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

　　凤凰卫视2009年8月15日《我的中国心》文字实录（下）



　　曾子墨：贺龙元帅，虽为一介战将，但业余爱好极为广泛。他爱听京剧，和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私交很好。贺晓明记得父亲贺龙在工作闲暇之余，还经常会和家人一起打打扑克，钓钓鱼，打打乒乓球。有时兴起了，还会外出去打猎。贺晓明说，父亲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管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和他兴趣广泛，对体育运动情有独钟，有着一定的关系。

　　贺晓明回忆说，父亲对发展体育运动的支持，其实不只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对体育就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

　　贺晓明：他太懂锻炼身体的需要了，你说他就说过去的体育，过去的体育是为战争服务。你锻炼这个刺杀，军事训练和身体锻炼，他从来都分得很清楚，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所以要活跃这个部队的气氛，一个是唱歌，要有文工团员、宣传队以外，还要有体育锻炼，就是打球。就是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这个革命乐观主义，就是通过这些它也能反映。所以他特别注意军队的这些。

　　解说：贺龙曾经说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个愚蠢的军队。而在文化素质里包括有体育，在贺龙的部队里，他始终把体育锻炼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率先在部队里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开风气之先。解放后1952年，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让他回北京担负一个特殊的任务。

　　贺晓明：开国百废待兴，什么都需要重新来过，国民党有体育部吗？没有体育部，国民党其他部都有对口接收，唯独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体育部。那我们就自己从头来吧，从头来。所以在国务院所辖的机构里面，就设了一个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谢武申：邓小平给他打的电话，他不是管钱的嘛。说谁让我干，说主席让我干，说有钱没钱，要钱有钱。说有人权没有，你要人我给你调人，他说那行，要钱给钱，要人有人，我这个体委主任我才干的，是这样干得。

　　解说：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包括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等人，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了起来。另外在上世纪50年代，在贺龙和体委的组织规划下，全国各地38个体育馆先后建成，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片朝气蓬勃，贺龙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贺晓明：有一次在先农坛北京市体委，那个体育场看打篮球，那个篮球呢，是八一队不知道是和哪个队打，荣主任也在场，也在看。那球没大好，打得个乱七八糟的。而且八一队后来急了嘛，开始有点小动作，踩个脚啊，揪个裤子，什么都来了，就是很不像样。

　　然后我爸就，这个也是没有他这么做事的，就让荣主任下场，说荣主任把这球赛给我停了。荣主任就下去了，就找裁判员拍拍肩膀，“嘟”一吹哨，停赛，终场，完了。就说把队员待到休息室我讲话去了，讲话去了，开始就批评。

　　说你们停赛，然后你们开始整顿，把检讨给我写好了，你们再开训。所以哪有一个管体育，管到这么细的一个人啊，这是管体育道德、风格。

　　解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贺龙的工作异常忙碌，除了主持体委工作外，他还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持，国务院副总理。有材料显示，当时每天上报给贺龙的文件，包括内参、简报、大参考等各种材料，不计其数。其中，仅必阅件就超过4万字，他平均每天必须做出的批示，也达到2000多字。

　　谢武申：那他怎么办，他有什么办法？他让他的秘书把每天的大事，文件里的大事，每天散布的时候，让秘书一边走一走跟他说，他就明白了。然后，就是阅件4万字，就是靠秘书这么说的。这些批件必须办的，秘书念，念了以后该怎么批，他说完了秘书一写，有的他签字，有的他连字都不签，他秘书代他签字。

　　所以贺老总他也有他的，怎么说呢，他的特点吧，他还是不愿意动笔。我看到好多签字是秘书代他签的。还有好多题词，但是贺老总，自己本身写字是相当好的。

　　解说：60年代初是多事之秋，动荡之秋，中苏关系渐行渐远，中印边界频起争端，蒋介石军事反攻跃跃欲试。而这一切，都对屡经战火的人民解放军，提出了新的考验。1964年，在贺龙、叶剑英等老帅的倡议下，全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比武活动。

　　谢武申：所以在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个叫郭兴福的副连长，他搞了一套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搞的汇报表演。咱们叶老帅呢，他对训练是很重视的，他去了以后一看不错，他回来就给军委写报告。那么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生活了，他就很赞赏叶老帅的报告。他就是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就是要迅速在全军普及，创作要学习开展一个运动，这是从贺老总那里发起来的。

　　以后因为当年罗瑞卿，罗大将，他是军委秘书长，然后总参谋长，他是这么个身份。训练当然总参管，总参有一个军训部，当然总参来管。所以，就是直接领导大比武的是罗总长。上面领导的两个老帅，贺帅、叶帅。

　　解说：短短几个月，群众性的大练兵热潮，使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连毛泽东也曾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但是，率先提出大比武的贺龙，此时却对大比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批评。

　　谢武申：就是在大比武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拼凑尖子班，尖子连队。它这个尖子呢，在大比武的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建制连、建制排。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团，比如说我搞一个射击的建制连。建，建设的建，制度的制，建制就是编制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允许他搞一个建制，我把射击的抽出来，抽到这来，抽到这来组成一个连队，叫我这个团有一个建制连什么的，有这么个事。

　　他为了比赛比武，我这个团参加，去代表我的团。但是我的团整个，我其他的连队没有这么高的射击水平，所以这种偏差是有的。但是，这个无妨大局啊，我这一个连队也是优秀的，也不是造假的。

　　解说：瑕不掩瑜，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比武的成绩，却仍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此时，谁也没想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比武里，一场风雨潜伏其中。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

　　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开始偃旗息鼓，直接指挥大比武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始受到冲击。

　　曾子墨：在贺晓明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恬静、安详的老人，革命工作多年，虽是位高权重，却仍然朴实如初。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贺龙的晚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那场，另人们至今胆寒的十年动荡岁月。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与他公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

　　贺晓明：就是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上海会议上呢，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呀？罗瑞卿不是平反了嘛，平反了嘛。都是被诬陷和诬告了。还是叶群跑到杭州去找主席，哇啦、哇啦讲了五六个小时吧，都是讲罗瑞卿这么啦，这么着、这么着。所以毛主席就说，那上海开个会吧。所以呢，我爸爸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了，对立了。

　　解说：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贺晓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因为这个老要表态，你对罗瑞卿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怎么。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血压高呢，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他就到广州了，从广州以后，他就到渡口，到三线去。他看，他管国防工程建设，他就去那去了，所以在他的照片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有一个建设的有一个沙盘，他那两个手这么扶着在那个沙盘上。我看那个属于最后一次微笑。

　　解说：贺龙考察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的调幅四处飞扬。

　　贺晓明：他愿意工作，他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这个回到北京以后，这个文革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气氛，就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我认为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个形势是属于一个不正常的形势，他跟不上。所以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刘少奇，少奇主席。

　　当时就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呢，还弄出来，这些造反派，还弄出来百丑图，就把这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群体，都全部丑化。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解说：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晓明记得当时在家里，贺龙曾经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贺晓明：他在家里，那时候中央在开会吧，有王任重，还有李井泉，还有他。他们三个人都在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呢，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向中央要反映一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嘛。党内、党外要有区别的，这样不太好。

　　然后呢，我爸爸那时候就让我妈妈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在那办公，就向总理去反映他们的这个意见。那时候我妈妈是我爸爸那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就按照他们三个人，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情况，就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在那个本子上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了，而且还反复问我妈妈，订正说，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说是啊，说这是他们的意见，说内外要有别。结果呢，向总理汇报完了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太跟不上趟了已经，他看不懂，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解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上纲越高，贺龙也要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这个完了以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吧，主席就说，贺老总啊，说你那个，你表态了吗？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他说报告主席，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说，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说我不会再说那些很时髦的那些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这就是他对文化革命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后来打倒的干部，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个时候他那个感觉，说怎么有点像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他认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那也晚了，那他被关起来了，也晚了。

　　解说：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教唆、鼓动下，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贺晓明：当时呢，这个在最关键的就是，同意不同意给贺龙立案。当然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是积极主张赶紧就立案的。主席呢，就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就在那个时候，能替我爸爸说得上话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少了。老同志们，还有老帅们，各个自己都不保，都不保，都面临着被冲击。所以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总理家里。你像好多人就说，是周总理把我父亲从新六所接到他家。这中间状态是这样，是造反派，军队口的院校啊、院校口的，还有体委造反派，就一天围着我们那个家就转悠，揪贺龙啊，交代问题啊。那就是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爸爸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有点烦了，他在新六所他烦了，他说我去见群众去，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就回家去见群众去，他说我不住这了。

　　解说：贺龙从暂住地新六所回到东郊民巷8号，前思后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在夫人薛明的陪伴下，贺龙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

　　贺晓明：他们那个车就拐进新华门，然后到西花厅了，到西花厅了以后，总理不在，不在他们就在西花厅等总理，然后就在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了以后，总理每天都非常忙，就是最后你不能在这一直住下去，最后贺老总到底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总理肯定是，也是请示过主席了，说就安排我爸爸去西山，就再转移再休息，然后临走前是他和那个李先念和我爸爸谈的话，最后两个人告别了，就在这。说等着秋天我去接你，你到那里，你去休息去、休息去。

　　解说：从此一别周恩来，这两位老战友再没相见。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

　　贺晓明：他这么多年，两年来对他的各种迫害，药不给了，你药不给，你不是害人吗？还有一个，水不给喝了，谁都知道糖尿病人三多，要喝水啊，不给喝了。而且每天给那么一小壶水里头，喝得出来，里头还加糖了，你这更是害人。

　　还有你给他压力，让他坦白交代，这都是糖尿病人的大忌啊。然后有房子不给住，让两个老人住在地下。冬天人都有暖气，他们那屋子里冷，没有暖气，我妈妈只好把那个皮大衣那个皮，那个袖子给拆下来，就穿到我爸爸的腿上。

　　你这不都是迫害吗？不给吃啊，就是一个饭盒，你们吃吧，一扔，就在地下了，街上卖的都是新鲜的菜，给他们吃的糠萝卜。我妈妈只好到外头那个地上去自己拔点野菜。你这不是迫害吗？

　　解说：1969年6月9日，监禁中的贺龙与世长辞。

　　贺晓明：后来一直到1974年，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过后，慢慢的这个状态就越来越清楚，越好。主席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多次讲话，要给我爸平反。因为毛主席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就是说，为我爸爸平反是讲过三次话，就是催，赶紧平反吧。最后急了，不要去搞那些材料了，就平反了。另外呢，毛主席能够做自我批评的那个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为我爸爸呢，是做了自我批评了。

　　曾子墨：贺晓明记得父亲去世时，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的名字是王觉，而之后的火化等一系列仪式，也都秘不示人，全部沿用了王觉这个化名。元帅贺龙生时戎马倥偬，死而默默无名。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以赢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