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日本人第三次打断吗？

　　明年，2014年，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了。对中国来说，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一向被国人视作“蕞尔小国”的日本，把庞然大物中华帝国打败了。败得那样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还要赔款白银2亿两。其实不止此数。有专门研究者说，总数加在一起，是2·5669亿两。而且要用英镑结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第一宝岛台湾，就是这次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的，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问题是中国为何战败？当然，中国虽大，当时实是弱国。所谓积贫积弱。日本虽小，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强国。但应对策略的不智，也是战败的重要一因。笔者几年前曾细详中日甲午战史，发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无处不中日人的圈套。日本的目标，是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陆上的战事不过是序幕而已。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帝的天子之威，给李鸿章施以巨大压力，最后李还是情非所愿地走上了战而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需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也要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六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这个狡诈的老太婆移做修颐和园之用了。

　　甲午战争1894年8月打起。此前一个月，李鸿章还上书力陈：中国的六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和定远号是铁甲船，尚可用，但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战争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李鸿章是真不想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他的最后不得不出海迎战，是翁同龢等主战派纵容光绪威逼施压的结果。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辱国”、“卖国”的蔑称。但公平而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固然有其自身的责任，但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不无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定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求将李鸿章斩首。而所以严惩李鸿章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而是认为，李作为勋旧大臣，没有尽到拼死力谏的责任。陈宝箴、陈三立认为，李鸿章应该以自己的生死去就，说服慈禧和光绪改变主意，阻止这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就是说，在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看来，一百一十九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真正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几年前我在给部级领导干部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是其有成效的显例，但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1928至1937的十年，国力上升很快，又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

　　我们现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问一句：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还会被日本人打断吗？

　　这次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一方的主动权、选择权相当之大，转圜余地无处不有。但如何终极去取，不仅在国力军力，更主要在智慧。没有变化的是，日人的狡蛮、阴狠，远谋虑深。而且有美国为之站台。撑一时之气、拼匹夫之勇、泄积郁之愤，那是张飞、李逵的战法，与雄才大略，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相差何止天上地下。更不要说现代战略家必须以国家长远利益、以人民永久福祉为第一考量。

　　刘梦溪，作者博客，原题：甲午战争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