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之时给华国锋写亲启信，托交文件柜钥匙

汪东兴助手武健华回忆粉碎“四人帮”经过（3）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在汪东兴主任陪同下，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使司机李合，把车子开到西楼大厅北侧与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他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他双手把皮包放在膝盖上，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此时，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有什么事情被遗漏了，或者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汪东兴严峻地说：我们再看看去。

　　他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今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长丁志有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行动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舞台帷幕后，从事临战前的演练动作。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行动小组，业已分别集结在怀仁堂以外指定的位置。

　　负责江青的行动组长高云江，同两名成员和三辆轿车，正隐蔽在“丰泽园”后门西侧，便于去“中南海201”的马路边。他们暂时都坐在由史有令驾驶的红旗保险车上。

　　担负姚文元的行动组长滕和松，同全组成员及三辆轿车，位于交通科以南小桥处待命。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以备在必要时配合行动。

　　软禁毛远新的行动组长李连庆，按照张耀祠下午的安排，在丰泽园内待机而动。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示服务科孙洪起、孙振发两位科长，按照他的意图进行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就伫立着一副嵌有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这样，就把整体有800多平方米的正厅，减少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盆、茶杯、烟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两位科长，在机动队员的协助下，熟练迅捷，在几分钟之内，就调整就绪，完成了“战场准备”。

　　此刻已是晚7点20分了，我快步到怀仁堂大门外去看看情况。刚迈出门槛，走下台阶，就看到中南海西门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徐徐驶进，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

　　“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这么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

　　“他正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前厅，熟悉地沿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

　　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你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哪！‘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

　　汪东兴微微地点点头，语气亲切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款款地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主任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话：“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伫立相视，倾心攀谈。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他们慢慢移动着步子，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外照应。”

　　晚7点55分，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不高的话音和嚓嚓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报告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藏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看上去毫无介意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住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头低腰弯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的脖颈，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五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出“东饮水处”小门，把他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老手商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着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沉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鼻梁高处挂着的近视眼镜，凝视前方，他没有环顾左右，直蹬蹬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他们怀着除暴剪恶的强烈使命感，张臂屈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早已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地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

　　华国锋严正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改换了名字“张春桥”，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

　　张春桥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接下去就是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去“201”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201’去了！”

　　东兴同志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直向“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对其监护审查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身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201”。行动小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201”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有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201”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宣纸大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201”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结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泼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应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使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形站立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出了中南海大西门，沿府右街北行，经西四、白塔寺东街大转弯向车公庄方向，进入称之谓“八区”的地下。带路车司机张宗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他左靠右挡，乘虚而进，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有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畅开，只用不到五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东兴同志见我就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华、叶两位副主席，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此刻显得平静舒展。

　　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也没有通知他列席晚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速去他住地按院胡同擒拿。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副主席家同吴德三人，一起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请吴忠司令员一起伺机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的秘书曹万贵，用正厅西侧红供电机子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

　　“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充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

　　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子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同时，我向吴忠司令员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

　　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

　　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武健华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看看摆在前面不远处，那张通常是吃夜餐用的小桌，意欲起身。孙振发迅速跑过去，把桌子搬到华国锋身边。孙洪起匆匆拿来往常开会时，经常准备着的纸和铅笔。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就写好。

　　我接过华国锋副主席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皮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地上铺满厚厚的奶黄色的地毯。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晚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门口，以手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立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他的两臂，下压他的双肩，使姚文元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我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亢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着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行动小组锒铛一声，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姚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内。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汪东兴如释重负，浮现出宽心的微笑。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也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着和悦满意的笑容。（未完待续）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现已离休）

　　武健华，《炎黄春秋》杂志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