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孙中山对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到了近代化的黎明。自此，人类社会即以一天等于几十年的速度向前迈进。但是，正像章炳麟所指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例如，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因此，一切有远见的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对待这善恶并进、美丑共存的资本主义文明。本世纪初年，当中国国门洞开，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四方求索，殚精竭虑地为国家、民族设计未来的蓝图时，自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部分人，例如梁启超，政治上取法、英、日，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他强烈地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声称为了和外资竞争，中国的垄断资本家愈多愈好。为此，即使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善果、恶果一概接受下来。


　　另一部分人，例如章炳麟、刘师培，他们受了日本社会党左派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比较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果，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章炳麟一度陷入退化论，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之人，其恶也就愈减。为减少恶，人类不如退到原始社会。但是，章炳麟又觉得，原始社会生番的道德品质也还不十分理想，“犹具淫杀性”，因此，人类不如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恶与丑了。章炳麟的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基于和章炳麟同样的立场，刘师培提出：“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完全平等”为原则，每个成员必须轮流为工、为农、为士，按年龄流转于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以实现“均力”。刘师培所要建立的社会，实际上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空想乌托邦，依然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章炳麟、刘师培等宁可不要资本主义的善果，走倒退、复古的路。


　　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1906年12月，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中山的这段话，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对于资本主义，人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全盘肯定，而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创造出更高级、更灿烂的现代文明来。


　　孙中山在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年左右曾经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言论。例如，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这就充分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同时孙中山又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以限制，他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奖励又限制的政策，就形成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因此，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拒绝心理。但是，孙中山却以超乎寻常的气魄宣布：“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他仔细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能在几十年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相信中国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只要顺应潮流，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在开放条件下建设，一定可以比日本富强十倍。他欢迎外资输入，认为中国财力不足，要建设庞大的现代工业，必须募集外资。他以铁路为例说：“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20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他多次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未造铁路以前，其贫穷和中国相同，后来向外国借债筑路，才收到富强之效。在近代中国，外债和鸩毒常常是同义语，借外债办工业被认为是饮鸩止渴。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外债可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对于借外债，中国人民有着痛苦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结果。孙中山主张，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又要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系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同年12月，他在《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中更明确规定：“不论华洋股款，均应遵照中国现行法律办理。”孙中山相信，只要中国保有主权，则不论何国之债，都可以借，即使外人直接投资，也不应该禁止。他说：“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他曾经设想过，以四十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人修筑；又曾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当然，孙中山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他并特别提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

　　除了提倡引进外资，孙中山还提倡借助“外才”、“外技”、“外法”。他既主张派遣十万人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又主张聘请外国的专门家、发明家和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他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孙中山特别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至永远受制于外人。孙中山还曾设想过一项中德合作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开发中国富源，改良中国行政。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一套老方法。对此，孙中山表示：“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有时，他并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为了引进“外法”，孙中山提出，必须杜绝官场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否则，中国决无法借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而获得改变。

　　以上孙中山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外才、外技、外法的论述，同样是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1924年，他又说：“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出伟大的气魄，而且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历史必将证明，它对中国以至世界的伟大作用。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