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经历的事情多了，神经就变得麻木了。面对许多事情，也不轻易动感情了。
可是，两年前，读李世华的《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却让我泪流满面，很多次，不得不放下书，躲进洗手间，任泪水直流，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才又拿起书。
看看这一段：
“大年初三，我便要起程返校。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的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方言，爸爸之意）你娘不……
“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迸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因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作者的父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送葬的棺材“是母亲陪嫁的嫁妆 – 岁月的剥蚀已变得油漆斑驳的柜橱”。
再看这一段：
“儒存叔招呼一声：‘发丧吧。”四个年轻人便架起‘棺材’两头的杠子，抬了起来。一个橱柜加上父亲几十斤干瘦的身躯不会很重的，四个年轻人虽然饱受饥寒，当时可能还空着肚子，也并不显得太吃力。。。。
“这是一只孤独的送葬队伍，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亲戚，没有人围观，只有我们的哭声和几个年轻人踩在泥泞的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随送葬的队伍走着，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当我偶尔抬起头的时候，看见父亲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在‘棺材’的后头摆动。”
李世华的这本书，让人不忍卒读。它所记述的是，在“大饥荒”的岁月里，短短的28天之内，作者一家五口死于非命的惨剧。
还因为，我和作者李世华来自同一个地方，安徽省的砀山县。我们两人的村子，相距十公里，都在黄河故道的南岸，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书中的方言，读起来亲切，很多的人名地名，都听说过。
后来，回国探亲，我就买了20本李世华的书，回去送给朋友，特别是现在我们家乡任职的各级党政官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那次大饥荒。
书中说，“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便在饥饿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我的爷爷就是这样倒下去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之一。
不止一次听母亲说，那个春天，麦子好像总也不熟。生产队的食堂没东西吃了，家里早已四壁皆空。爷爷个子高，饭量大，平时干农活，一天可以锄几亩地。这样的人，一定是先倒下。
很多天没吃东西，爷爷饿的没办法，就和村里人一起，到村庄西头的地里，吃了很多的观音土。观音土这个东西，吃进去，拉不出来。第二天，“爷爷痛的嚎叫不止，好多次，从床上滚下地来，赤身裸体，往外爬。”母亲身为儿媳，也顾不了那么多，多次将赤身裸体嚎叫不止的爷爷拖回床上。当天夜里，爷爷就断了气。赤裸的身子，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嶙峋的胳膊，伸得老长，像要去抓什么，瘦削的脸，因痛苦而扭曲，难看极了。
我们皖北这个地方，千百年来，见证了太多的历史。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就发生在这里。后来，沛县的“泗水亭长”刘邦，率“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在这里“斩白蛇起义”，建立汉朝。后来，“游方僧人”朱元璋先是在这里托钵行乞，又以此为基地建立大明王朝。后来，来自白山黑水的大清军队从这里南下，统一了中国，建立“大清”。再后来，到了1948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里决战，淮海战役中，我的爷爷，和其他许多“支前”的民工一起，推着独轮车，跟着解放军，追着隆隆的炮声和战争的硝烟，一直把老蒋推到台湾岛，推出了共产党的“新中国”。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战马的嘶声渐远，无数的生命，还有斑斑的血迹，都被这漫漫黄沙掩埋。
而生活在黄河故道两岸的百姓，千百年来，就像是沙土里的草，一遍一遍地，被战争的车轮碾过。
历史的脚步并不停歇。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分田到户，可是，分得的土地，还未来得及划好边界，打个界桩，又要合起来了。紧接着，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接踵而来的，是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大饥荒的受害者，主要是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不识字。他们默默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为了写作《温故一九四二》，作家刘震云去问他姥姥，因为“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很多次，我想了解过去的事情，问母亲，母亲总是一句，“都过去了，还说它做啥”，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因为回忆过去总伴着太多的痛苦，很多的中国人选择忘记。
李世华写的虽然是《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可是，在大饥荒的岁月，有过类似经历的家庭数不胜数。所以，作者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数千万死于大饥荒的人们。
我一直认为，大饥荒是了解“新中国”历史的“黑匣子”。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土地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历代的革命家，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以土地为突破口，以拥有土地作为号召和团结队伍的口号。从陈胜吴广到赤眉绿林，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没有例外。1927年在文家市，共产党就提出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夺取政权后，第一件要做的，当然就是“土改”。
分到土地的农户，那种喜悦的心情，在很多作品中，都有过描绘。
可是，土地分到一家一户，不就是私有制了吗？不就回到解放前了吗？这和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党又号召农民把土地合并起来。以“共同劳动”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这与马克思说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是一致的。
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版原装，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苏联过滤的，是列宁主义。中国社会中“均贫富、等贵贱”和“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意识，经过马列主义理想的过滤，放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受屈辱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上中国文化中“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意识这个佐料，再经过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去具体地体现出来，其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自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开始，就注定了既左右摇摆，又上下颠簸的命运，而且，没有一刻消停。
其后果之一，就是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大饥荒可能是最为费解的运动之一。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些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精神污染”，等等，都较为容易理解，原因较为单纯。可是，一场大饥荒，就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了。这个问题，就连毛泽东都颇为费解，他说，中国的农民真好，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没有发生暴乱或起义。
迄今为止，就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范围，过程，很多还不为人知。单单一个因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同的研究者就提出很不相同的数字，有很大的差距。
第一次读到这方面的书，是丁抒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1991年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这本报告文学，可能是海内外描述大饥荒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开拓性的研究，有些资料不完备，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大饥荒死亡人数，作者的估计在2000-4000万之间，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约”的数字了。
后来，读到贝克(Jasper Becker)的《饿鬼》(Hungry Ghost：Mao’s Secret Famine) 一书。作者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这本1998年4月出版的书，也属于报告文学一类。
《饿鬼》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描述大饥荒的书，在这方面，填补了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的空白。
中文的《人祸》和英文的《饿鬼》都属报告文学，总体来说，属记述性质。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作者访谈大饥荒亲历者所获得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可是，这两本书，对大饥荒没有深度的研究，也谈不上学术分析。
后来，接连读到李世华的《共用的墓碑》(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杨继绳的《墓碑》(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5月出版)，还有冯客(Frank Dikotter)写的《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2010年出版。这三本书，让我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这三本书可以互相参照着阅读，李世华的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社会学称为CASE STUDY。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家庭，在大饥荒中，是如何生存，又是如何消逝的。俗话说，一叶知秋。很多的中国家庭，有过类似的经历。《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序言”中，就谈到他父亲的去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生的遗憾。
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全景式的，上下两册，资料详实。全书先是以省为单位，描述全国各地农村大饥荒的惨象，以及城市的生活，然后，对大饥荒做了详细的分析，从大饥荒的祸根，组织基础，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到当时的人口统计，气象资料，等等。
杨继绳在新华社做了三十五年的记者。花了十年时间，利用到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资料，访问当事人，收集上千万字的资料和数据，为我们描绘了这场惨剧的全景。
例如，作者“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和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那几年的气候是正常年景，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他还把“分省的30册《中国人口》中的有关资料，一本一本地抄录，将抄下来的表格列成数据，再一个省一个省地计算”。经过一百多万字的详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大约3600万人。
三千六百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三倍；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2千万，伤1500万；相当于150次唐山大地震；也是广岛原子弹死亡人数的150倍。
冯客是香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是第一个获准使用许多国家密封档案的学者。
黎安友(Andrew Nathan)评价冯客的书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发生的那场大饥荒“最为详实的研究”。
冯客在严谨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大饥荒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年，而是四年，从1958年初到1962年底，饿死的总人数达4600万人，而不是杨继绳说的3600万人。同时，冯客还认为，不仅毛泽东，当时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对大饥荒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冯客不仅描述了大饥荒的惨象，还有深度的思考。比如，冯客发现，在“大饥荒”死去的人中，有6-8%不是饿死的，而是被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打死的。为什么干部要打群众呢？有的是为了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有的是屈服于同级干部的压力，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暴力传统也是因素之一。
在英文版的第300页，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不管地方上的形势有多混乱，暴力总是自上而下的。“赵章生就是一例。1959年庐山会议后，当地开始了清算运动，起初，这位基层党员不愿打那些被怀疑是“右派”的人。领导叫他打，不然，就可能被划入“右倾保守”之列，可是，他还是很不情愿用武力去对付其他党员。结果，被罚款5元，以示警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思想斗争，慢慢地，他屈服于这种压力，开始诉诸武力，把一个小孩子打的满脸是血”。
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乏赵章生这样的人物。不仅是大饥荒，像“反右”，“文革”，涉及范围大的、小的，持续时间长的、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过后，没有一个人会主动承担责任，哪怕是部分的责任，更不要说暴力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反省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受害者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施暴者认为自己是“赵章生”。
像大饥荒，“反右”，“文革”，这些长达数年导致数千万人丧命的运动，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或者中共高层的几个人，可以说明问题吗？可以解决问题吗？那些基层的官员，普通的党员，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任何应该反思的地方？
当罪恶发生的时候，作为帮凶，助纣为虐，当然是罪恶。作为旁观者，袖手旁观，也是罪恶，是另一种形式的助纣为虐。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1966年8月5日，“文革”开始之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施暴者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少女 -- 她的学生。可是，几十年过后，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有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没错，有的参与者否认自己曾参与其中，还有的，百般为自己辩护。
我们这个民族，很多的时候，是野蛮的，势利的，弱肉强食。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所以，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去的错误，那些愚蠢的错误。
一个对痛苦选择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她会重复过去的痛苦。一个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反思能力的民族，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她会一再地重复过去的痛苦。
1962年初，毛泽东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后，刘少奇制定了经济调整政策，向毛汇报，引起毛不满，刘愤愤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农民不是知识分子。所以，一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就没有像57年的“反右”，像十年“文革”，甚至“反精神污染”那样，有很多人书写，很多人研究。关于这场大饥荒，很多的问题，至今还没搞清楚。
甚至有人质疑这场大饥荒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公诸于众，对于大饥荒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出版物也会越来越多。
一位哲学家说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就是遗忘和拒绝遗忘的斗争。
每一本书，每一项研究，都是为大饥荒中死去的人，为那场大饥荒，立起的一块墓碑。
每一块墓碑，都提醒我们，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
刘路新，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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