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

胡适用白话文写“抗战第一碑”:历史真相谁掩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市里西面的一所学校读初中,离学校不远有一处衰败的花园,里面种着许多杏树。一到春天的时候满园都是盛开的杏花煞是好看,在塞北沙尘扑面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很惊讶那里怎么会有如此好看的风景,那一颗颗杏树哪里来的活力,将朵朵红白相间的小花开满树梢,供人们观赏和采摘。

    在花园的中央有一座破败的纪念塔,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了,北面不远处还有一间类似寺庙的建筑可惜已经塌毁了,在乱草丛中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在学校堆放杂物库房的角落里我们偶尔找到很多长条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很工整的写着人名,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只听说是文革中我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弄来的。

    好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公园重修了,我去了一趟看到了修葺一新的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细看碑文介绍居然是纪念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我当时惊讶的叫出声来,什么?什么?国民党军队也打日本人?怎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茫然四顾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后来我慢慢的知道,那个纪念碑下面埋葬的是傅作义指挥的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官兵,写名字的小木牌是阵亡将士的灵牌,那座被推倒的建筑是祭祀的灵堂,文革中他们惨遭毁坏,英烈的遗骸被仍的到处都有,后有好心人偷偷的搜罗起好几麻袋悄悄掩埋。而灵牌被造反派当战利品搜缴回学校。唯有那满园的杏树年年挂满粉白色的小花,默默的祭奠那段被掩盖和遗忘的历史。

    这座由胡适先生用白话文书写碑文的纪念碑,就是被当时人们称为的“抗战第一碑”。

  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率部在北平以北的怀柔牛栏山与日军的西义一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日最后一场血战。重创敌军,367名中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后因《塘沽协定》草签,傅部被迫撤退。五十九军复员绥远后,傅作义当年10月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修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并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203位将士的遗骸运回绥远,安葬于此。1934年春公墓即将竣工之际,傅作义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他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撰写碑文。他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壮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在怀柔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既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壮烈事迹所震撼,也为爱兵如子的傅将军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欣然命笔,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碑文,并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颇负盛名的钱玄同书丹。对于此事,《胡适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廿三.五.五

  假期。
  试写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涂改甚苦,终不能满意。

  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长城抗战的失利后傅部第五十九军在北平怀柔阻击日军“最后有力光荣的一战”的经过,深情作铭歌颂抗日阵亡将士: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4年8月,胡适将碑文交《学文》月刊影印发表时特意写了《后记》,其中提到:“碑版文字用白话,这未必是第一次;但白话的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写刻,恐怕这是第一次。”在这第一篇白话碑文中我们也能看到胡适的思想的影子,虽然是记叙碑文,但他在叙述中敢于用诸如“城下之盟”、“国耻”一类表示愤慨的尖锐词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他那“差不多不用涂改”的4句铭文中对烈士热情歌颂和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反映出胡适在外敌入侵时所表现的深切的爱国情怀。

  1946年曾有人请教胡适“您本身就是中国一位书法大家,为什么这个碑你没有亲自写呢?”胡适回答说:“为烈士们写一个碑文我还能胜任,但是用来刻碑的话,我的字就不够分量了,唯钱玄同先生的字才可胜此任。”

  胡适用白话文书写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事很快为全国军民所知,成为一时盛事。

  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地区,并且蛮横地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睦邻敦交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随后,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打电报给傅作义,要求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志,尤其是阵亡将士公墓。傅作义不得已,将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改成“长城”二字,胡适所撰碑文则被蒙上一层沙石,另刻“精灵在兹”4个大字。全国各地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语句,一一迁毁。

  1935年7月,胡适携次子思杜和金什藩、金建午父子、任叔永、陈衡哲夫妇,在平绥路局沈立孙和总工程师金旬卿的陪同下,作平绥路全线旅行。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平绥路沿线旅行杂记》。不过胡适在这篇洋溢赞美之情的文章中却对他此行的目的地绥远着墨却不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胡适一行到达绥远时,正值他倾注一片深情的白话文碑遭受厄运。尽管绥远主席傅作义给予胡适这位文化名人以极高礼遇,但胡适的心情并不舒畅。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到车上,同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

  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识,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下林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当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魂连最起码的悲悼之情都不能允许表达的时候,对于胡适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爱国文人来说是何等堪悲之事!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著名的《良友》画报当月以封二整版刊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拓片,《北洋画报》、《申报》、《大公报》等许多著名报刊也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这座塞外名碑。无声地抗议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压制爱国运动的反动政策。

  从此,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这座由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珠联璧合而作的白话文第一碑,借重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的威名,名扬海内,成为那个年代荒凉僻远的塞外一处清新的人文景观,这里留下了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陈诚、刘半农、傅斯年、徐悲鸿、冰心、梅贻宝、朱自清、傅增湘等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奔赴绥远瞻仰凭吊。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百灵庙战役”中全歼日本守敌,为怀柔战役中牺牲的367个兄弟报了血仇。得胜之师回来以后,傅作义下令把覆盖碑文的砂石凿开,并把字重新用黑漆描过,埋藏了近一年的碑文重见天日。埋葬着几百个爱国英魂的墓碑,终于又巍然屹立在大青山前。

  日本人占领绥远后没有破坏这个纪念碑,大和民族精神里推崇和尊重为国战死的英灵,他们有靖国神社。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忘,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难怪胡适要提醒我们: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本人展开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其中21名上将、73名中将、167名少将喋血殒身,往复冲杀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绝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视死如归者14人。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几近覆没……这就是被掩盖了30多年的历史,至今依然是雾里看花。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碑文时,上面的史实把我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的新中国少年震惊的合不拢嘴,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景象,那一刻如果有警察在场我会报案,是反革命分子在造谣!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是一路人,怎么历史突然颠覆了?我茫然四顾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谁掩盖了历史真相?

李振平,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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