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将大地吸干——台岛50年代恐怖主义之隐性暴力（上）
一 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蒋介石应全党全军的“恳请”复职总统后，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条潜规则，便是确保儿子的顺利升迁，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长、台湾省主席、三军司令等要职任命完后，40岁的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指挥派遣对大陆游击活动。
1954年，蒋经国更上一层楼，调任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国安会”下设国家安全局外，还以原国防部保密局为班底，分别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为蓝本，成立国防部情报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不仅下属各情治单位必须对其负责，必要时相关部会首长，亦需受其节制。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得定期向“国安会”报告，接受督导。
蒋经国虽是副秘书长，但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大小并无丝毫关系。至此，蒋经国实际上成为全岛超过10万警察、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其实际地位仅次于总统蒋介石、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
在这天下板荡、党国危难之时，打从俄国返国回来后，“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的蒋经国，决然地拉开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脚下一个可谓马槽般大小的孤岛，怎能再容这马槽里混入一个驴头？
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蒋经国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以“总统府”名义征收后，取名“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作为他的指挥部。每天，全岛最重大、机要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同时，一条条整肃、捕杀的律令、密令由这里发出。
在他眼里，“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以上引语见江南《蒋经国传》）
台北市郊有一个地方叫马场町，是当年当局枪杀政治犯的一个主要刑场。每一回执行完死刑，地上总淌有一大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将血埋上。随着这里渐渐地耸起一座小丘，可以发现1950—1957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逮捕、处决政治犯最多的时候，尤以1954年前为盛。
上世纪90年代初，马英九执掌法务部门时，在回答民意代表质询中透露，所谓“匪谍案”、“叛乱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计2.2万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统计，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统治中，有10万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计，不止此数；以后得以出狱的受难者们保守估计，大约5000人被杀，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枪决，8000人入狱。
龙应台先生认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大抵只是一个抽象名词，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头落地的一串数字。即便是一串人头数字，这于后人的感觉，尤其是在易膨胀却善健忘的我们这个民族，一路淌过来的一摊摊血水，已几近于路边一朵朵可染红女人指甲的凤仙花，人头也大约麻木成了猪头、蒜头。可于生逢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战栗神经、痛彻心脾却又无从言说、无从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况。
今天的人们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诗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刀刃起落没有声音，鲜血渗入泥土没有声音，无尽的黑暗里腐烂没有声音，尚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声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见了，以眼神言语，连手都不敢摇——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个邻居，办公室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同事，或许，还有你孩子的某个老师，突然，活生生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问起，没有人谈起，更没有人为之伸冤。人人视而不见，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发生的不过是窗外马路上过去了一辆车，从室内悄悄溜走了一股烟气……
众多见证人，在未来的良知法庭上，又群体性地沦为“污点证人”——这就是白色恐怖。
一个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台岛南部军旅的退伍军官，曾对现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杨渡先生说过：
“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来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这就是白色恐怖。
在绿岛里关押过的作家柏杨写了一首诗：
在那个时代，多少母亲，
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这首诗日后被刻在绿岛将军岩西侧的人权纪念碑上——
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谍”就在你身边
比起军队、警察、监狱、枪决等显性暴力，属于隐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在对人性的震撼、于社会的撕裂上，后者或许更甚于前者。
1949年5月，国民党已在台湾地区颁行“戒严法”，宣布台湾为军事戒严地区。时任省主席的陈诚，根据“戒严法”发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实行“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设置山地“管制区”4种，计119个区域，“海防管制线”长达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进入1950年后，当局又制定、颁布与“戒严法”有关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条例，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戡乱法”、“戡乱时检肃匪谍联保连坐办法”、“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报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工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达100多种。
其大要为，在戒严时期，严禁民众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禁止以文字标语，或其它方法散布“非法”言论；每户人家必须与三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要与二人以上连保。一旦被定为“不良分子”，其邻居、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甚至其佣工中，即有多人遭受株连。在基隆、高雄两市实行宵禁，从午夜1时至清晨5时“随意行动者”处死；禁止携带、藏匿武器弹药，不准随身携带刀具；居民无论家居、外出，乃至进厂务工、下田种地，均需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留。警特人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最多的一次，拘留者达1.2万余人。
对出入境实行非常管制，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严厉实行“党禁”，除国民党外，只有“花瓶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其余党派组织，一有露头，即遭雷霆打击。
台湾百姓对于广播这项现代产物的了解、使用，远早于大陆。在1938年每千人拥有收音机为8架，在亚洲地区排名第四，到了1943年，已发展到平均每10户台湾家庭，便有一架收音机。到了1962年，岛上收音机的登录架数已超过100万架。换言之，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前和以后，广播已是台湾一般人民资讯来源与娱乐的新兴主流媒体，是了解世界与社会的重要平台。50年代初，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谁家的收音机坏了，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凡想购新机者，须有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台收音机每年得交执照费30元，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这两项费用加起来，已是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者需加倍处罚。凡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司令部。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科普册子，如《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也遭禁。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属下的广播事业辅导会议的文件中，表明广播电台“值此反攻前夕，更负有配合军事需要，执行心战，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之任务”。广播成为报纸之外，国民党当局向台湾人民宣扬其反共政策的主要工具。一天的节目中，新闻、舆论介绍、反共歌曲、新闻评论与广播文摘……不论哪个时段，都能轻易地接收到反共信息。而晚间黄金时间的联播节目，尤具“警钟长鸣”功能，发散“磨刀霍霍”声。
当局对声音不放心，对文字就更不放心了，患有严重的“文字过敏症”。自1951年起，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0多年间，全岛只有29家报纸。对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报刊不准登载任何未经审查的消息，以双十节这天（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为例，不能报道任何不吉利的新闻，火警、凶杀、抢劫、车祸等案件，一律不得播出，即便发生地震，也需三缄其口。
60年代以前，被指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而遭查禁的武侠小说有一千多种。1965年，445部上映的剧情片中，有三分之一遭到修剪。警特人员经常荷枪实弹，直捣印刷厂，或在公路上拦截运送杂志、出版物的货车，“党外杂志”最是查禁重点。1950年6月查禁122首歌，1961年查禁3053张唱片，在1975年，新闻局在数月间审查的4000多首歌里，其中有五六百首被禁唱。
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中，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只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子民。这些子民，与孩童一样，人格和智力上远“逊”于“家长”，永远被设定为“未成年”；他们没有充分的道德判断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长”来代为定夺，一切对“家长”无条件服从。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及其官僚，被塑造成社会中特有的“成人”与各级家长，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与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化身。（刘军宁《道德权威不属于政府部门》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这批“家长”，主要是指出版、新闻检查官们，实际上就是一帮不穿警服的警察。此外的区别，大概还有两点：一、穿警服的警察需要出现场，多少得获取一些证据，而他们永远坐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现场”在他们小香肠般手指的随意指向上，“证据”在他们红唇白牙的一阵阵翻动中；二、他们比真警察更“敬业”，不要说查封另类文字了，就是嗅出并堵截了一丝半点可能产生的联想、遐想，乃至幻想、臆想，也让他们像抓到金丝雀的猫儿一样兴奋，深感厚待自己的党国没有白给那份俸禄——
“五四”运动以来，大陆知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在内，其著作皆在查禁之列。
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
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因书名暗含毛泽东的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必须在岛上改成《大漠英雄传》。一些地方，《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火眼金睛，检察官们以为这是纵横商海、教人发财的读本。
本土作家的书，从郭良蕙的《心锁》到吴浊流的《无花果》，从陈映真的《将军族》到施明正的《岛上爱与死》……凡左翼作家的书，和党外、独派作家的书，一律封杀。
一篇报道里有一句话：“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就为这一个大腿间的“位置”，《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记者田士林被送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感训”8年……
一位笔名劳影（原名王复古）的青年作家，源源不断有短篇小说发表于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和《野风》等文艺刊物，还自费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黑世纪》。这本小说中，人物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将军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为这一句话，这本小说在没有流通到市面前遭警总全部查禁。劳影经传讯后饬回，幸而未送去吃牢饭……
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年代。
有话不能乱说。在广播电台，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如简为“总统视事”，可能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曾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顿时引起惊扰。因此，“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须小心注意，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宣传上“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惕惧的是“十一”，从这前一天开始，岛上就不许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媒体上不准有祝寿的内容，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商家不可开张剪彩，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情治机关追究。
一位在士林中学教历史的庄吉发老师，上课时对“领袖”一词的解释是：就是衣服的领子和袖口，人们穿衣时这两个地方比较容易弄脏、污损，可如果把它们提起来，一抖衣服就挺直了。所以，说做事能抓住要领而有效率，就叫提纲挈领……当时就读此校的不少学生，其家长就在蒋介石户籍所在的阳明山管理局任职，其中有个学生，回家后将庄老师的解释告诉了家长。此后一段时间，情治人员多次到学校调查这位老师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言行，校长为顾及影响，只好请这位庄老师辞职他去……
话不能错说，字不能错写，衣不能随意穿，青少年头发长了，也会被叫到警察局去强行剪短。倘若将“中国”写成“中共”，“共匪”写成“蒋匪”，“反攻大陆”潦草如“反败大陆”，那就得苍蝇见血一样，一群宪特人员盯你审你好几天。歌也不能乱唱。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指认为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遭禁。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民歌曲里，《四季红》含有“红”字，必须改成《四季谣》；《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小毛”可能联想到毛泽东，只能改成“小牛”。《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民歌，当局认为歌词影射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统被封杀……
起什么名字，也得极端小心。柯旗化，50年代初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语教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无端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牢中前后度过16年半岁月。讯问时，侦办人员断定他的“旗化”之名，作“国旗化走”解，隐含叛乱、叛国之意。他回答：父母的故乡，分别为台南县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长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饮水思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乱国”之意呢？侦办人员听后，依然不依不饶……
那是一个程序化的年代。（未完待续）
胡平，《随笔》杂志 20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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