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小组”的政治涵意已然彰显凶相

哈佛博士、世界银行顾问许成刚：我的文革十年（中）


作者简介：许成刚，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为十多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在十多个主要国际经济学及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


我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更准备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环境。然而，北大荒给了我极为震动的印象，非常惊人的平静，和处于惊天动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曾去过房山的农村，见到过极度贫穷的农民。北大荒却是机械化的耕作，场部实际上是小城镇，人们的住房比较整齐，生活上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异常美丽。我感觉出乎意料的好，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和久违了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打破那里平静生活的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我们来之前，当地也开批斗会，只是那个批斗会比起城市的激烈斗争来，都是有一嗒无一嗒的，不那么激烈，也没有很尖锐的冲突。多数农民并不真的在意谁曾经是地主、富农，谁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带到那里。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标榜革命，有些人也许从暴力和虐待中获取快感。开批斗会时，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负，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寻找我要找的答案，对周围的人和事关心甚少。由于那个村庄相对平静，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从历史唯物论来的，而历史唯物论属于哲学。因此我要通过研究哲学来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国社会。当我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后，我才意识到，要了解社会和分析社会，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阶级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认识到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兴奋，觉得是在发现真理之路上的第一个突破。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甚至没有人交流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通过阅读悟出来的道理。同时也因为这想法同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同毛的多数说法或背道而驰或毫无关联。我自负地以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有弄懂这些基本问题。当时，我给还在清华附中没有下乡的同学写了很多信，跟他们交流这些看法，告诉他们自己在农村钻研这些问题的重要进展，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在刚到农村没多久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学交流了我的这些感想，鼓动大家都下乡。虽然没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动下乡，但是我的想法对一些同学产生了影响。我的信和“论文”在一些同学中流传。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我的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同学，绝大多数是高中的同学，都对文化革命向何处去特别感兴趣。可是多数同学更关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说了甚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么，甚么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当时我的心得，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甚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应用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工具去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信仰共产主义，因此认为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所探索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未能见到的问题；是毛泽东见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当时我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修正主义的制度是甚么？为甚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修正主义制度？苏联、中国产生新阶级的修正主义制度根源是甚么？如果我们连为甚么会产生修正主义都不懂，我们又怎么能去反修？我们怎么能去防修？那时毛泽东在讨论有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读了马克思的着作以后，我认为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过培养接班人的办法来解决的。修正主义制度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的问题是，是甚么因素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会变异？会退化变质成修正主义？只有认识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

当时我写了好多东西，跟很多同学讲，自己觉得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思路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重要的探索的起点。所以我就把相关的认识和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当时来往比较多的同学有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在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没有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经常试图同他们探讨。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所有学生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包括当时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很少有人明白我说的写的是甚么。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但远为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及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了。有人以为我有甚么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中有人对我表示了异议。一些知青，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意见。他们认为我违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着作去读马列着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等等。我当时对林彪的这些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为我后来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这些知青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为自己的探讨辩护，提出了一些说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过，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为了要登到这个顶峰，为了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需要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甚么，否则你就没办法知道为甚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而且马克思已经说过的话，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复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没有说过，我们并不懂，所以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害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置疑，我谈到毛泽东思想自身也还是要发展的，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的努力等等。其实我要表达的见解无非就是有许多问题毛自己也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学习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言论逐渐在知青之间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非常反动。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经点燃，我却根本没有觉察，我沉醉在发现问题的兴奋里，以为讨论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径。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当时在北京还没有下乡的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当时毛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的同学们在准备下乡，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农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学一起到了太谷县，访问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们在不同的村子里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去过一个山村，已记不得村名了。当时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同学有车洪生和郑光昭(后来笔名为郑义)。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山村，和我们黑龙江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里就太贫穷落后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于是很陡峭的山坡地，连用牲口作动力的都比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访问了当时驻扎保定的在三十八军当兵的清华附中同学王湘林。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访真正的兵营。在兵营里，我们讨论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对文革的探讨。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边界上发生了珍宝岛战争。我们绥滨农场就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的那个岔里边(从地图上看“叉”很形象，我们农场的北部是黑龙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苏边界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农场情势很紧张。在这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国营农场改编成为军管，称为建设兵团。整编为建设兵团以后有大批知青进入，我所在绥滨农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九团”，我们原第十五生产队整编成第二十四连。通讯地址则变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共分六个师，分别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命名，二师为设字)九团二十四连。中苏边界珍宝岛军事冲突，甚至更严重的战争都在酝酿中。

边界冲突之前，前线调动部队大多是从黑龙江江面上走的。战争爆发以后，江面基本被苏联所控制，边防军的供给都要靠陆地运输，可是整个黑龙江沿江内地多是沼泽地，运输落后极其困难。因此把黑龙江兵团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去修战备公路。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见识的机会。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以便军队的炮车、坦克、给养能从这条路上过去，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就这样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山上用炸药打眼放炮。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把石块装上卡车，由卡车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铁锹卸车，人工取土，再由卡车把土运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艰苦。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因为那个地方极其荒凉，有时会有狗熊出没，当地人叫熊瞎子，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它们经常是晚上跑到食堂来吃东西，白天就走了。记得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们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从刚刚修好的公路上，会看到有从前线带下来的苏联俘虏，也有从后方去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看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上来的车和下来的车给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时不时地会有军官来做鼓动，来报告前线的战事等等。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做贡献，觉得很光荣，周围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赶战备任务，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肃的起源，就是知青发起的攻击和中伤。尽管来自知青的攻击不会导致我正式成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击对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整肃我，但是当时的上级已经很关注我潜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我到达修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到九团似乎已经负责向修战备公路的领导有交代。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从一九六七年底到农村直至六九这两整年时间里，除了必须的体力劳动以外，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资本论》上。有趣的是，当初下乡的初衷是了解农村的社会。而事实上，到了乡下后，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旋涡，既远离了北京的文革，也没有加入到当地的政治斗争。我把农村当成我的书房，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去思考。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间，我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写书的计划。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当时深受马克思着作的影响，不仅探索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连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的。

我当时感到自己面对的理论问题之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来的知青外，还大量的通过书信和清华附中原来的同学探讨。那时我每天都在写信、记笔记，总是在读、在写。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几乎我所有在农村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也就遗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书信。前面提到过，结束这部分书稿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到达黑龙江刚过两年多一点。我已经不记得是有意还是巧合，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轻狂少年不知道，一场劫难已经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长和转折都并不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自从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我从此成为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从此我因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视。但是，从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的唾弃咒骂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连队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兵团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号。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号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全连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连队，这个连队有自己的拖拉机修理厂，是个相当大的厂房，可以同时修理很多台拖拉机。由于七月份正是农忙时节，拖拉机都下地作业去了，厂房基本上是空的，厂里的大修理厂房可以容纳全连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连的职工都集中到修理厂，门窗全都关闭，突然间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在宣布的同时，就把我关押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没有审判的拘捕。这一切来的极其突然。集会中一些领导及知青极尽手段煽动对我的仇恨情绪。从出身到个人，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到道德，无不卑鄙龌龊。一些“义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体当众宣示了他们的深刻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仇恨。

那天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被捆绑到二十四连的酒坊。酒坊在夏天农忙时不作业，是空的，我被带到酒坊的一间很小的休息室里，从此这间小休息室就变成关押我的狱室。那个房间非常小，屋顶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条很窄的只能容纳一人的小炕，别的甚么都没有。被关押后，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白天被严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斗，在监督情况下进行劳动改造，晚上进行审讯。我到甚么地方，总有两个人看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干活，不允许其他人和我接触。我睡觉的时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时间睡觉，其余所有时间不是劳改就是审讯和斗争会。斗争会一天可多达四次。

不知为何原因，我的这个“反革命”案件成了当时建设兵团的重大案件。一度广为流传的关于“黑格尔小组”的流言，在那个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显凶相。在我被关押后，师团级领导多次亲自光顾，加强批斗力度，指导整肃方案。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特务设备。除书籍外，所有其他被没收的东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斗争会或批斗会被用来作为打击和施压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认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当时斗争会上最常打击的对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动不动就被人指称为“不老实”，而任何不老实都可以是被斗争的理由。斗争会同时也是打击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压的办法。在斗争会上，一些同我有过交往的知青被迫当众“揭发”我的“罪证”，或交代和我的罪恶关系。每当他们的交代“避重就轻”时，斗争的矛头立即对准他们。对我来说，斗争会主要是一种体罚方式。除极度精疲力竭外，在斗争会上也常有一些人或义愤填膺或幸灾乐祸地上来拳打脚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会拳打脚踢或找藉口来体罚侮辱。但是，这些体罚以及斗争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

当时对我摧残最大的来自于审讯，以及审讯所采用的手段。在一开始审讯时，我以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整我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审讯进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首领。他们莫须有地把我从事理论探讨的活动编织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甚至把我的十九岁年龄都当成审讯内容，要我交代伪造年龄、伪造历史的罪行。他们说我写的论文是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伪造年龄。审讯中使用剥夺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等恶劣手段，胁迫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极其恶劣的审讯迫害曾经使我感到自己会终身受尽侮辱而没有活下去的价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时候，我的心理状态曾极度悲观，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记得在那期间，一天夜里审讯后被押回我的狱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紧急叫上级增派一名看守，并把狱室内所有金属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该看守带着显然的恐惧情绪对我实施虐待，我猜测他是误把我的悲观绝望当成仇恨情绪。这样在严格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我被关押的时间，正值全国大搞整肃“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狂潮，各地整肃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用整肃的暴力强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绝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转移到别的甚么问题上去，转移到探索工程技术，去发明点甚么，解决些重要的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从此，钻研数学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甚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甚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的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那段时间，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帮助。发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虽然我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已经离开了共产党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还是很正统的，正统是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所谓“正统”，简单的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走。那个时候搞“农业学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农业学大寨，最终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为了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应该是搞技术革新。在机械化的农场里，我看到了很多严重的技术上的问题，在收割季节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地里，这是由于收割机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装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进收割的效率减少浪费。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我开始了系统的自学。（未完待续）

许成钢，来源: 今天，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