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直言：宇宙間可尊者、可服從者惟我也！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4）

《新史記》康正果

按照以賽亞·柏林的描述，“康德一再強調，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就在於，人能道德自控，而非受制於機體的他控，須知人的身體乃受制於自然法則，而非聽命他内在的自我。”因此，康德很重視“人的自控能力，即他的自願遵從其理性選擇的目標之能力。”在他看來，自我必須被“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因爲，“人若受制於支配物質世界的法則，‘自由便無從得救’，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柏林進而指出，與康德的論述不同，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一大批思想家卻持自然神化的論調，他們“傾向於視自然為神聖的和諧，一有機的或製作精美的宏偉整體，此精致的裝制不管為天工巧設，還是無始無終的存在，都是人不可須臾偏離的樣板。”這種被柏林稱之爲“浪漫主義意志之禮贊”的思潮，包括“人即神（a person God）、意志之自由等概念”，（注20）在西潮洶湧的“五四”前後，對新派讀書人或多或少都有所影響。就毛澤東那種蛙式的自鳴得意心理，又喜歡反社會草莽人士言論的個性來説，自然神化的論調正可謂投其所好，給他那不甘受“天理”調控的“人欲”注入了鷂子翻身的動力。

毛澤東的“自然人性論”與康德所說的“道德自控”正好相反，他不是把自我提高到自然需求之上，而是從“吾人”乃“自然”之一部分的出發點展開論述，更進而把“吾人”對“自然”的規定轉換成“自然”透過“吾人”的自我規定。這樣一來，個人的“自由意志”便有了源於“自然”的根據，在康德語境中人必須擺脫的支配物質世界之法則，卻被毛作爲“自然之衝動”提升到“天命”的地位。毛所說的“自然衝動”之出發點即通常所說的“食色性也”。他認爲，“蓋衝動既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發達者。自然者，真也，實在也……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發達，皆根於自然之衝動。”毛因此斷然肯定說：“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他甚至說：“人類者，獸格、人格並備。”按這樣的推理推下去，人與天道的“道德”聯繫——按照劉文的剖析——便被置換成了生物性内容的“自然”。毛的推論到此仍不罷休，他進而更加拔高他所執著的“自然衝動”，繼續推論說：“蓋意志本原於衝動，意志中之良心何獨不然。良心既亦本原於衝動，在理本應與衝動一致。……要之，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係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毛最終推出了“自然衝動”與“意志”和“良心”同一的結論。通常所說的良心，按毛的理解，只不過是調節“自然衝動”的策略，它的作用是使食與色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滿足，可視之爲更高一級的衝動。“人欲”於是乎幾被等同於“天理”，特別是像毛這樣自詡為“豪傑之士”的人物，其“自然之衝動”即為其“得於天之本性”。至於“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此純出其自計，決非服從外來之道德律，與夫所謂義務感情也。”（注21）毛這些武斷的言論儼然擺出和尚打傘的架勢，其無法無天的衝動已在行文中冒出尖銳的犄角。人的本質若按照毛澤東的“對立面等同論”這樣簡化下去，乾脆就可以說“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以及“我即人，人即我”了，一切的一切，都由我決定，都惟我是從。


毛澤東年輕時抄錄屈原《離騷》。

這裡的“我”已擴張成一個大我，不但可代表人類與“自然”同一，而且從遵循“天命”的修德養性實踐——即所謂“道德自控”——中徹底解脫出來，高居“天命”之上，可隨意發出改造世界的壯舉。毛於是噴出以下的狂言：

【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於神之命令，而後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隸之心理也。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宇宙間各物之活動，各物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無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注22）】

毛這種自我擴張的叫囂與郭沫若那首《天狗》（寫於1920年）的詩歌狂吠可謂一前一後，遙相呼應。郭沫若當時的自我衝動如爐中煤一般燃燒，滿腔毀滅舊世界，創造新社會的熱望。其詩曰：“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個“我便是我”的存在又該當何解呢？該我業已吞掉一切，就只剩下吞噬自己以延續其存在，成了一個向自身内部塌陷的人格黑洞。從某種程度上說，《天狗》的最後一句——“我的我要爆了”——可謂諷刺地預示了毛臨終時“吹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可悲下場。在對郭沫若此詩所作的分析中，顧彬（Wolfgang Kubin）把詩人的自我膨脹稱爲從“神的顯靈”向“自我的顯靈”之過渡，並對此一現代性的症候予以深入的診斷。他說這不再“是從宗教向世俗化態度的簡單轉移，而是新觀念利用了舊傳統的象徵之物，由此使自己成為了一種新宗教。”“人們不再以宗教行動或者通過聖賢之教獲得某種幫助他拓展自身能力的東西，而是認爲一切都歸功於自己。……這裡發生的一切可叫做‘崇高的轉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傳統，崇高的首先是個人，然後是集體，尤其是國家。”“這種致力於創新的精神向法西斯和社會主義思想都敞開了懷抱，在領袖崇拜中被推向高峰。”（注23）就顧彬的診斷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毛澤東極端唯我的意識就是郭沫若筆下的“天狗”。那時候郭詩人和毛哲人並不相識，他二人雖虎踞在各自的池塘内引吭獨鳴，卻已異口同聲地發出了互相縱容的“鼓吹”。難怪後來郭已活到被尊稱爲“郭老”的那一大把年紀，竟以甘當孫子的口氣向毛獻上“偉大領袖比爺親”那樣肉麻的詩句。“崇高的轉移”最終並沒轉移出任何真正崇高的東西，全都墮入了“極卑”的泥坑。（《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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