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人员笔下的红色高棉（下）

　　柬埔寨后来的民族悲剧，中美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利用西哈努克的亲华和反美情绪把柬埔寨变成自己介入越南战争的方便途径，从而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置这个东南亚小国于国际政治的危险旋涡之中。在美国方面，如果说西哈努克暗中支持北越是违反了国际中立，那么美国应该可以有相对应的方法实行制约和报复，而策动政变将他推翻不但是对国际准则的践踏，而且推翻君主制实际上导致柬埔寨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断裂，开启了社会急剧恶性变化之门，最终导致了红色高棉的上台。

　　根据周德高的回忆，1969年底中联部紧急将他召到北京，告诉他根据中方掌握的情报，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局势即将发生巨变，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势力要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他在柬埔寨的活动方式和任务也要相应变化，他要尽量留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并给了他一大笔钱。过后周才知道，这次行动是康生直接指挥的。本来他和柬埔寨共产党没有直接联系，北京给他的任务是建立和柬埔寨共产党的直接联系，并要他回柬埔寨后通过他所熟悉的柬方高级官员把这个情报告诉西哈努克，建议他取消出访。周德高回柬埔寨后向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周成（周德高后来知道此人实际是柬共成员，而柬共巴不得西哈努克被推翻，这样北越和中共都可以放手支持他们），另一个是金边市长迪潘（此人还是西哈努克的儿女亲家）透露了这个情报。两个渠道都把这个信息传给了西哈努克，但西哈努克自认为对朗诺集团非常了解，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而是按期出国访问，于是被推翻。

　　对于中共要通过自己向西哈努克政府通报，周德高开始很不解，用他的说法是以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关系，为什么周不亲自向西哈努克通报如此重大的情报？ 这也可能是一些读者看到这里会产生的疑问，从而质疑这个叙述的可靠性。周德高后来解释说，可能当时西哈努克对北越对红色高棉的支持也不满，启用亲美派朗诺和施里玛达等人表示在中美之间的平衡，而中共”不愿和美国在西哈努可面前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当时红色高棉的武装斗争已有起色，如果西哈努克被推翻，柬埔寨正好可以放手革命，或许坏事变好事，促成印度之那革命的早日成功。

　　其实，以周恩来的谨慎和经验，采用这个方式向西哈努克通报是有可能的。因为任何情报，尤其是重大情报，不但难免有真假难分的一面，而且以周的身份或中共官方的身份向西哈努克打他的首相和国防部长的小报告，无论在情报工作和外交关系上都是犯忌的，说不定会被看成是离间计，干涉内政，借西哈努克的手除掉反华派，甚至可能会把西哈努克推向美国。所以，让一个情报人员出面间接向柬政府通报更稳妥。如果情报是假的，对中共无关痛痒；如果情报是真的，西哈努克挫败了政变，那等于是清除了亲美派；如果西哈努克不信，那么他被推翻暂时会给对南越的援助带来困难，但对于柬埔寨革命并非一件坏事，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也可以连成一片。因此表面上看来难以理解的事，在处理情报和国际关系的特定处境下也可以解释。此外，也不排除中共还有其他渠道向柬埔寨方面通报的可能。

　　无论如何，从周德高的回忆中看，中共在掌握了柬埔寨即将发生政变的情报时没有冒外交风险向西哈努克直接通报，而是做好了西哈努克被推翻的实际准备， 这个战略安排对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后来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从中共推动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个安排是成功的：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并没有强化整个印度支那反共亲美势力独立支撑局面的能力，还是不得不在五年内完全撤兵，让越老柬三国连成一片，整个印度支那革命迅速成功，这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在俄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又一世界历史性胜利。

　　但中共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为这个胜利最终付出代价的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自己：不但越南反美统一战争一结束就完全投向苏联，以中共为敌，而且中共对红色高棉的全力支持从此给自己背上了政治和道义上都无法推卸的责任。

　　周德高披露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苏品被杀对红色高棉的影响。苏品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但这多半是因为他被清洗的缘故。苏品是柬共老战士，参 加过抗法斗争，70年代初时担任柬共第二副总书记，和波尔布特、农谢以及英萨利组成柬共四人常委会。他长期负责柬共在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是实力 派，红色高棉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周德高和苏品早在1971年就在柬共根据地为了中共在柬埔寨从事”华运“的人员问题有过直接接 触，认为他是红色高棉领导人中相对来说比较现实，为人温和，容易接近的一个，在干部战士中威望也很高。

　　柬共进城后，苏品在领导核心中对波尔布特一系列基本政策不满，曾经通过和向越共关系密切的朋友向越共反映，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波尔布特的”胡作非为“。周德高从他的情报网中了解到有关苏品和越共的接触。越共 和柬共就像中共和苏共，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为了历史上的领土问题、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印度支那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有很深的矛盾，”革命“成功后红色高棉 不但在国内政策上更为激进，在”建设共产主义“上要一举超过北越，而且对在柬埔寨实行种族政策，对境内的越南人百般迫害。所以，越共和柬共之间的矛盾的爆 发只是早晚的问题。这种矛盾在柬共与越共各自有国际后台（中共和苏共）的背景下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复杂关系下苏品和越共的接触一旦被波尔布特集团获 知，后果不言而喻。

　　1977年初夏周德高奉召回国，外交部和中调部都要他汇报柬埔寨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周本来就对红色高棉进城后的一系列极左政策不满，于是把苏品对波 尔布特政策的不满和他与越共的联系作为柬共内部对波尔布特基本路线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告诉北京，希望北京能够对波尔布特的极端政策有所干预。

　　谁知他的这种努力的效果适得其反。当时中共国际政策还没有全面转向，还在支持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建立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此时中越两党也已经处于矛盾就要公开爆发的时刻，于是中共外交和情报官员一方面对周德高对红色高棉的批评不满，另一方面却从他的汇报中怀疑苏品成了越共在柬共内部的代理人，担心所谓“亲越派”控制柬共。

　　周德高说在他汇报之后，中共很快邀请苏品访华进行试探，苏品回国后不久就被杀，因此很可能是中共把他提供的苏品和越共有往来的情报通报给波尔布特。 苏品手下的东部大区的干部战士被称为”越南人的头脑，柬埔寨人的身“，受到彻底清洗，数十万人死亡。被派去杀人的是有”屠夫“之称的西南大区领导人塔莫。

　　对苏品的镇压把一部分东部大区的红色高棉部队逼上梁山，由师长韩桑林率领投奔越南，建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跟随越南大军打回柬埔寨。就是这个 被逼出来的政权后来被中共称为”傀儡“和”卖国“政权。和苏品持有相似看法的或受到怀疑的很多党政领导人也被杀，如曾经负责金边地下工作的温威，后来担任民主柬埔寨副总理。

　　从后果来说，对苏品集团的屠杀不但导致红色高棉内部公开分裂，而且大规模的镇压从此一发不可收，这个政权从此由盛转衰。如果北京确实向波尔布特集团通报了苏品的情报，那么等于直接卷入了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


　　红色高棉确实是毛主义信徒

　　1999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之邀，写了一篇题为”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的文章。文章虽然基于英文第二手材料，但却是中文学术界比较早的系统介绍和分析红色高棉的论文，后来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传播和引用。文章在分析红色高棉的性质时说它的目标是要”超过列宁和毛泽东“，”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正是这条道路导致了一场建立在民族大屠杀基础上的社会重构。

　　今天看来，当年前的那个分析还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不足的是还应该明确指出： 红色高棉的本质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号和野蛮措施集中到一点，不过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强制甚至暴力去实现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所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 （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成就、规范和观念 。

　　在国际共运中，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政策在红色高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最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文革中，红色高棉则又把这些”伟大实践“推向极端，最不可思议的是废除家庭，实行配给婚姻，即在”集体生活“基础上由党指定性伴侣。《逐浪湄河》和《我与中共和柬共》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介绍，有助于我们从具体历史发展的角度提高对红色高棉的理论认识。

　　在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中，无论从规模还是后果来看，撤空城市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废除以城市为空间的各种文明制度，意在彻底消灭所谓”旧社会“。

　　作为毛泽东的信徒，红色高棉对城市的废除不过是文革时上山下乡和各种”下放“政策的极端化，而根据这两位作者，这个政策早就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就在”解放区“实行了，还遭到一些华人集中的城镇居民的抵制。波尔布特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对于经过了文革的人来说，他的这句话和当时中共把各种”新生事物“（例如”工人参加管理“和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等等）自我标榜成”伟大创举“和”革命的首创精神“等等如出一辙。

　　红色高棉的主要来源是青年甚至少年农民，通过洗脑，红色高棉成功地在他们心中建立了”乡村-城市“的善恶二元对立，培养起对城市人的仇恨和厌恶，以至于当他们后来和城市人接触多了以后会问对方是不是吃人不吐骨头，是不是什么活都不干吃饭还要人喂等等离奇的问题。

　　但意识形态之外，废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它是红色高棉经济大跃进的一部分，因为在红色高棉看来，城市人只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而对他 们的强迫劳动可以增加生产（这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在卡斯特罗看来城市人都是好逸恶劳，都应该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个红色高棉干部这样对被驱赶下乡的城市居民说 “把城市人口迁到山区去，发展山区经济，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法国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们才有办法做到。你们想想，如果整个山区发展起来，我们柬埔寨的米粮、生果以及山区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放开肚子吃饭吧！”

　　这些话其实也是中共大跃进口号的翻版。

　　红色高棉敌视城市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因素是它长期活动在边远乡村，不但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对城市生活非常隔膜，整个干部队伍的中上层 （除最高领导集团核心是留法学生） 都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水准和平均年龄极低，因此不要说有效管理一个城市，就是维持日常运作都让他们望而生畏。这两本书都提到在红色高棉队伍中对城市的敌视（意识形态立 场）和畏惧（毫无知识和经验）是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干脆废除而不是学习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不但成了方便的、而且或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红色高棉的这个历史处境在国际共运中并非个例，但在程度上是最极端的。接收、改造和管理城市曾经是中共1949年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进城赶考”的心态中未必没 有和红色高棉类似的对城市的恐惧，但中共不但早就有“坐江山”的心理准备，而且在自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和城市的联系。

　　和对城市的厌恶和敌意相联系的是反智主义，在这方面红色高棉有它自己版本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哲学和痞子话语。常修文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老干部”在对城市人的思想和劳动改造动员大会上讲话的情景：

　　当这个老干部带着一把锄头走上改造大会的讲台时，下边的听众开始都有些不解。老干部说“在新社 会里，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有没有真正的本领，不再根据你有什么学历，什么文凭，什么头衔。什么博士、硕士，见他妈的鬼去吧！以后是根据这个”，他拍着 锄头说，“今后再不需要什么中学、大学，他们培养出来的是一大群饭桶，耕起田来，比得上我们农民吗？我们不需要城市，城市里的人都是些妓女、强盗、剥削 者。城市的马路能种谷子吗？我们今后，是英雄，是好汉，就看你从锄头底下，生产出多少粮食来评比。”红色高棉要让城市人都脱胎换骨，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信 念，建立起对锄头和肌肉的崇拜。常修文说，经过这么一番“教育”，下边听的人对那把锄头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种语言和场景，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来说 实在是太熟悉了。

　　除了这些和中共以及文革特别相关的内容，这两本书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推荐，尤其是对“解放”以前的柬埔寨（以及南越）社会情况的描绘。这两个国家都是 鱼米之乡，在旧政权下即使久经战乱，老百姓仍然基本不愁吃穿，政府机构虽然有昏聩之处，但对小民百姓并不苛刻，虽说不上是太平盛世，但日子很好过。

　　最让人吃惊的是常修文说“金边市即使在‘解放’的前一天，自来水依然正常供应，市场和商店里的商品，依然很充足，货币依然可以流通。”这哪里象是一个久经战乱暗无天日等待被“解放”的“旧社会”？

　　在 对殖民统治的描绘上，读者也不难看到很多被“革命”话语刻意遮蔽的历史。除了对民间社会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容忍，殖民政府在管理上的效率和廉洁确有值得称道之处。例如常修文说，森林业是柬埔寨的生财之道，法国在柬埔寨的森林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珍贵木材，每棵大树都有专门编号和记录，如要砍伐必须经过很多手续，砍下后还要经过验证，无人能通过送礼走后门来砍伐。但独立后这个制度很快就在贪污受贿下名存实亡。这些细节，对于消解“革命”话语、了解真正的历史常常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红色高棉的历史了解得越多，人们就越会发现这个给自己民族带来空前绝后灾难的政权，不但其思想和政策和“毛泽东思想”有继承关系，而且其实际发展又直接在中共的东南亚政策影响下。周德高和常修文的亲身经历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红色高棉的历史，也就是研究中国当代史。

　　程映虹，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