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下）

　　康生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要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等地进行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周恩来当即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西安的造反派揪斗习仲勋。并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于1968年1月3日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变相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也保证了他的安全。

　　在北京卫戍区，习仲勋被关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每天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两次转圈散步，锻炼身体。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1。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即使在被关押、挨斗的时候，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恪守人格和良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假话，更不为了减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乱“咬”他人。使群众对他从心里佩服。

　　1975年，由于有过去康生主持的审查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拖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考虑，在“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北京随时会再次受到迫害。经慎重考虑，周恩来于1975年春亲自过问，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将习仲勋再次下放到洛阳。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夫妇二人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解除“监护”，有了工作，能够看书看报，习仲勋的心情好多了。更让他舒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从群众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在此期间，习仲勋特别爱和普通群众来往，交了许多基层的群众朋友。长达八年的关押，使习仲勋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早起床，走到城郊，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几个农民朋友说笑谈天，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齐心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说：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习仲勋虽然两次被贬逐洛阳，其间还被拉到西安和陕北批斗，饱受磨难，但他并不消沉、悲观，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夫人、子女无辜受到株连

　　在习仲勋遭受审查和迫害的日子里，夫人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河北高阳人，1926年出生。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她在绥德与习仲勋相识，次年结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丈夫遭受诬陷和迫害的艰难岁月，她始终坚贞不渝，与习仲勋风雨相伴，患难与共，坚信阴霾终将过去，正义必然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遭受审查，仅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就近7年。他们的两个女儿桥桥、安安已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大儿子近平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插队，小儿子远平随齐心一起来到了黄泛区农场，在农场初中上学。在普及高中时，远平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1970年“整党”时，“五七干校”的造反派以齐心是“黑帮家属”，“不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由，要求齐心退党。但是，齐心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仍坚持每月按时交纳党费。

　　1972年冬，在干校的齐心从姐姐来信中得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请求干校领导批准自己回京探亲。这样，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齐心姐姐家中团聚。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和习仲勋见面。齐心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一、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二、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三、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对来信作出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久，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当习仲勋见到齐心和孩子们时激动得流了泪，连说道：“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作为孩子的生父，习仲勋竟然一时分不清女儿桥桥和安安，更认不清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近平和远平！

　　习近平也深受株连之苦。据新华社报道：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

　　要知道，1962年，习近平才9岁，一个理应天真烂漫、充满童趣小学生，竟因父亲的冤案饱受歧视，“文革”中又“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一人蒙冤、全家受难，当时的株连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知情者忆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的7年插队生活》披露，1969年初，不满16周岁的习近平作为下放知青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与习近平一起来的大多知青也都参军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习近平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继续劳动，此时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北京卫戍军区被监护。

　　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武辉和习近平一起去县里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和背景是关键，要根正苗红。为此，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那一年，除了习近平，其余一起来梁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在《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一文中，习近平写道：“那是一段非常孤独的时期”。


　　据王宪平回忆，因为家庭背景，习近平入团、入党、当上村支书，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入党。”习近平先后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认为他没有划清界限。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就这样，一直拖到1974年1月，习近平终于入了党。

　　后来，习近平在回忆知青岁月的自述中说：“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习近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公平正直、有胆有识、敢于担当的县委书记申昜。如果县委书记是一个信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乃至极左的人物，习近平仍然会继续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在极左泛滥的年代，像习近平那样满腔热血、出类拔萃者，仅仅因为所谓的“家庭成分”、“父母历史”等问题被打入另册，在政治上将其扼杀于人生的起步之时，以致默默以殁的有为青年不知凡几！


　　艰难曲折的平反之路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习仲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希望。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但他躺在病床上仍一直牵挂着习仲勋。在一些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多次问起习仲勋的近况。由于有周恩来的关心和嘱咐，后来，叶剑英、胡耀邦、王震等人对习仲勋问题的解决都出了大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三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6年 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1978年初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胡耀邦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

　　叶剑英会见齐心时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感到欣慰，预感自己的冤案平反有望了。

　　胡耀邦不能看到自己的同志蒙冤，他对平反冤假错案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胡耀邦果断地启动重新审理习仲勋冤案的程序。在审理期间，经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建议，先让习仲勋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同志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习仲勋游览了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再次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

　　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年4月，习仲勋正式恢复了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主政广东，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9］53号文件，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