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将大地吸干——台岛50年代恐怖主义之隐性暴力(上)
一 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蒋介石应全党全军的“恳请”复职总统后,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条潜规则,便是确保儿子的顺利升迁,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长、台湾省主席、三军司令等要职任命完后,40岁的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指挥派遣对大陆游击活动。
1954年,蒋经国更上一层楼,调任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国安会”下设国家安全局外,还以原国防部保密局为班底,分别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为蓝本,成立国防部情报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不仅下属各情治单位必须对其负责,必要时相关部会首长,亦需受其节制。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得定期向“国安会”报告,接受督导。
蒋经国虽是副秘书长,但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大小并无丝毫关系。至此,蒋经国实际上成为全岛超过10万警察、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其实际地位仅次于总统蒋介石、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
在这天下板荡、党国危难之时,打从俄国返国回来后,“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的蒋经国,决然地拉开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脚下一个可谓马槽般大小的孤岛,怎能再容这马槽里混入一个驴头?
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蒋经国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日式别墅,以“总统府”名义征收后,取名“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作为他的指挥部。每天,全岛最重大、机要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同时,一条条整肃、捕杀的律令、密令由这里发出。
在他眼里,“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以上引语见江南《蒋经国传》)
台北市郊有一个地方叫马场町,是当年当局枪杀政治犯的一个主要刑场。每一回执行完死刑,地上总淌有一大摊血。人们把土聚拢来,将血埋上。随着这里渐渐地耸起一座小丘,可以发现1950—1957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逮捕、处决政治犯最多的时候,尤以1954年前为盛。
上世纪90年代初,马英九执掌法务部门时,在回答民意代表质询中透露,所谓“匪谍案”、“叛乱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计2.2万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统计,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统治中,有10万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计,不止此数;以后得以出狱的受难者们保守估计,大约5000人被杀,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枪决,8000人入狱。
龙应台先生认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大抵只是一个抽象名词,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头落地的一串数字。即便是一串人头数字,这于后人的感觉,尤其是在易膨胀却善健忘的我们这个民族,一路淌过来的一摊摊血水,已几近于路边一朵朵可染红女人指甲的凤仙花,人头也大约麻木成了猪头、蒜头。可于生逢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战栗神经、痛彻心脾却又无从言说、无从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况。
今天的人们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诗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刀刃起落没有声音,鲜血渗入泥土没有声音,无尽的黑暗里腐烂没有声音,尚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声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见了,以眼神言语,连手都不敢摇——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个邻居,办公室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同事,或许,还有你孩子的某个老师,突然,活生生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问起,没有人谈起,更没有人为之伸冤。人人视而不见,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发生的不过是窗外马路上过去了一辆车,从室内悄悄溜走了一股烟气……
众多见证人,在未来的良知法庭上,又群体性地沦为“污点证人”——这就是白色恐怖。
一个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台岛南部军旅的退伍军官,曾对现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杨渡先生说过:
“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来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这就是白色恐怖。
在绿岛里关押过的作家柏杨写了一首诗:
在那个时代,多少母亲,
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这首诗日后被刻在绿岛将军岩西侧的人权纪念碑上——
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谍”就在你身边
比起军队、警察、监狱、枪决等显性暴力,属于隐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在对人性的震撼、于社会的撕裂上,后者或许更甚于前者。
1949年5月,国民党已在台湾地区颁行“戒严法”,宣布台湾为军事戒严地区。时任省主席的陈诚,根据“戒严法”发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实行“非常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设置山地“管制区”4种,计119个区域,“海防管制线”长达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进入1950年后,当局又制定、颁布与“戒严法”有关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条例,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戡乱法”、“戡乱时检肃匪谍联保连坐办法”、“戡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台湾省戒严期间报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工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达100多种。
其大要为,在戒严时期,严禁民众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禁止以文字标语,或其它方法散布“非法”言论;每户人家必须与三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要与二人以上连保。一旦被定为“不良分子”,其邻居、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甚至其佣工中,即有多人遭受株连。在基隆、高雄两市实行宵禁,从午夜1时至清晨5时“随意行动者”处死;禁止携带、藏匿武器弹药,不准随身携带刀具;居民无论家居、外出,乃至进厂务工、下田种地,均需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留。警特人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最多的一次,拘留者达1.2万余人。
对出入境实行非常管制,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严厉实行“党禁”,除国民党外,只有“花瓶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其余党派组织,一有露头,即遭雷霆打击。
台湾百姓对于广播这项现代产物的了解、使用,远早于大陆。在1938年每千人拥有收音机为8架,在亚洲地区排名第四,到了1943年,已发展到平均每10户台湾家庭,便有一架收音机。到了1962年,岛上收音机的登录架数已超过100万架。换言之,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前和以后,广播已是台湾一般人民资讯来源与娱乐的新兴主流媒体,是了解世界与社会的重要平台。50年代初,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谁家的收音机坏了,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凡想购新机者,须有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台收音机每年得交执照费30元,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这两项费用加起来,已是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者需加倍处罚。凡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司令部。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科普册子,如《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也遭禁。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属下的广播事业辅导会议的文件中,表明广播电台“值此反攻前夕,更负有配合军事需要,执行心战,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之任务”。广播成为报纸之外,国民党当局向台湾人民宣扬其反共政策的主要工具。一天的节目中,新闻、舆论介绍、反共歌曲、新闻评论与广播文摘……不论哪个时段,都能轻易地接收到反共信息。而晚间黄金时间的联播节目,尤具“警钟长鸣”功能,发散“磨刀霍霍”声。
当局对声音不放心,对文字就更不放心了,患有严重的“文字过敏症”。自1951年起,不再进行新报纸的登记,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30多年间,全岛只有29家报纸。对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报刊不准登载任何未经审查的消息,以双十节这天(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为例,不能报道任何不吉利的新闻,火警、凶杀、抢劫、车祸等案件,一律不得播出,即便发生地震,也需三缄其口。
60年代以前,被指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而遭查禁的武侠小说有一千多种。1965年,445部上映的剧情片中,有三分之一遭到修剪。警特人员经常荷枪实弹,直捣印刷厂,或在公路上拦截运送杂志、出版物的货车,“党外杂志”最是查禁重点。1950年6月查禁122首歌,1961年查禁3053张唱片,在1975年,新闻局在数月间审查的4000多首歌里,其中有五六百首被禁唱。
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中,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只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子民。这些子民,与孩童一样,人格和智力上远“逊”于“家长”,永远被设定为“未成年”;他们没有充分的道德判断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长”来代为定夺,一切对“家长”无条件服从。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及其官僚,被塑造成社会中特有的“成人”与各级家长,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与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化身。(刘军宁《道德权威不属于政府部门》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这批“家长”,主要是指出版、新闻检查官们,实际上就是一帮不穿警服的警察。此外的区别,大概还有两点:一、穿警服的警察需要出现场,多少得获取一些证据,而他们永远坐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现场”在他们小香肠般手指的随意指向上,“证据”在他们红唇白牙的一阵阵翻动中;二、他们比真警察更“敬业”,不要说查封另类文字了,就是嗅出并堵截了一丝半点可能产生的联想、遐想,乃至幻想、臆想,也让他们像抓到金丝雀的猫儿一样兴奋,深感厚待自己的党国没有白给那份俸禄——
“五四”运动以来,大陆知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在内,其著作皆在查禁之列。
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
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因书名暗含毛泽东的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必须在岛上改成《大漠英雄传》。一些地方,《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火眼金睛,检察官们以为这是纵横商海、教人发财的读本。
本土作家的书,从郭良蕙的《心锁》到吴浊流的《无花果》,从陈映真的《将军族》到施明正的《岛上爱与死》……凡左翼作家的书,和党外、独派作家的书,一律封杀。
一篇报道里有一句话:“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就为这一个大腿间的“位置”,《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记者田士林被送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感训”8年……
一位笔名劳影(原名王复古)的青年作家,源源不断有短篇小说发表于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和《野风》等文艺刊物,还自费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黑世纪》。这本小说中,人物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将军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为这一句话,这本小说在没有流通到市面前遭警总全部查禁。劳影经传讯后饬回,幸而未送去吃牢饭……
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年代。
有话不能乱说。在广播电台,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如简为“总统视事”,可能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曾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顿时引起惊扰。因此,“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须小心注意,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宣传上“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惕惧的是“十一”,从这前一天开始,岛上就不许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媒体上不准有祝寿的内容,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商家不可开张剪彩,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情治机关追究。
一位在士林中学教历史的庄吉发老师,上课时对“领袖”一词的解释是:就是衣服的领子和袖口,人们穿衣时这两个地方比较容易弄脏、污损,可如果把它们提起来,一抖衣服就挺直了。所以,说做事能抓住要领而有效率,就叫提纲挈领……当时就读此校的不少学生,其家长就在蒋介石户籍所在的阳明山管理局任职,其中有个学生,回家后将庄老师的解释告诉了家长。此后一段时间,情治人员多次到学校调查这位老师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言行,校长为顾及影响,只好请这位庄老师辞职他去……
话不能错说,字不能错写,衣不能随意穿,青少年头发长了,也会被叫到警察局去强行剪短。倘若将“中国”写成“中共”,“共匪”写成“蒋匪”,“反攻大陆”潦草如“反败大陆”,那就得苍蝇见血一样,一群宪特人员盯你审你好几天。歌也不能乱唱。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指认为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遭禁。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民歌曲里,《四季红》含有“红”字,必须改成《四季谣》;《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小毛”可能联想到毛泽东,只能改成“小牛”。《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民歌,当局认为歌词影射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统被封杀……
起什么名字,也得极端小心。柯旗化,50年代初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语教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无端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牢中前后度过16年半岁月。讯问时,侦办人员断定他的“旗化”之名,作“国旗化走”解,隐含叛乱、叛国之意。他回答:父母的故乡,分别为台南县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长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饮水思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乱国”之意呢?侦办人员听后,依然不依不饶……
那是一个程序化的年代。(未完待续)
胡平,《随笔》杂志 20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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