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以寡敌众抗日的方先觉军长归来,官方媒体为何失声
1944年5月,日本侵略军开始发起豫湘桂战役。此时,中国由于连续七年抗战,师劳兵疲,敌强我弱的状况尚未根本转变,加之一些精锐之师正在缅北滇西发起进攻,收复失地,所以造成国内战场的战力减弱。有史家形容国民政府军队在千里战场上是一触即败,到处丧师失地,确为实情。
当此之际,从6月22到8月8日,却有了鼓舞人心的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衡阳保卫战。中国陆军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的带领下,依仗1.8万人的兵力,同仇敌忾,孤军奋战,在援军不到、粮弹不继的情况下,仅凭粗陋野战工事,抗击着日军五个师团共11万余人的围攻,历时长达47昼夜,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6.8万人,粉碎了敌人妄称三天就能拿下衡阳的美梦。衡阳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以寡敌众的最典型战例,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为此,身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在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上说:“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而日本战史则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苦难的战役”。
衡阳保卫战之后,军长方先觉却生死未卜,去向不明。在陪都重庆,也谣传蜂起,有人说他已经以身殉国,有人说他被俘囚禁,而日本人方面则四处宣传方先觉已经投降了。实际的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引发史家争议而难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方先觉为了保护军民性命与日军签订的有条件协议,有人说是投降叛国,有人说是协议停战。所以,三个月后,当方先觉经人救援,脱险逃离衡阳,于12月11日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对方先觉的新闻处置也面临一个尴尬处境,有史料说一向标榜“不成功则成仁”的蒋介石本人,一见到这个过去的爱将就责骂道:“为什么不死呢?”所以,国民党的官方媒体对方先觉的归来是集体禁口,不予报道的,起先并没有出现如有的史料所讲重庆出现热烈欢迎方先觉的热潮,四处张贴标语:“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等等。
而首先报道方先觉归来的,又是屡屡突破新闻禁区、擅长独家新闻的《大公报》。据《曾敏之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记述,方先觉归来重庆,行踪神秘诡异,无人知其去处,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决心要找到这位抗战英雄,进行独家专访,他费尽心力,终于辗转打听到,方先觉就密藏于国防部总参谋长陈诚的公馆之中。可是陈公馆警卫森严,旁人根本无法入进,于是胆识过人的曾敏之就凭着一身西服革履,坐着借来的豪华轿车,冒充“大人物”,登堂入室,径直闯进陈公馆,见到了隐居于此的方先觉,并详细询问了对方苦守衡阳以及脱险归来的经历。为了保障新闻的可靠性,曾敏之还请方先觉在名片上面签下了大名。之后,便有了一则撼动山城的特大新闻。
1944年12月13日,就在方先觉秘密晋见蒋介石的第二天,曾敏之密访方先觉的独家新闻《苦战衡阳的英雄回来了——方先觉军长平安飞到重庆》在重庆版《大公报》上隆重刊出,同时刊发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在赞扬方先觉的同时,《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腐败无能做了异常猛烈的抨击:“衡阳失守将近一个月,敌人继续发动攻势,……进军千里,直如入无人之境,在极短的时间里,由柳州到独山这条直角的曲线上,多少人民破家荡产,流离逃亡?更有多少物资损失、生命死亡?国家养兵,谁教他们这样无用?统帅教兵,谁教他们如此不肖?”
这则《大公报》独家刊载、印有方先觉签名真迹的特稿,抢得先机,令重庆所有的官方媒体大惊失色,再加上这篇社评对国民党不战而退、失地千里的尖锐谴责,更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感到难堪。蒋介石曾严厉责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是干什么的?而宣传部则把一股怒火转向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严责他们失职,未能事先报道方先觉归来的重大新闻。
方先觉后来到台湾,自此被投置闲散,一生郁郁凄凉。1968年,方先觉因为不堪忍受对他降日一事的指责,一怒之下,竟削发为僧,后于1983年在台北逝世。史料记述,方先觉去世后,当年在衡阳与其交战的日本退伍官兵曾组团来到台湾,在他的灵位前拈香吊祭,并一一报上他们当年参战时的部队序列番号,表示是代表该部队前来凭吊的,所谓威震敌胆,可见一斑。这些花絮,自然都是题外之话。
韩三洲,《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28日 | 来源日期:2013-01-10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