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他守住自己著作的底线:专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内地出版,经历审查、删节、妥协,但傅高义守住底线,出版方顶著风险,在作者和审查部门之间作出平衡。方励之、王丹等人的批评也意外帮了忙。


这部《邓小平时代》能在中国内地出版,无疑是中共党史、中国出版史的重大突破。对此,作者傅高义说,出版此书确实不容易,最初判断几乎不可能。审查,删节,讨论,恢复,争辩,妥协,讨价还价……但他始终守住那条底线,什么可以删除,什么绝对不能删除,哪里可以改动,哪里绝对不能改动。一月二十一日,在香港沙田凯悦酒店,他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八十二岁的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一九七九年他撰写的《日本第一》曾激起反响。他说一口流利中文,在哈佛大学,他享有“中国先生”称誉。《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为什么先选择香港推出,如何部署中国内地版问世,他稳步推进,显得睿智。他品性随和,做一件再小的事,都认真而求完美。他给四个记者每人送的书的扉页,都用中英文一笔一划写下记者名字,又签下他的名字。

你最初对出中国内地版信心如何?

北京出版这部书,确实不容易。能不能出大陆版,三联书店有丰富经验作判断,他们也能掌握一个度,哪个章节、哪个词可能过不了当局审查关。我原本与三联书店有共识,出版之前,我要看最后审查版本,他们删掉了什么,绝不能加上什么,出版的大陆版没有一句不是我的话。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李克强新领导班子已经明确要继续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路。习近平履新总书记后,就去邓小平九二年南巡的深圳考察。或许当局认为我的这部书有助推动习李施展新政。这只是我的一种估测。

这本书一月十八日出版,距离中共十八大才两个多月,这期间审查、出版的运作根本来不及,应该是十八大之前当局就拍板了,怎么理解这部书的出版和十八大的关系呢?

我理解你问的意思。中共十八大要走什么路,应该是早就决定的。十八大的文件、十八大上讲话,都经过反覆酝酿和讨论,在十八大筹备过程中,基本战略和政策,书稿的审查部门是清楚的,出版方也是可以感觉到的。这部书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繁体、简体版出版后,方励之、王丹等人对书的批评很厉害,这倒帮了忙,北京当局看到他们反对,那出这部书问题不大。当然他们批评我,我不一定会高兴,但我早有思想准备,写邓小平的这部书肯定会有人批评。国外很多人批评邓小平,我的书说他对中国进步和发展作用很大。我的美国朋友可能说,傅高义也太讨好中共领导人了,有批评,有反响,我很高兴。我花了这么多功夫,去了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对你这本书的批评,认为你做了一种妥协,难听点的话是“投降”,向中共“投降”了,你怎么解释你的想法?

我的一些朋友,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不一致的、政见不完全相同的美国人,比方说林培瑞、黎安友等。但他们没有说我“投降”什么的。只是一些记者,特别是当年在北京经历六四事件的一些记者,认为邓小平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他们并没有读我的这本书,看到我写这么厚的书,是关于邓小平的,没看书就先知道我如何评价邓小平,于是写文章批评。我已经老了,有很多经验了,遭遇批评和误解,是很自然的事,我不会耗时间生气。

让人好奇的是,当局对这本书的审查过程,你和出版社是如何“讨价还价”的,他们要删除什么,你坚持要保留什么?

是不出版,还是让他们作些许删改后出版,那是我选择的权利。虽然有经我认可的删节,但能让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读到此书,那是好事。当然他们要删除什么,我是有底线的。我们有个约定,我要看到最后删改的版本。不符合我的底线的话,我随时撤回稿子,放弃出版。这一点,我很强硬,也给了出版社压力,以此争取获得最大空间。听说,出版方顶著风险,作了极大努力,在作者和审查部门之间作出平衡,往往要受“夹板气”。

你能举例说明吗?

比方说,大跃进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方开始完全删除了,我希望它们保留,所以我说“有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时期死了四千万人。后来审查部门拍板通过了。这是我坚持和争取的结果。还有关于六四事件那部分,主体框架基本保留,历史事实的梗概基本保留,这很不容易。这是巨大突破,也是我的底线。党内领导人的斗争部分,审查部门要求淡化,但我的底线是肯定要保留,保留多少,保留什么可以谈,至少要让读者看明白,对某件事,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了解当时的事件背景。比如邓小平与陈云,我的确觉得陈云是很能干的,贡献很大,我对陈云的看法比别的外国人看得比较正面,但他的一些看法与邓小平不完全一致,我要让读者了解他们两个人不同看法的依据是什么。

删除比较多的是哪些部分?

是在英文版和香港版最后那一部分“邓时代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历史性的资料,对每个人作微型评传,胡耀邦是谁、赵紫阳是谁、习仲勋是谁,这些都删掉了。出版社的理由是,大陆读者都了解他们,我有我的想法,不只是某某人做过什么,我估计敏感的东西多,但我还是让步了。但在英文版里,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美国读者并不太了解某某人是谁,就可以在这一部分内容里了解,对大陆读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并非那么重要。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中大出版社?

我有个战略,那本书应该先在香港出版,因为香港享有出版自由,能完全按照我写的出版,先出香港版,如果后出的大陆版与香港版差距太大,大陆方面会有压力。当然差距太大,也会有很多人批评我。先在香港出版。当时我考虑过三家出版社,明镜出版社、港大出版社,还有是中大出版社。我咨询过很多美国和香港的朋友,最后选择了中大。中文大学的熊景明、Ann Huss、哈佛大学图书馆的Nancy Hearst等朋友都竭力推荐甘琦,认为她可靠、认真,也了解大陆情况,在大陆朋友多,当时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在大陆出版,要是能出版的话,她可以当我的顾问,帮助我选哪个大陆出版社。甘琦一直在琢磨,不出大陆版实在可惜,值得努力试一试,不试会成为终身憾事。中大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林颖率领的年轻而认真的团队。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正确。

听说你会捐赠大陆简体版版税?

捐赠给我的母校。Ohio Wesleyan University(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我在美国中西部的小镇长大,小镇有一所大学,爸爸觉得我当时太年轻,不要去别的地方念本科,于是我上了那个大学,我十九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小大学水准还不错。我希望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我不是富人,但我对生活要求不多,有饭吃,有车,比小康还好一点。把版税捐给大学,家人都非常高兴。

版税能拿多少?

据说首版估计有几十万美元,目前只是税务问题要解决。

接下去你准备写什么书吗?

这样厚的书不会再写了,我已经八十二岁了,这部书花了十年,每天平均十个小时的工作,很努力,没有玩兴,没陪妻子旅行,我不会再写了,妻子也肯定不批准我写。我想一年之内,做些与这本书有关的事,在大陆各地演讲,在美国、欧洲继续演讲,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卖书,可以一起讨论问题,这很重要,也是学习。我想三月中到四月底会在大陆演讲,三联的朋友会安排,比如广东深圳,还有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济南、西安、沈阳、大连那些地方。

你最近会思考什么课题?

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差了,考虑自己的能力,我在哈佛大学曾经教的课是研究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年怎么腾飞的,后来发展的过程如何。如今,这些地区的发展步伐减慢了,经济增长缓慢了,我想用两三年时间研究,写一本小书。(实习生陈珣参与采访录音整理)

江迅,《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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