万份(疫区和交通要道居民用)。鼠疫疫苗仍在按计划赶制中，防毒口罩亦在布置赶做。(三)应加强防疫的情报工作，除各级防疫组织和卫生机关必须随时将防疫情况报告外，在战区的适当地点必须组织若干化验室与检疫站，并由志卫⑧组成若干机动的化验组和防疫队。为此中央正在组织京、津及其他大城市的化验专家成立若干化验组前往志司。东北防疫队已抽一百五十人分赴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图们设站外，另三百五十人已集中长春训练待命入朝。(四)指定几个专门医院作为防传染的预备医院，准备收容和隔离病人。(五)部队中和居民中的防疫教育极为重要，必须认真地进行，但同时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混乱。总之，我们不管敌人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也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否则即易发生损失，陷于被动。至于具体措施，则请彭酌情处理并告。”⑨
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在国内和在志愿军中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利用国内各种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也同时展开。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和以贺诚为办公室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未完待续）
齐德学，《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0年3期第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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