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1）

《新史記》康正果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毛澤東

一

此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這位揚言要“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書生，當時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他從小對自己便有很高的期許，只可惜讓父親耽誤到十七歲始獲准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自然就成了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以致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門功課上全面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注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志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就是指這種彆扭的狀況。

但就整段的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毛澤東自打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只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他説來說去，所要闡述的只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余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注2）】


毛澤東寫在課本《倫理學原理》（泡爾生著）上的批註。

這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顯而易見，實在不值得費口舌一駁。但其中所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面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認爲價值序列上的“高”必須拉低，而“低”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的“不斷革命”事業，所搞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戲。

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只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志，即在所詠之物的特性中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通常多會與他所詠的物發生對應的關聯。這就是說，你是什麽人，便會詠什麽物；你有什麽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麽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注3）在古典詩詞譜系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儘管如此，就連詠嘆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對應物，毛澤東也沒能拿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的做法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難想象，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毛病。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爲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關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注4）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説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敍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閲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即耽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五個字，便完成其“奪胎換骨”的轉化。先入爲主的熏染中，那種放誕粗豪的詩風潛移默化，對他的詩詞根柢自然產生了可想而知的影響。

通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不免顯出裝腔作勢的模樣。你看它盤踞的那池塘，蔭庇的那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麽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裏，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孩子氣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會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志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系淵源。（注5）“詩者，志之所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劣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説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抛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注6）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麽說，一個17歲的高小生那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内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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