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三次脱险

　　在一般人眼里，茅盾是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及社会活动家，似乎和历险扯不上关系。可事实上，一个作家的命运是跟国家紧密相联的。在茅盾的一生中，他不但经历过险情，而且还经历了三次。《传记文学》2013年第二期刊登吕春的文章，记述了这几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第一次：遭遇士兵搜身，急中生智脱险

　　1927年7月初，汪精卫公然背叛了革命。有许多中共进步人士遭遇迫害。经过研究，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当时，茅盾正在武汉。7月23日下午，茅盾秘密接到党的指示，要求他带着2000元的抬头支票去九江找人。抬头支票是一种类似于空头支票的票据，收款人得此支票，仍须经过商店保证或本人有钱存到银行，方可由此银行转账。茅盾带的抬头支票是作为经费到南昌用做起义，当时为了保密，茅盾事先并不知情。

　　茅盾在庐山有位好友，庐山离九江不远，又是顺路，茅盾便先到庐山拜见朋友。不料，朋友已经不在庐山了。茅盾只好找了个旅馆住下。正是盛夏，可是因为战争原因，避暑旅客十分稀少。晚上茅盾在空荡荡的旅馆里闲着无事，就给汉口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写了一篇沿途所见的“通讯稿”。

　　第二天，茅盾准备回九江。可是，吃过早饭后，茅盾突然患起急性肠胃炎，一天要泻几十次，他只好躺在旅馆里等待病情好转。此时山上已无医生，又无止泻药，茶房送来八卦丹，就这样，每天靠八卦丹和稀饭维持着躺了四五天，才能起床稍微走动。

　　8月初的一天，茅盾听到茶房议论“南昌出事了”，他把前因后果连起来一想，才意识到组织上要他带着支票去九江找人，然后陪同九江的同志到南昌是为起义送经费。茅盾溜出去打听消息。一上大街就碰到在武汉的老同事范志超。范志超此前在武汉国民党的海外部任职，她与汉口市妇女部长黄慕兰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同志，长得也美，所以在武汉很有名气。

　　“你怎么还在这里？”她惊奇地问，茅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

　　“你不了解外边的情况吧？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我们把朱培德的兵缴了械，南昌现在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具体情况不清楚。”范志超悄悄地说。

　　茅盾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原来党让他去南昌是参加起义的，他却因道路阻塞和腹泻而耽搁在庐山了。

　　8月中旬，范志超和茅盾一起乘轿下山，直接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舱房，茅盾觉得有点别扭。见到他那拘束尴尬的样子，范志超解释说：“这里不是始发站，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房的票，与其同陌生男客在一起，不如跟你同一房间。”

　　茅盾担心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熟人，计划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范表示同意。

　　茅盾在镇江上岸时，镇江码头上的军警在搜查旅客。搜查茅盾的士兵发现了茅盾身上携带的那张2000元的支票，又见茅盾没有行李，就怀疑起来。他急中生智，低声对这个士兵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士兵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让茅盾走了。

　　回到上海后，茅盾把支票的事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地下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2000元。


　　第二次：新疆任教遭扣留，为母奔丧脱虎口

　　全国抗战爆发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延安先后派了毛泽民、陈潭秋、邓发、孟一鸣等去新疆工作。

　　应杜重远之邀，茅盾准备到新疆学院任教。与茅盾一家同去的还有张仲实等。新疆学院学生不多，共一百二三十人，只有两个系———教育系和政治经济系，教育系的课程主要是教育学、中外历史、思想史。杜重远请茅盾担任了教育系主任，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概论和西洋史等课程。

　　5月下旬，新疆学院的学生演出了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5月26日，《新疆日报》发表了茅盾撰写的《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一天，孟一鸣来看望茅盾。他说：“你要注意，已经有人在背后讲你的闲话了。你是新官上任，热情高，到处去讲演，又写文章，又编剧本，可你哪知道有的人心里却很不舒服。”

　　“我所做的都属文化启蒙性质的工作，又没有涉及新疆的时政，究竟触犯了什么？”

　　“因为你做的工作反衬出了他们的无能。有人从背后向你放冷箭是不足为奇的，你要小心。”

　　“哼，想不到我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实在犯不着。我以后就一不讲演，二不写文章。”茅盾冷笑道。

　　从6月起，茅盾就谢绝了去外单位演讲的邀请，也不再写与本职无关的文章。同时，他开始制造健康不佳的舆论，深居简出。

　　这时，盛世才又请茅盾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迪化分会的会长，而盛与杜重远的关系日趋紧张。于8月初到新疆的赵丹、徐韬等负责的话剧运动委员会与新疆学院的部分学生，在“九一八”纪念日正式公演了话剧《战斗》，相当成功，招致盛世才亲信的妒忌，有关杜重远想“拉山头”、“树势力”的流言蜚语便不胫而走。

　　杜重远则在新疆学院作了两次公开讲话，予以还击。盛世才因此两晤茅盾，都直接表示了对杜的不满。10月上旬，盛世才开始软禁杜重远，杜辞去新疆学院院长的职务。10月下旬，在新疆学院学习的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和秘书孙某先后被捕，侯的罪名是他在同学中散布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是他姐夫代写的。孙某在毒刑拷打下居然供出了一个“与汪精卫勾结”的“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将茅盾、张仲实等也列入了其骨干名单。

　　年底，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自重庆经迪化回国休假。他是茅盾在上海时的熟人，茅盾便向他提出，能否让他和妻子去苏游历，孩子到苏联上学。罗果夫同苏联总领事商量后答复说：“凡从新疆去苏联的中国人、必须得到盛世才的同意。总领事不能擅自请你们去苏做客。”

　　茅盾理解罗果夫的难处，想方设法寻找从陆路回内地的借口。

　　4月20日上午，茅盾突然收到二叔发自上海的一封加急电报：“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母亲去世了，茅盾心如刀绞，夫人孔德沚放声痛哭。

　　“你看，偏要到这个只能进不能出的倒霉地方来，现在要奔丧都不行！”孔德沚责怪起茅盾来，孔德沚的埋怨，使他心中一亮：我何不来个请假奔丧？盛世才一向以孝道教人，我何不将计就计呢？

　　茅盾拿起电话筒向盛世才请假，准备回去料理后事。“好吧。”盛世才沉默片刻后表示同意。

　　在飞离迪化的前一天（5月4日）晚，夜深人静，正准备休息，盛世才突然打来电话，茅盾不禁一惊：难道又有变故？盛世才寒暄了几句，忽然问：“你的儿子不是在新疆学院读书吗？他是不是去内地呀？”茅盾心想，莫非他要拿我儿子做人质？顿时紧张得额头渗出冷汗，镇静了一下马上回答：“督办弄错了，我的儿子去年12月就退学了，他有病，支撑不了紧张的学习，我正打算这次把他带到内地去好好治一治病呢。”盛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那就去治病吧，明天我为你们送行。”

　　第一天一早，盛世才照例在警卫护卫下前来送行。茅盾从未感到时间过得如此缓慢。直至9时飞机飞离跑道，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日寇占领香港，乔扮商人脱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8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这时茅盾夫妇正在香港，住在湾仔坚尼地道半山腰的一个高级职员的住宅里。他们是当年3月“皖南事变”后不久，与大批文化人士一起从重庆转到香港来的，准备在这里开辟抗日的“第二战场”。

　　8日晨，日军从广州沿广九铁路向九龙逼进，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港九上空不时扬起炸弹、枪炮的轰鸣喧嚣声，不时可见硝烟升腾、火光闪现。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茅盾夫妇被安排住到了一个临时避难所，那是一家比较偏僻的大中华旅馆。

　　12月25日，香港政府升起了白旗。清晨醒来，茅盾耳朵里传来了街上清脆的木屐声和几声吆喝声。日军征用了大中华旅馆的一半房间。为避免日本兵来找麻烦，他们在大房间的客厅里摆开一张麻将桌，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成为一局，其他人在旁观战，高汾女士隐蔽了起来。这天，刚打了三圈多，闯进来一高一矮两个日本兵，叽叽咕咕不肯走开。

　　叶以群以平和的口气用日语向他俩招呼道：“懂得吗？也很喜欢吗？”

　　“我们来做老师吧，这玩意学起来不太难。”茅盾和他俩开玩笑，让叶以群翻译给他们听。两个日本兵傻笑着，说他们是乡下人，乡村不大通行这玩意儿。茅盾看这两个兵满口酒气，有六七分醉意，怕他们乘着酒兴胡作非为，十分担心。坐在宋之的夫人斜对面的那个高个子兵，老拿醉眼瞅她，她惶惶不安起来，打完一圈牌后便借口照顾小孩起身走开了，牌局中止。

　　“为什么不玩了？”高个子兵问。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开了。

　　好险哪！众人都松了口气。

　　经过党组织的安排，住在大中华旅馆内的人员，于1941年除夕再一次搬了出去。茅盾夫妇在干诺道中找到一家称为“大同旅馆”的三等小旅馆，不为日军注意。

　　搬进去的第三天（1942年农历初二）下午，叶以群带来一位青年朋友，青年人对茅盾低声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可以走。”

　　翌日，叶以群又帮他们转到了西环半山的一处安全住所。下午，负责与茅盾联络的地下党员来找，他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敌人在香港九龙之间布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密布岗哨，海上有电艇巡逻。他们首先要冲破封锁线，转移到九龙，然后，再撤向大后方就比较方便了。茅盾听后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1月9日下午，茅盾夫妇换上称为“唐装”的黑布短衫裤，扮成商人模样，带着一些随身行李及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向九龙出发了。暮色苍茫中，茅盾夫妇上了一条大船，连夜离开了香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脱离险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吕春，《传记文学》201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