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隐于世——回忆1976年天安门广场“小平头”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1978年年底，在位于虎坊桥的东方饭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的所在地，刘迪是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向我介绍他的人说，他就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的“小平头”。

这场事件我本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件发生时我正因一桩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在城南的半步桥看守所。“四五”事件发生时，看守所里一片骚动，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锁门的声音不断。为了防止犯人趴在窗口向外看，监狱当局很快就把窗户涂上了墨汁，仅有的一小片蓝天从此成了黑色。直到几天后恢复了每晚的新闻联播，才知道外面已经是天翻地覆，“小平头”这个称呼让人格外容易记住。刘迪虽然与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识，但因为我们曾经是半步桥的邻居而备感亲切。

刘迪生于1950年，求学经历极为简单，先是北京实验小学，后是北京第二中学，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两所学校仍是家长们择校的选项。1968年，刘迪赴山西定襄县插队。8年的知青生活，不仅让他体验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疾苦，也开始从书本接受了启蒙思想。

1976年2月，刘迪回京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本打算办完后回定襄取行李彻底告别农村的，却因为延迟在京时间而赶上了4月的天安门事件。

1976年清明

人们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为热爱，因为惋惜，比如乔布斯。而中国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题发挥，背后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4月5日清晨，群众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起来，还设了警戒线。于是，被激怒的群众更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个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刘迪本来并非是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谈判代表被群众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第一，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充当群众运动的领袖。以后几十年交往，朋友们都知道他在私下里做了许多事情，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代人“受过”，但却从来不出头露面。为了解脱那个无名青年，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时，刘迪在采访中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说明刘迪对于自己将面临的危险处境非常情楚。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待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公安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后三个多月，刘迪落网，也住进了半步桥。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一对怀有赤子之心的父子深情，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1976年是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

从11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因为抓人太多，半步桥看守所也从此闻名于世，并且失去了神秘感。我的案子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归入了反四人帮的案件，按照中内的指示，于年底前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有388人，但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1976年底到1977年初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社会上要求平反五四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案件共86起，抓捕16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孙央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1978年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9月至11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一事件没有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动。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11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该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反正回来，于1979年4月完稿，10月出版。刘迪作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

我试图尽可能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时代的奇迹

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刘隽湘。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是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刘迪的父亲在60年代研究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2008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1999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燕京、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解放战争后期，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一个电报召唤回国，代他主持南京政府的中央防疫处。解放军进军北平后，刘隽湘将该处所有资产完整地移交给了军管委。汤飞凡被国际上公认为“衣原体之父”，是他将沙眼从人类高达90%的发病率降到10%以下。1981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表达：“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

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1978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他一生没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八十年代喧嚣尘埃落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做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旅行与聚会。

有朋友不禁追问，刘迪为什么要选择隐身？他为什么不仅对流俗的社会、而且对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隐身？为什么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却又觉得如此陌生？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突然发现，他的经历简单得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编写讣告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除了不愿意接受感恩和报恩之外，除了要与那些夸张矫情、博取虚名者划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个性和高贵尊严，他无法容忍世人的误读与误解，更不想让犬儒般活着的人们难堪。

徐晓，《看历史》（原《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